泰国十日谈-一个上海知青在缅泰的奇遇 作者: 吴越-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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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确有一批地痞流氓入了党篡了权，为非作歹，为
所欲为。在这些人的影响之下，流毒至今。现在大陆社会的治安状况不太好，带有
黑社会性质的流氓盗窃集团、抢劫集团、贩卖儿童妇女集团、走私集团、贩毒集团、
卖淫集团等等，都出现了。这些集团，实质上都是‘文革’期间‘革命造反派’无
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无政府主义流毒所影响所造成的。说他们的总根源就在江青身
上，是江青之类培养、扶植起来的，绝不为过。不过今天的中国政府有信心有决心
把这些黑社会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走弯路、走错路都
是难免的，关键在于是否敢正视，肯改正。对于这样一个国家，如果有机会，你更
应该好好儿去考察一番呢！”
“吴先生亲身经历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受过大苦，体会当然很深刻。”
昭维把话接过去说。“其实，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危害，不但使中国的历史发展
倒退了几十年，在东南亚的流毒，也使许多和平居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远的不
说，1970年3 月，柬埔寨的朗诺集团趁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不在国内，发动了武
装政变。苏联领导人得知这一消息，却封锁了不发表，直到西哈努克上飞机飞赴中
国之前的几分钟，柯西金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为的是苏联政府可以避免承担柬
埔寨流亡政府住在苏联，要负担庞大的开支。结果这笔开支落到了中国人民头上。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养活了柬埔寨流亡政府的大批官员，一方面又培养了像布尔布特
这样的杀人魔王。布尔布特在中国留学，完全学会了‘文化大革命’中最‘左’最
凶最残酷的斗争形式，在柬埔寨所进行的‘革命’，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要
凶残万分。要说中国共产党被江青、康生篡权之后曾经蜕化变质，那布尔布特领导
的共产党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帮黑社会的封建残余。他们完全不顾共产主义必须
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一前提之下，也学中国大陆的‘穷共产’，左到
连货币都取消，人民生活、生产完全‘集体化’，吃大锅饭，阶级斗争搞得比中国
大陆还厉害。凡是开过小店铺的小业主，都算资产阶级，一律没收全部财产，全家
遣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那一段时间，柬埔寨有多少人死于沟壑，又有多少人逃亡
国外呀！泰柬边境一带，到处都是一无所有的柬埔寨难民，扶老携幼，一路上靠乞
讨活命。您不妨到曼谷的红灯区去看一看，有多少柬埔寨姑娘，不是在那个时候流
亡到泰国来的呀！我不是研究政治的，不懂得太多的政治理论，不过也曾经听说过
共产主义是为多数人谋福利的，共产党人是只有在彻底解放了全人类以后，最后才
能解放自己的。如果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国多数人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
极少数几个人可以作威作福，为所欲为，这样的‘革命’，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
也肯定不可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与拥护。这不是，布尔布特政权终于成了昙花一
现的短命政权，柬埔寨的老百姓，最终还是拥护佛教徒的西哈努克嘛。”
“是啊。”吴永刚很感慨地接着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产主义革命
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所必然要爆发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遗憾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偏偏发生在封建社会末期的俄国，而中国更
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两个国家中的人，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人
在内，头脑中的封建主义思想还十分浓厚。有许多做法，尽管标榜的是社会主义，
实际上其实质却是封建主义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看就是封建主义加法西
斯主义所产的畸形儿。这些国家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带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的损失也就越大。……”
说到这里，坐在昭维左侧的一个中年男子接口说：
“你们中国，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执政党，国家是统一的，有几百万强大的
军队，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国民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总算在最最紧急的节骨眼儿上来一个急刹车，终止了运动，挽救了国家人民，也挽
救了政党。吴先生既然是从云南逃出来的，云南的国境线紧挨着缅甸，是不是听说
过还没有取得执政党地位的缅甸共产党也学习中国的做法，在他们的根据地发动了
一场‘文化大革命’，最终导致整个根据地、整个政党都覆灭的故事？”
吴永刚苦笑一声说：
“1950年以后，从云南偷越国境到缅甸、泰国、老挝的人很多，有说好几万的，
也有说好几十万的。这些人，有的是历次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
的人，在中国大陆无法生活下去才不得不冒死外逃的，我当然属于冒死外逃的那一
类。有的人是受到当时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思潮的鼓动，到缅甸、老
挝这些国家去参加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去与政府军作战，去参与‘解放全人类
运动’的。这些人当然都是干部或者工人子弟。当时的知青虽然读书不多，也无书
可读，不过却奇怪地流传着许多手抄本。大都是小说，甚至是黄色的小说。但其中
也有一本叫做《格瓦纳①日记》的，被许多人传抄或者印成油印本流传。这是一本
颇具煽动力的书，鼓动青年学生参与游击战，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求得全人
类的解放，最终求得自己的解放。插队知青中，有许多人在当红卫兵期间就是叱吒
风云的‘小闯将’，自称革命立场坚定，还自以为具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和指挥作战
才能，有的还曾经在打砸抢和武斗中大显身手过。曾几何时，他们的威风没有了，
却被打发到边疆来‘修理地球’，精神状态本来就很不平衡。他们完全相信只要让
他参与革命，就一定能够成长为革命领袖。只可惜，刚当了几天红卫兵，还没真正
上战场打仗呢，就偃旗息鼓了。因此他们对格瓦纳所说的话特别听得进去。再加上
边境对面就是缅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根据地，于是就成群结队地越过边界投奔缅共了。
只是缅共打了几年游击战，没成什么气候，根据地越打越小，最后连政党也消失了。
那些梦想当革命领袖的知青没有当上将军，有的流落在他乡，有的连命也搭上了。
我离开云南以后，没再听说他们的消息。听您刚才所说，似乎缅共的灭亡，也是因
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所致。如果您知道一些缅共之所以灭亡的原因，能不能跟
我说说，让我也好印证一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呢？”
① 格瓦纳──全名为埃内斯托·切·格瓦纳·塞尔纳（1928…1976 ），古巴
革命领导人之一，“游击中心论”的创始人，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的一个庄园主家
庭。1946年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学习。1951年曾游历南美各国，1953年获
医学博士学位。1954年赴墨西哥，参加“7 ·26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巴蒂斯
塔独裁统治的古巴革命组织），并在墨西哥城附近接受游击战争的军事训练。1957
年5 月，任古巴革命军第二纵队司令，率领古巴远征军攻占乌维罗兵营。革命胜利
后，历任全国工业部主任、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和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1962…1965
年，任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全国领导委员会书记处成员。1965年4 月，辞去党内外一
切职务，并放弃古巴国籍，专门从事“国籍共产主义革命”，先到非洲，后入玻利
维亚，建立“游击中心”组织，进行武装活动。1967年10月，被玻利维亚政府俘获
并杀害。著作有：《游击战》、《古巴：是历史上的例外，还是反殖民斗争的先锋》、
《游击战：一种手段》和《切·格瓦纳在玻利维亚的日记》等。
那个中年人笑了笑说：
“关于缅共的事情，从前在缅甸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很容易引起当局的注意。
加上各种传说很多，莫衷一是，也无所适从，谈论无非瞎说一气。好在第一现在缅
共已经不存在了，第二咱们今天是在泰北的旅途上，不在缅甸国内，即便谈得不妥
当，缅甸当局也鞭长莫及，何况咱们来自天南地北，今天有缘同坐一车，什么话说
说都没关系，明天各自东西，就再也没有重逢的机会了。吴先生既然对这个问题感
兴趣，正好在下多少也知道一些缅共当时的情况，就让我来姑妄言之，吴先生也姑
妄听之吧。……”
第五个故事：缅共的“文化大革命”
缅甸共产党成立于1938年，是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搞武装夺取政权的东南亚政
党之一。到了1968年，已经占有游击根据地9 块。这时候缅共进一步学习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在党内发起清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自己人杀自己人，元
气大伤，导致革命力量的削弱，加上贪污腐化盛行，还在连阶级都还没有分化的少
数民族地区搞阶级斗争，最终走上了政党和武装力量全部消亡的结局。
我是缅北山区的泰族人，早年间跟随进出山区的马帮做过一些小生意，对缅共
的根据地多少有一些了解。缅共解体以后，仰光一家报馆的一个记者，本来就跟我
比较熟识，一定要我给他当向导，到缅北山区缅共原先的根据地去采访，前后在山
里转了好几个月，访问了许多当时缅共各种活动的亲历者和目击者。我在一旁听着，
渐渐地使我对缅共以前的活动也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比较深刻的印象。这些采访
的报道发表以后，大家都说写得很好，立场比较客观，于是修订以后又出了单行本，
书名叫做《血染的乌托邦》。我的这个记者朋友说我当向导有功，也送了一本给我。
我看了以后，对缅共当年的所作所为，就了解得更加有系统了。
我讲的这些事情，大都是从我那朋友的书中趸来的。除此之外，还有一本书，
书名叫做《德钦丹东的末日》，是刺杀缅共领袖德钦丹东主席的耶博苗和原缅共中
央办公厅主任巴克两人合写的。这部书虽然不如《血染的乌托邦》那样客观，写得
倒是更加详细，厚得像一块砖头。如果吴先生有兴趣，最好还是买一本来看看。不
过是缅文的，仰光的书店里都有得卖。这本书的封面比较特别，一片漆黑的底色上
只有书名是黄的，右下角还有几滴鲜红的血，十分醒目，在书堆中一眼就能找到。
缅甸共产党成立于1938年。当时的缅共主席德钦丹东在仰光开了一家书店，叫
做“红龙书社”，主要从事的是共产主义宣传和抗日活动，夺取政权的事情还没有
提到工作日程上来。十年之后，也就是1948年，当时缅甸正在酝酿独立，各方面的
政治力量都在争取当执政党，缅共当然也想插一手。于是德钦丹东提出了一个“面
向东方，学习毛泽东思想，走中国的革命道路”的口号，开始在边远山区开辟革命
根据地，采取的也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路线。
当时东南亚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组织，都派人到北京去学习革命理论和游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