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新书评(2004～2005)-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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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执信虽然也是康熙时期的诗人，但实际上比渔洋小一辈，他的创作活动一直延续到乾隆初期。王、赵之间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类似于钱跟王的关系。事实上蒋寅正是在比较和对照中来论述这两组关系的。与钱、王相比，王、赵交往时间要长得多，且没有那么平和，渔洋生前二人就发生了抵牾，赵执信对渔洋的指斥又一直延续到渔洋去世后，于是成为诗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后代对此评价不一。一切结论都要在史实的根据上得出，蒋寅《诗坛》一书中的“王渔洋与赵秋谷”一章正是在全面收集二人交往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他的结论是：“王赵交恶的起因主要在于秋谷轻狂狷急的个性，诗学主张的差异尚是次要因素。”这与学界一般的看法不同。实际情况足：康熙二十三年王渔洋出于激赏赵秋谷《铜鼓诗》的动机，欲编刻赵与冯廷酬唱之作为《二妙集》，赵以为王欲罗其为门下；傲然拒绝。与此同时，赵又私淑已故虞山冯班为师，冯与王的论诗主张有相当之不同。本来论诗主张不同，并不一定导致交恶，但赵执信少年得志，自负奇气，屡屡做出过分举止，这才是二人交恶的真正起因。笔者同意蒋寅的看法，进而认为，康熙二十八年，赵因《长生殿》一案罢归，更助长了其兀傲不平、藐视权贵的心态。与之相反，渔洋仕途顺达，且又主盟骚坛，二人又有亲戚关系，于是自然成为秋谷发泄的对象，所谓“妄投和璧贱，失势太山卑”赵执信《斥笑鹏》，见《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第100页。，“敝庐未解相料理，妄被明卿妒范金”赵执信《钝吟冯先生宅感怀二绝句》之二，见《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第246页。。性格因素再加上境遇的悬差，使矛盾激化了。另外，赵对王的批评不能客观、公允，也说明了这一点，用蒋寅的话说就是：“无理之词多，曲解之词多，不实之词多，意气之词多。”回观渔洋之与牧斋，就没有这一类情况发生，即使钱氏再晚些年去世，二人谅也不至酿成此类局面，因为渔洋的批评不杂有个人意气的因素。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问题还有更为深入的层次。正如蒋寅在书中指出的：“赵秋谷对渔洋的批评虽有意气的成分，但根本则归原于两家理论渊源之别。”也就是说，两家诗学观的分歧是彼此不能相投的本质根源。在创作方面，赵执信是主刻露的，而渔洋则尚含蓄，故有全龙和“神龙见首不见尾”之说。由这一点升级，赵引吴乔“诗之中须有人在”说，批评渔洋“言与心违”，不讲真话。蒋寅指出，观点本身并不错，错就错在具体判断的失误。笔者以为，除去意气因素以外，赵执信的失误盖由代差所造成。赵氏诗以峻刻著称，才气逼人，“磊落不可一世”，不愧为新一代诗人中的翘楚和典型，他代表了进入稳定、繁荣时期以后诗坛新的趋尚。渔洋少年经历战乱，又较早步入仕途，诗风必然尚含蓄，倾向于“空中传神”。其同代人称“笔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览之余，别深怀抱”张九徵《阮亭诗选序》，见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58页。，足见是能够发生共鸣的。赵执信以为直剖胸臆方见有人，不知笔墨之外亦能见人。这是时代造成的审美趋向方面的差异。正如渔洋之不满钱谦益一样，赵执信对渔洋的批判同样昭示了诗坛风会转移的信息。从这一角度出发去理解《四库提要》评价二人得失时所说的“以刻露救浮响”，就有其意义了。蒋寅站在史的高度，抓住钱王、正赵这两对关系，等于向我们展示了一条清前期诗坛传承与嬗变的演进轨迹。
《征略》与《诗坛》二书的创新意义是多重的，它们不仅将作家研究与文学史过程融为一体，将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研究结合起来，把作品传播、作家交游引入史的范畴，而且由诗学又伸及词学，观照和探寻二者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再进一步，扩展到了清代的文化风气，由藏书和博览入手探讨清诗的文化积淀及其与创作风气的关系。比如论宋诗运动的缘起时，举四条成因，书籍的流通便是其中之一。所有这些创新都是建立在坚厚的文献资料考证的基础上的，因此经得起推敲和检验。蒋寅取得如此卓著的成果，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开拓创新精神的紧密结合大概是最重要的原因吧？
当然，蒋寅的两部新著中也并非没有小的失误与可商榷处。比如，在《征略》中作者认定王渔洋自编《阮亭诗余》在顺治九年，而在《诗坛》中又指定为顺治十一年，不相统一。笔者以为，现存《阮亭诗余》收有作于顺治十三年的《满江红·同家兄西樵观海》一作，又同书丁弘诲所作序中提到顺治十二年事，恐怕成书年代当更晚一些。另外，《诗坛》一书中认为，由渔洋倡导宋诗导致了以宋诗精神为骨干的清诗面貌的形成，这是一个创见，但如何估价神韵诗学在清代诗学界的地位和影响，这方面似乎阐述不够。构筑综合性研究体系，出现个别的不周之处是在所难免的，相信蒋寅在进一步拓展他的研究计划时会不断完善自己的课题，从而带给学界更加令人瞩目的成果。笔者衷心地祝愿并期待之。
（原载《文学评论》第2期）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42节 通史观念的延拓述史范式的创新
通史观念的延拓述史范式的创新——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
萧虹
自1985年“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构架提出以来，“重写”文学史、编撰文学史教材的热情高涨，出现了不少颇有新意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涉及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史著不下三百部。如何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突破先前的述史方法，编写一部富有新意又兼具学术价值和学科价值的文学史？复旦大学中文系唐金海、周斌两位教授在该学科长期的思考研究和多年的教学经验积累中，以科学的文学史观为指导，牵头、组织，全国多所高等院校参与编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一书，成为文学史教材编著领域的又一重要收获。这部八十余万字的教材，不仅以翔实饱满的史料、富于创见的体例、深稳精当的论述受到教师、学生的欢迎；两位教授就文学史写作，提出应具有的“长河意识”、“博物馆意识”，更引起学界对编著文学史的方法论的思考。笔者认为，本书突出的学理价值和学术贡献在于：编著者能按整体性思路，将中国现代百年文学从时间、地域、文化、文体等层面一体贯通；以主体性眼光，融入最新研究成果，将未得以足够重视的电影文学、通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凸现其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和价值；从传统纵向和域外横向两个维度，关注二十世纪文学的中外文化渊源问题，探索开放型、立体式的文学史架构。
学术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力求创新与超越也是文学史再次述写的指归。《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在编撰模式和体例上进行了一次有益的探索，其成功尝试的基点就在于彰显了“整体意识”，采用了富有创新意义的“一体贯通”的结构范型。
首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彻底打破以往文学史的格局，废除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近代”、“现代”、“当代”的分期，从而使百年中国文学得以形成真正的有机整体。以时间为纵轴，以文学思潮、运动、社团、流派、理论批评和按文体划分的作品为横轴，构成二十世纪文学史坐标，条块结合，清晰可辨。并且通过坐标体系可以把握到每一块的发展流变轨迹，预见出一定的发展态势。例如，本教材用三章来勾勒、展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创作情况，以时间为维度，通过比照，学生可以感受到各作家创作风格的差异，体察到不同时期小说创作方法和倾向方面的变化。这样，从个性和共性层面，能有较为统一的认识，而非生硬的分割。
其次，本书也打通了地域之隔，将台、港、澳文学与大陆地区文学看作共生共荣的整体。编著者的眼光显然开阔而敏锐，看到了长期存在于百年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种缺失：出版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作是较少有台港澳文学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其中的原因颇为复杂。但时至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