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森回忆录:抗战敌后工作追忆-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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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宪只重视我个人，指令全体宪佐保护我，防我潜逃或发生意外，对我妻及杨凤吉等毫不注意，对电台李效实更毫无所知，对我部属亦毫不重视。狄思威路房屋不大，容纳不下这许多人，日宪另拨茄勒路文德里二号，除住几十名宪佐外，我全家老小及杨凤吉等，都迁入同住。已暴露身分及一部分行动员，也招来同住。刚好当时其他行动单位，多被敌伪破坏，除我之外，沪市几无枪、炸之声，自我被捕后，上海即太平无事。
日人认我“人质”有效，不断举行庆功宴。我这“俘虏”，竟被位于上宾，“说客们”也常参加。在锦江饭店那次庆宴，印象特深，似我所见最精美之盛筵。凡有日本高级官员出席之宴会，多在日人餐室举行，宪兵司令木下荣市少将、五岛茂、大塚清等，曾同席几次。有一次，木下检阅劈刺演习，特邀我坐他近旁，以示给我光荣。我心绪万千，庆宴时强颜举杯，精明的日本人自然看出我的苦闷。有一天，加藤田准尉等三人，引我去料亭寻欢作乐。他们向日歌妓特别介绍，说我是如何如何了不起的人物，上海治安能够确保，大家能享和平安乐，全靠我一人之力。日妓跪在榻榻米上再三叩头，千谢万赞，在饮酒间竭尽献媚，并自愿陪宿，我神疲心瘁，在那样心绪之下，自无意寻欢，以身体不适婉辞，只欣赏她们美妙歌舞。由此益证他们把我当做英雄人物，重视我这人质。我又从不吸烟赌玩，认我乃正派军人。
在敌心脏里迭建奇功
不知日方根据什么，竟视我为军事家，常常和我谈论当前战略、战术问题。为了考测我的军事涵养，特映一部“将军与参谋与兵”的电影给我看。将军人物是描写一位中将，策划某一战役，临事镇定、审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处处表现大将风度；参谋是描写一些佐（校）级参谋，认责负责，力持己见，一俟主帅指正裁定，彻底执行；兵是描写一群士兵，勇于实施任务，还穿插伙夫、杂兵幽默可笑镜头。看过之后，他们要我讲评，我对日军决策、执行、实施各阶层的概念，本来略有心得，经我评论之后，他们深表赞叹！并常邀我出席类似军事会议。我审视布置环境，沙盘演习工具，知系军事会议之后，粗略收拾，邀我入室，听听我的意见。日军处事素极谨慎机密，其电话机旁及门边，都有触目惊心的防谍标记，描绘间谍窃听及剪线破坏等，地图都用布幕密遮。我对军事学识，实际只知皮毛，我常看些军事书籍，喜读精彩战役文章，诸如日俄战役、日清战史、普法战争、拿破仑几次有名战役及败绩，太平天国双方几位智勇战将等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读过之后，还写了一篇长文心得，对记述历代名将治军用兵，也很有兴趣。我经常广泛阅读报章杂志，常识尚算丰富，当前军事态势，也大略知道，尚能应付他们的问题。
我知道墙上布幕之后，即军事地图，早想一窥究竟，但尚不敢造次。此时我指手划脚，讲到激昂处，随手“沙”一声拉开布幕，他们没有阻止或责难，只是面面相觑；我一面手指地图，解释双方用兵优劣态势，一面强记梦寐以求的这个极秘密军事部署。会后回来，立刻电报上级。由于常常这样强记，用脑过度，自觉大伤脑筋。以后梦中也常重演这些情景。事后在战场上证明，这些日军军事部署，完全是符合实情的。
有一次，南京来了两个日人，一个少将阶级，不知何名；一个中佐，事后知是特高课长绪方泉。并在上海宪兵本部邀我参加会议。我静观情景，似专为聆听我的意见。他们已拟好作战计划，准备扫荡苏、皖边境广德的忠义救国军。南京来的二人很少讲话，多由大塚发言，作战计划、地图等都在他们手上，我只遥遥目击，没有给我面前细看，我即表示：
（1）忠救军是游击部队，活动性很强，不易捕捉或围歼。
（2）该军不重视坚固工事，不善坚守。
（3）该军没有重武器，不能攻坚，也不能顽抗。
（4）该军盘据山区，附近公路已经破坏，运兵车只能接近中途，如用骑兵，目标太大，应用快速部队，掩旗轻装，闪电进攻。
（5）该军眼线四布，触角伸入对方内部，对其用兵必须绝对机密，否则必然扑空。
（6）找不到该军大部队集结目标及坚强工事，如动用空军轰炸，徒毁一些民房，没有军事意义。
（7）该军总指挥郭墨涛，听说颇善用兵，如无善谋对策，恐怕得不偿失，反而吃亏。
（8）该军军心团结，有中心思想，上下效忠蒋委员长及戴老板，无法促其投降，宣导攻势不生作用。……
他们听我分析之后，表情似甚信服。我趁此用探询口气探问：“动用多少兵力？打算何时开始行动？”他们都无回答。大塚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十万大军任意调用，随时开始扫荡。”
我看出这次作战，乃南京主持。日人对中国部队战斗力，素极轻视，对游击队更不在眼里。我立将经过详报上级，上级立即电告郭墨涛提高警觉，准备应变。岂知这位兵家总指挥竟以为只是例行通告，毫不重视。不久，南京日军果然出击，兵临门前，郭落荒而逃，损失甚大，受到撤职查办。我则受到特别嘉奖，并蒙发给奖金二千元。对我情报益加重视。
狡诈的日本人，居然把我这赤胆忠心的爱国者，放在心脏里，给我机会看到其军事秘密，公然与我讨论军事行动，使我屡得重大收获。我竟得意忘形，胆大妄为，在另一次类同场合，几招杀身之祸。有一天，我去松本曹长房内坐谈，他正轮到值日，有事离室。我见桌上覆着硬板，夹有纸张，随手翻转看阅，是“日日命令”。我正在看阅，被他回室看见，立刻放下黑脸，指我是“间谍”，偷看军事秘密。我向他百般解释，只是无意翻阅一下。他指斥说：“上面明明写着极机密。乘我离室偷看，无疑是间谍，应处极刑。”我说：“我帮你们确保上海治安，像间谍吗？你邀间谍坐在房里，又把军事密件放在桌上，也太疏忽了。我被办罪，连累到你，实在抱歉！”（我有暗示其故设圈套陷害我之意，也暗示他有怠忽职守之罪）松本是劈剑、刺枪高手，我在警校亦好此道，但只三脚猫功夫。对松本甚为景仰，常与交谈劈刺术。有一次，松本腰部劈伤，我还帮他搽过药，总算有些交情，没有追究下去。自此我与他们来往，时刻提高警觉。叨天之佑，我在敌人心脏里，克服无数艰险，获得无数极重要成就。
日人见我安于现状，不虑潜逃，以为本人即能逃脱，一家老小逃不了，每天只来巡视一下，以后隔几日或有事时才来看看。他们每遇疑难事情，多来问我，把我当做谘询机构。宪佐队于、刘正副队长，仍在狄思威路遥遥指挥小队长费宝林，督率几十名宪佐对我监视，认为万无一失了，殊不知这些宪佐受我感化，由敬佩而同情，而合作，而为我用（他们见日人重视我，又知我系重庆大官，认为依靠我比依靠于、刘更有前途，也是主因）。于子珍乃胆小汉奸，只图享乐，刘禹卿是无知地痞，只知向赌台逐利敛财，根本不知政治为何物。我表现是被监视犯，实已相当自由。我除令情报人员继续工作外，行动工作完全停止。为恐行动人员在外闯祸，索性将他们公开身分，作为前来投诚。日人见他们来投，协防上海安宁，一律欢迎，与宪佐住在一起，成为大杂团。在此矛盾夹缝中生存，自极惊险。但又为处境所迫，不断发生意外事件。兹举一些如下：
（一）有一天，宪兵曹长黑氏理助，接我去宪兵本部，要我审问一名投降分子。因为言语不通，他们问了数小时，不得要领。我和他略一交谈，知其为军统局报务员郭晋黎，崇明人，新近派来上海，为新建单位通讯工作。领导人陈志强，工作无法展开，不顾部属生活，郭走投无路，故向日宪兵本部自首投降。我问他：“你既不懂日语，怎么想到来宪兵本部投诚呢？”郭答：“我知道戴笠很厉害，无孔不入，到处有他的工作人员，想来想去，只有日本宪兵本部才安全。这里总没有戴笠的人吧？！”说到这里，我的随从徐志达，忍不住“咭”的一声笑出声来。郭惊觉地张皇四顾，顿觉不安。
我了解了真实情况之后，当即避重就轻对日宪说：“郭因无法生活，藉托抗日地下分子，实图一瞰饭之处。”日宪追问郭的背后领导人，我说：“他的领导人陈志强，似亦很潦倒，恐怕与郭一样的东西。”日宪未即罢休，追问与陈约晤时间、地点。郭说：“两星期见面一次。下次约晤是某日某时在吕班路法国公园门前晤面。”我回来之后，立即向上级电告经过。上级回电指责陈志强不好好工作，不顾部属，挥霍公帑，要我将其逮捕，向日宪献功，以争取日宪信任。我自不愿照其指示去做，伤害同志。
届时，日宪二人，将郭带来文德里二号，要我同宪佐几人同去捕陈。我另嘱心腹同志徐志达，骑脚踏车随行，暗示机宜，伺机通知陈志强逃脱。我们在公园门口分散守候，过时一点多钟，仍不见陈来。日宪等得不耐烦，叫大家回去。我说：“你们先走吧！我们再等一阵子。”日宪即先离去。岂知这位陈志强晚了一点半钟，才坐黄包车来，遥远即被郭晋黎看见，用手指着叫道：“呶，呶！就是他！”陈算机警，没有停下，促车夫加紧脚力飞跑。当场没有捉他，但徐志达脚踏车紧跟其后，到了大世界附近澡堂前下车，徐即趋前示意：“是友非敌。”并邀其入澡堂叙谈，告其郭已投敌，促其逃避。陈初甚惊惶，见徐对其亲切关护，知系自己人口气，竟大吐苦水，自称黄埔四期，以他这个招牌，到处可得高官厚禄，倒霉被军统局派来上海，经费既接济不上，工作又得不到辅导和展开。对郭更一味埋怨。徐对他善言劝慰，在沪既难施展抱负，不如早回后方。
日宪对捉不到陈志强毫不在意，即将郭晋黎交我处置。我将郭、陈情形详报上级，上级指示：仍将陈捕送日宪献功，或竭力隔避，免受牵累。此后，我即未再见陈，亦不知其消息，对郭则上令秘密制裁或设法送回后方。我为好生之德，本想把他送回后方，但他思想已动摇，如送后方，经过沿途关卡，只要郭一叫喊，非特护送人被捕，且将连累到我全体，不敢冒此危险；如果制裁，又无法应付日方；想不出妥善办法，只好暂把他软禁室内。我的行动人员，很多江湖豪杰，我虽不时告诫谨慎守密，但在言行间仍常露爱国英雄本色。对郭叛国投敌，不免有轻视讥笑表情。可能被郭看出破绽，一日，竟乘机逃脱。先前我与谈话时，知其在沪只有一家远戚，别无亲友，身上又无钱物。我立率心腹按址追捕，他果然睡在远戚阁楼上，即将其捕回。恐其败事，只好严密看管。又怕他乘日宪来时大声喊叫，我自已还是囚犯，囚犯关禁囚犯，实为奇闻，也真令人提心吊胆。上级为我安全，令即密裁。我与多谋的行动员黄福林密商，黄主张请其喝烈酒，强劝多饮，不给他饭食，把他“醉死”。我交黄全权处置，他果把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