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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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他就告诉我一定要好好控制选票,不要分散。这说明实际上他是非常关心这个
问题的。戴这样顺水推舟做人情,唐也看得很清楚,他并不很感激。我在他当选为
中委以后向他道贺时,可能由于我太强调戴笠自己不当中委而帮助他,他冒出了一
句:“最后没有委员长的话,谁也帮不了忙。”他看到我听了这句话的表情不大自
然,马上补了一句:“没有戴先生提出来的话,委员长有意栽培也有不便,总不好
凭空下条子,因为这不是派工作。”我当时对他这种态度内心很不痛快,唐纵便一
再叮嘱我不要向别人讲这些。我口头虽答应不说,可是回来就一五一十告诉戴笠,
却不料竟碰了戴一个钉子。戴听完我的话以后,竟恶狠狠地朝着我说:“你以后别
管这些事,我不要听这些!”从这里,我看出他们之间已有矛盾,这些事戴笠是不
愿意让我多了解的。其实,戴笠很喜欢我把这些情况真实地向他反映。当时他虽然
那样责备了我,但是那一天在其他问题上他一直是对我表现得很高兴的。
抗战胜利后的情况
抗战胜利后,唐纵大走鸿运。蒋介石在戴笠没死之前,就有意培植唐,以便更
好地实现他的特务统治。戴死之后,蒋对唐更加重视了。我在这一段期间内与唐接
近得更多,尤其是戴笠死去以后,我一面投靠毛人风的浙江派,一面又被人指为唐
纵湖南派中的骨干。唐过去在军统局中掌握的干部不多,由于我是湖南人,而且十
多年来一直和他没有断过关系,他的老婆也希望我主动地多分点戴笠的财物给她,
因此对我都很不错,我对他的情况也比以前要了解得多一些。
一九四五年冬,蒋介石下令结束他的侍从室,改在国民政府参军处下设立军务
局,把原来侍从室的工作大部分继承下来,以他的亲信俞济时任局长。唐纵被调升
为参军处的中将参军,除仍为蒋主管全国情报外,还兼看有关警政、保安等其他机
要文件。我在他出任参军时去看他,问到他以后的工作是否和过去一样。他只简单
地回答我:“差不多。”我知道他的老脾气,不会谈这些,但又很好奇,想摸清楚
他究竟是不是调了一个闲差,以便根据情况来处理对他家庭生活方面的照应。如果
他不再得到蒋的信任,按照戴笠一贯的作法,就不必那么周到而可以采取敷衍的态
度,否则就得加倍小心奉承。为了掌握这一分寸,我便利用他去办公的时间去他家,
借故与他老婆谈些还都以后房屋的安排、家具陈设与汽车等问题。因为处理这类问
题,必须以他在蒋介石身边得到的信任程度来决定,要安排得恰如其分才不会受到
戴笠的责备。
我选择上午十点钟左右去到唐家。唐的老婆正在料理家务,我便和她谈迁回南
京后的住房问题,她当然很有兴趣跟我谈。我趁机问她,唐近来工作是否比过去清
闲些,没有从前那么辛苦了?她听到这话就滔滔不绝地说,唐如何比过去更忙,除
了要看原来那些公文外,还加了许多东西,有时回来刚想休息,蒋介石又叫人打电
话找他去。我趁机问她是不是看到过唐最近的日记?她马上显出很气愤的样子对我
发起牢骚来,说:“他的日记谁也不准看。我和他结婚十多年,多次想看看他那些
宝贝日记,和他吵过好几回。要不是有这么多孩子,我真想和他闹一场。”我摸到
这些情况后,又回去问毛人凤。毛也告诉我:“唐先生比过去更得到委员长的信任
了。”
一九四六年春天,蒋介石先后到南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视察时,除了带着
俞济时、陈希曾、竺培基等侍从人员外,店是参军中唯一的随行人员。他每次随蒋
出发的前一两天,总要先到军统局找毛人凤了解这些地区的情况。一些刚从这些地
方发到军统局的电报,还没有来得及缮呈蒋介石的重要情况,他都亲自摘抄在他的
手册中,以便随时当面向蒋报告,或备充蒋查询时的材料。
一九四六年二月间,唐随蒋介石去上海视察时,报纸上发表了他被任命为内政
部政务次长的消息。他一回重庆,我又随同许多大特务去向他道喜。他尽量压抑住
自己的喜悦心情,谦虚地说他的能力有限,对这样一个重要职务没法承担起来,担
心辜负蒋委员长的栽培等一套话。
当时许多大特务都很兴奋,认为今后军统人员可以通过他的关系向地方行政单
位发展。他马上婉言拒绝,说:“大家(指军统特务)以后的工作更忙更重要,只
怕人还不够用,哪能要求派人搞这方面工作。只怕那时我希望请人来帮忙,戴先生
也不肯给我。”有的特务原先以为通过唐的关系可以当行政专员或省政府的厅长,
听了他这几句话都很失望。
那天去给后道贺的人很多,我没有向他告辞就先走了。他的老婆追出来送我时
说,他以后工作更要忙,她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我知道这是要东西的意思,便立
刻叫人买了些银耳、燕窝一类补品送了去,反正是军统局开支,我乐得做人情。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晚上,戴笠摔死的消息得到证实以后,毛人凤准备向蒋
介石请求派人主持军统工作时,曾召集他认为最可靠的几个人商议。到场的有:副
主任秘书张毅夫,处长何芝园、郑修元,戴笠的侄儿医务所长戴夏民,还有我。大
家商定请求蒋介石指定郑介民当局长。会后,毛再三叮嘱,不能让唐纵知道这件事。
当时不仅毛不欢迎唐来当局长,在场的几个人也和毛一样认为唐为人太拘谨,气魄
太小,在他手下不方便的地方太多。而郑一向不注意小问题,又加当时已去北平担
任军调部工作,由郑继任,等于由毛负责。如由唐继任,他马上可以来办公,一定
抓得很紧,所以不愿意他去。
尽管毛再三叮嘱,我在第二天一早去南京给戴笠收尸之前,汽车路过上清寺时,
还是悄悄地去看过后。他刚起床,我匆匆把昨晚毛的决定告诉他以后,他苦笑了一
下,慢腾腾地说:“他们不希望我去,我也不想去收拾这个烂摊子。”我请他不要
有什么表示,知道这事就是了。他微笑地说:“我几时随便说过话。”
当我从南京回到重庆的第二天上午,唐打电话找我去他家。我向他报告戴笠暴
死的惨状时,他丝毫没有什么难过的表情,而且带着不耐烦的神情听我谈戴死的情
况。我只好很简单地说完,听他的意见。结果却出我意外,他只冷淡地说:“这是
没有办法可避免的事情,人都死了,难过也无用。”接着,他又说:“我现在工作
和过去不同,天天得出去办公。你回去把戴先生过去用的汽车挑一辆好点的给我用。”
我一听心里好不难过,感到这个人太寡情了,不想再说什么,只好答应他马上去办。
我正要走,他又告诉我说:“委员长已决定要郑先生当局长,要我和毛先生当副局
长,在郑没有回来前,由我代理。我坚辞不了,实际上我是不会去的。他们不欢喜
我,我也没有时间去。”我力劝他不要那样,对毛的意见只当作不知道,希望他们
三个人能一心一德通力合作。他当时表示,以后军统局的问题多得很,戴生前得罪
的人太多,他乐得不去插手。
大约是在三月底或四月初,戴笠摔死的消息在报上公布不久,又发表了以郑介
民为军统局局长,唐、毛为副局长的简短消息。郑介民马上在报上公开否认。唐纵
也打电话向我查询这一消息是否为军统所发,并且很不高兴地说:“这没有什么好
处,为什么发这些消息?”以后我查明这是中央社记者从军委会办公厅方面采访到
的,向他报告后,他虽没有和郑一样公开否认,对外却一直说他根本不过问军统局
的事。事实上他的确很少过问军统局的工作,虽然蒋介石正式命令他代理局长,他
还是一样,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经郑毛两人一再邀请才去一下。等到军统局改组为
国防部保密局的时候,他这个挂名的副局长兼代局长也取消了。
警案总署署长和国防部保要事务局局长
戴笠生前拟有统一掌握全国警察的计划,准备成立警察总监部,由他兼任总监。
当时,李士珍也正在倾注全力夺取这一职位,以实现他的“十年建警计划”。后来,
戴突然死去,军统中一般人都认为这个单位一定会被李士珍抢去。正在这时,蒋介
石找唐纵去研究这个问题。有一天,唐突然向毛人凤要戴所拟的有关建警计划的其
他材料。唐自己虽然没有透露蒋已属意于他,而毛人凤却向许多大特务谈出了蒋连
续找后研究的消息。
戴笠原来拟订的警察总监部的计划,规模很庞大,与中央各部组织差不多。我
曾经看过这个规划,记得大致上是这样:总监之下设副总监、正副秘书长各一,分
设四个署执掌行政、保安。刑事、外事等业务。署之下设几个处,分掌总务。教育、
交通。通讯等。又有几个室,主管秘书、人事、会计、督察等。唐纵在起草拟订这
个机构时,首先感到这个名称太刺目,组织也太庞大。他力主缩小一点,只求职权
范围能达到掌管全国警察为度,名称和组织应比中央一般的部要低一些。这时参加
帮他起草的特务们,如内政部警政司司长澧裕坤、副司长汪弼、原中美合作所主任
秘书潘其武等人,虽一再建议不必多作更改,他始终不予接受。潘其武几次与毛人
凤谈到这个问题时,希望毛去劝劝他,毛总是笑一笑,不表示任何意见。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任命唐纵为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免去他内政部政务
次长的职务:当时,唐非常高兴,因他从来没有做过主管官,对这样一个署长已感
到心满意足了。而许多准备转到警察界去做官的大特务却很失望,背地里说:“唐
先生得手了,我们却没有着落。”
唐一向以谨慎稳健著称,在酝酿起草成立警察总署期间,他一直不先作人事上
的安排。他在军统中关系最深的一些人,如他的都县小同乡刘国宪、罗杏芳,都是
他从小学同学一直到黄埔六期同队,抗战期间由他介绍分别在重庆稽查处任副督察
长、邮检所长、军统特务团副团长,还有他的堂弟唐振文、堂兄唐振寰,几乎经常
去找他,希望早点知道给他们什么职位,但他始终不肯表示。这些人和我的关系都
很深,见了我也常常埋怨。我曾顺便问过唐,能不能先安排一下将来给他们什么工
作。他照例笑一笑说:“我自己都没有把握,怎么能答应别人。”直到他拿到了任
命状,他才找毛人凤、郑介民商量人事安排问题,忙了一个多月才大体上作出决定。
八月中旬,警察总署宣告成立,同时人事也初步决定,大致如下:
署长唐纵,副署长澧裕坤;(一九四七年又加了一个副署长,原重庆市警察局
长唐毅。)
第一处处长汪粥,主管行政;
第二处处长李搴,主管教育;
第三处处长李国俊,主管保安;
第四处处长潘其武,主管刑事;
第五处处长黄天迈,主管外事;
第六处处长李叶,主管总务;
主任秘书马策,督导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