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森回忆录:抗战敌后工作追忆-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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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他果把郭“醉死”。
我报告日宪,日宪派宪佐部医官李霖来检验,李是油滑小汉奸,常来为宪佐们治病。他检验之后对我说:“郭饮酒过量,但无病象,颈部有些瘀痕,死得可疑。”我自圆其说地解释:“他可能精神苦闷,饮酒太多,酒后烂醉,或发酒疯,自扼喉部意外致命。”并解释说:“郭与大家无怨无仇,从未与人争吵,亦未听到打斗声音,没有被害道理。”就这样不了了之,没有追究下去。
(二)又一天,黑氏又来接我去宪兵本部,要我帮助审问犯人。
我走进审问室,见台上绑着一个身无寸缕的妇女,打得遍体鳞伤,把女人的“圣地”当做烟灰缸,吸过的烟蒂,都向圣地一塞,她当然剧痛惨嚎,围着的宪兵则引为笑乐。有虐待狂的池田曹长也在场,我不忍同胞受此惨辱,热泪向肚里吞。我坦直地说:“大家都有母亲姐妹,怎忍如此虐待妇女?”加藤田才说:“看你的面上,把她解绑吧!”让她披上衣服,并嘱其好好合作,坦白供认。我见她苦刑之后,忍痛悲泣,在那环境之下,只有掬一同情泪,不知用什么话安慰她?更不知如何审问。所以什么都没有追问,连她姓名我都没有印象了,只记得她三十多岁,中等身材,似是国民党情报人员,与吴开先或吴绍澍有关系,是工作上关系抑亲属关系,我都记不得了。吴开先我没有见过面,知他是国民党在上海地下工作大员,抗战末期,敌伪曾想利用他作为与重庆谈判的桥梁,胜利后做过上海社会局长。我与吴绍澍有过数面之缘,他也是国民党上海大员,抗战胜利时,因部属舞弊被戴笠当面训斥,我曾代其善言缓颊。后被选为上海区立法委员,闻因内部争权,吴受排挤,愤而投附中共。我非国民党员,不知他们内幕实况。
我对日宪说,她只是文工人员,为宣传机构跑跑腿;说她蒐集情报,也只写点道听涂说捕风捉影的东西,不过贩夫走卒的传播罢了。不如叫她帮你们写写文稿,化敌为友,发扬“东亚共荣”宣传力量。或索性把她放了,以表“皇军”宽大。日宪果然听我良言,不再用刑追审;不久,把她放了。
(三)一天,浅野隆俊曹长来看我。据告:他们侦测台听到一处电波,似系秘密电台发出的讯号。因在弄堂内,房屋毗连,侦测汽车开不进去,不能断定哪一家?要我帮助侦查。我随他们同去观察,到了附近,才知是拉都路乐村,徐躬耡家也住乐村。我装作很卖力观察,并派人侦查住户来往人等,同时电告上级。上级也即回电说:“本局在那里没有电台。并嘱设法拖延时间,容向其他单位查询。”很快又来电说:“查不出属何单位。如果无法阻延,任由日宪处置。”只延几天,日宪已测出电波位置,但在几家中不能确定哪一家。乃趁其通报时,同时入屋搜查。在顾姓的家里,搜出发报机,即将顾及一张姓青年逮捕,押至宪兵部;我也同去,帮其审问,故未用刑。
据顾供称:他名顾一帆,是报务员,也是负责人,张颐是他的译电员,系属国府行政院秘密电台。其幕后人即孔祥熙,每日报导上海经济情形。他所来往之人,多系金融界大人物及钜商,顾经常向他们探询经济情报,他们只知顾是与政府有关的联络人,并不全知顾有电台与重庆通报。顾所供出有来往的十多人,确皆上海金融界巨子。我恐彻底追究下去,可能破坏政府财经讯息,影响抗战力量,乃对日宪说:“顾只每日抄报经济消息,等于通讯社广播商情,毫无军事价值。孔祥熙是国府财经专家,并非拿刀拿枪之人,如果追捕有关人员,他们都是金融界大亨,并非顾的情报员,惊动社会,反而影响人心。”
日宪见非恐怖组织,对治安毫无影响,也即不予重视,停止追究,将顾、张交给我处置。顾以为我破坏其工作,对我颇不友善。我不便向其解释,任其回家。从张颐口中透露,顾仍续与重庆秘密联络。张颐为常州人,乃一纯洁青年,我即收为部属,一直随我做文书工作。我离大陆后,失去联络。上级以我对此事处置适当,予我特别嘉奖。
(四)又一天,黑氏曹长邀我去宪兵本部帮助审案。我在审问室隔壁稍坐,见一瘦高混血青年,坐立不安,猛吸香烟,神态紧张,不时向审问室窥探。后来知系“抗团”叛徒郑有溥(化名老万,中俄混血儿)出卖了北平、天津的抗团组织之后,来沪继续引捕同志。
迨我走进审问室,见一青年(后知名罗长光),刚刚用过刑,满身血污,低头悲愤,日宪仍续向其追问余党。另一青年(后知名申质文)正被绑在台上刑审。日宪用竹片扎成的劈剑,坚实而有弹性,用力猛打,打得血肉模糊。尚有几个绑着的,已经用过刑及正待宰割。这班热血青年,多是平、津名门富贵子弟,自动组织“抗日除奸团”(简称“抗团”),其轰烈事迹,我早有所闻。戴先生提及其可歌可泣、搏杀汉奸的壮烈事迹,曾热泪披脸。我面对义如手足的同志,还有什么好审哩?又不能表明身分,对其同情慰问;只好问其身世及参加抗团经过,敷衍一番,并略予精神安慰。我回家之后,立报上级,上级亦即示覆“设法营救”。我即向日宪献议:“这班血气方刚的青年,冲动无知,受人利用,其情可悯。要捉的已捉到了,他们所做的事,也已说了,漏网的已无作用。多予刑杀,反而引其更多敌忾仇恨,更多捣乱。不如给其自新之路,责其亲人管束,以表“皇军”宽大。幸日人接受我的意见,未再用刑,保住全部生命,陆续保释。有一部人员,如谭礼等交给我用,罗长光回上海圣约翰大学修业,后来赴美国深造,现仍为纽约圣约翰大学教授,但因刑伤脑神经,成为癫痫宿疾,须经常服用镇静药,有时虚弱病发,昏倒咬舌流血,不省人事。
几十年来苦撑执教,我经常与其函电联络,每经纽约必去看他,予其精神支柱。申质文虽未被打死,但腿弯肌肉被打溃烂,结成硬疤,失去弹性,伸缩不灵,行动跛跚。其他同志都被打得遍体鳞伤,遗留终生疤痕。未被捕的女同志石厚英、陈莲珍等,我代其掩护,逃过难关。(五)又一天,浅野曹长邀我去宪兵本部帮其审案。我见一清秀青年正被刑审迫供,该青年神态倔强,不肯供出同党,日宪要我接代审问。我即将其解绑,停止用刑,善言劝慰,他才答话。据告:他名孙郁文,浦东人,在上海洋人家为西崽,暗代苏北新四军采购物资,为小人出卖被捕。并称:“托买物资的人多在苏北,有时来上海,住无定所,无法引带捉拿,所买物资,一批一批随买随运苏北,无法缴出存货。至于交易商店,并不知道我为新四军办货,我不能乱攀害人。”我向日宪解释:孙的话实可相信,硬打硬逼,逼不出什么的。
日宪根据内线密报,仍续追缉余党。押去孙家及接头处搜查,在接头处碰上一位曹姓青年,性情刚烈,跳出窗外当场跌死。搜出的书籍,多系左倾作品,信件笔记,亦系左倾笔调,我还记得其中有一文写着“……光耀的红星,高悬在你的头顶,指引着你前进的方向。……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来临……”等句。日宪见逼死人命,追不出什么结果,内心亦似感动,即停止追缉,将孙郁文交给我处理。
我把孙郁文带回文德里,与大家同住。他只受过小学教育,但能言善辩,满口共党惯语,文笔尚流利,完全共产党人笔调。谈起共党整风运动,历历如身受,对民运工作、苏北土改等情,也讲得绘形绘声。看他即非吃共党奶水长大,也受长期共党思想训练。他说曾见过粟裕、谭震林等,对谭的歌唱尤津津乐道。实一可爱青年,我把他和老部属同样看待。以后我回浙西后方,他还来找过我,停留短时间,仍回上海。从此无消息,未再联络。
孙郁文是否共产党员?我没有问过他。不过他曾介绍共产党人王志成、梅光迪来见我,听说梅光迪还是常州地区地委书记。王、梅也都能言善辩,王更显露锋芒,我们见过几次面,只是交换意见。他们的用意,似想利用我的关系,对其工作便利;大家同为抗战,我也愿被利用。约略记得我曾希其运用共党感导技术,改造太湖湖匪及舟山群岛海盗徐小玉、黄荣轩等成为抗日游击队,为国家效命。但他们表示:盗匪只为财货,想改造他们为国家效命,非常困难。对他们谈主义、政治,听不进去,只有大势对其不利时,才能相机利用。
(六)游击队虽不能攻城略地,与日军正面作战,但到处滋蔓,摧毁伪地方政权,阻扰其搜括物资,破坏其“以战养战”,对其威胁甚大。日军仅占城市与交通线,不能控制全面乡村,不能达到亡华目的,故实施分区清乡。以日军为主体,配合伪军、警,逐村逐镇清查户口,连环保证,确属本地良民;凡被认为非本地人的可疑分子,或被认出系游击部队,或地下政权,即予拘捕或格杀。一时风声鹤唳,地下工作人员无法立足。
妻之表弟沈雄飞,也是吴继敏的表弟,为浙江省文工大队领导人,受浙西行署节制,在浙西敌区组训民众,建立我方县乡组织,破坏伪方地方政权,阻扰敌伪搜括物资,因清乡无法立足。沈与徐躬耡、吴继敏夫妇有联络,由徐、吴那里,知道我们虽在虎口,却平安生存。沈秘密来沪访妻,要求来我处避难。我为掩护袍泽,在公在私,责无旁贷,乃接纳其要求。当向日宪伪称:有旧部自愿来投,协助沪市治安。日宪一听能将暗的破坏力量,化为明的协维治安,自乐接纳。我即允沈雄飞率领干部十余人来沪避难,同住文德里二号。其部众则散伏民家。
我略与沈等交谈,发觉共党色彩甚浓。他们所写的文件都是共产党用词笔调。我私告妻,她初不信,嗣经亲加考察,才知久别之后,其思想起了变化。好在大家都在同一抗战阵线,加以至亲关系,相处尚称融洽,只是我们内部机密之事,不使其知道。在我处避难期间,大家无事可做,嘱各多自看书学习。其中有一同志盛孔嘉,曾患重病,我要求宪佐医官李霖,高价配服良药,医好其病。另一同志张君瑞,还不满二十岁,与在绍鲁淹死的王毅新很相像,聪明活泼,我把他视如子弟。他们在我处避难八个月,平安回去。
中共统治大陆之后,所有党员及运用人员,必须坦白陈述历年工作情形。沈雄飞等因在我处避难八个月的经历,被认为与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有勾结,又与日宪有纠缠不清的关系,中共认其交代不清,严加追究,加上种种捕风捉影罪名,百口莫辩。沈竟不耐疲劳审问,自承与我们(指军统局)有工作关系。被打成“反革命特务”,押送苏北农场“劳动改造”二十二年。
直至一九七九年,我妻回国探亲,始知沈竟蒙此不白之冤,才助其洗清罪名,获得平反。事后,妻不解地问沈:“想当年,我们因怀疑你与共方有关,还处处防着你,你怎么会和我们有工作关系?又怎么糊涂到会自承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让自已平白受这二十多年的苦难,弄得家破人散呢?”沈苦笑着摇头说:“唉!德姐!你未身历其境,怎能想像得到当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