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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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得知杨杰逃走的消息，大为震怒，又派毛人民带着周养浩等赶来昆明。
毛人风到我家对我大发脾气，责怪我没早日杀掉杨杰。事后，我们从杨家里抄到的
日记、信件中找出杨杰在港的关系，毛人凤便急电台湾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率特
务韩世昌等四人赶去香港暗杀杨杰。
一天早上，我从报上看到杨杰在香港被暗杀的消息，便拿着报纸匆匆去找毛人
风。当我把报纸给他看时，他从文件中抽出一份台湾发来的加急电给我看。那封电
报是叶翔之打给他的，说刺杀杨已完成任务，全部特务已安全返回。事后，我才知
道，叶翔之等人事先伪造了一封李宗理的介绍信，让特务拿到香港轩尼诗道N号四楼
杨先生的友人家中，见到杨先生，把信交给他。在他正低头看信之际，特务便用手
枪向他头部连开两枪，将他击毙。叶翔之等人因刺杀杨杰“有功”，保密局还发给
他们一笔奖金。
这就是杨杰先生被暗杀的全部经过。（沈美娟记录整理）
军统内幕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继承人毛人凤
毛人风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继承人，解放前他对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欠下的
累累血债不亚于戴笠，而且有些地方甚至还超过了戴笠。关于他的情况，我虽在写
《国防部保密局内幕》和《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两文中提到过，
但有些地方写得还不够，特别是关于他的作风和他取得蒋介石信任的手段，以及对
中共叛徒的运用等方面的情况，还有进一步揭发的必要。除了过去已写过的不再重
复而只在必要时提一下外，现将我和他相处十年左右的时间中所了解的情况再分别
写出。
毛人凤过去在军统局时期，最初是谈不上什么的，但自戴笠死了以后，一下子
便大走红运，很快得到蒋介石的信任，由他继承了戴笠的衣钵。他在很短的时间里，
能在军统内部一场激烈的斗争中，胜过比他资格老得多的两个对手一一郑介民和唐
纵，掌握军统大权。这不是偶然的。他在军统中，内勤没有当过处长，外勤没有当
过站长，也不是军统工作创始时“十人团”的成员，而是“半路出家”，一向搞秘
书工作。他对军统业务没有多少亲身经历和经验，却能在几年功夫内担负起整个军
统的领导工作，这是一件出人意外的事。
他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才调进军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又有亲
戚关系，他很快得到戴的信任。加上他本身也很勤劳、稳健，待人和蔼，没有表现
出半点野心，更能任劳任怨，所以到了一九四一年前后，戴笠便准备培植他，作为
内部的一个得力助手，给他以代理主任秘书名义，负责秘书室的工作。
军统局的秘书室，在编制上和其他机关一样，是与各处室平行的。不过由于郑
介民担任主任秘书，无形中成为内勤各处室的领导单位，各处室的文件都由它总其
成。至于一般性问题，便可以由主任秘书批核，不必送给戴笠去看。一九四二年以
后，军统组织扩大，秘书室的秘书也增加到十来个，并增设了副主任秘书，由张严
佛（毅夫）担任这一职务。张为邓文仪特务系统的骨干分子，邓系特务合并到军统
后，戴笠对张等原属于邓文仪的人，表面上没有什么分别，骨子里却很有分寸。所
以张虽然当了副主任秘书，还得受代主任秘书的领导，许多重要问题也不让他过问。
主任秘书郑介民，每周照例去军统局一两个半天，只是戴笠不在重庆时，他才
经常去局里办公。这主要是因为有关对八路军和新四军方面的情报，都要他去看看。
因为他兼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厅长杨宣诚，一九四四年后，郑才升任厅长），对
中共问题向以专家自命。有关这方面的情报，军令部二厅也同样要尽力搜集报告蒋
介石。戴笠为了使两方面的情报出人不太大，以免在蒋介石面前出问题，所以要他
去看看。这是因为有些材料不容易得到，而是特务们捕风捉影搜集起来甚至捏造出
来以满足蒋介石对这方面的要求的。为了不露马脚，军统局和第二厅对蒋介石采用
欺骗手法，所以要经过郑介民看过以后，认为差不多了，再上送，才不会出毛病。
这一部分工作，毛人风是无法代替的。
戴笠培植毛人凤，主要是把郑介民在军统中其他方面的职权逐渐让毛接替下来，
使郑只保留一个空头名义，所以不叫毛当副主任秘书，而用代主任秘书职名。郑介
民也很清楚戴笠的作风，在这方面也尽量少管闲事。因此，毛人风在军统中的地位
就慢慢地形成起来。
戴笠没死之前，毛人民对郑介民和唐纵都非常恭敬，说话称“报告”，写的东
西里称“职”，态度很谦逊。当时谁也想不到他会和郑、唐争雌雄，而且居然由他
来继承戴笠创造出来的这份“家业”。毛人凤兴起的缘由，除去我以前所写过的以
外，还不得不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忍，等，狠
毛人凤爱赌博，尤其会打“沙蟹”（扑克牌的一种赌法）。他对打“沙蟹”的
赢钱秘诀：忍，等，狠，很会运用，因此每赌必赢。过去许多曾在他家赌博的人见
面时，总爱问上一句：“今天是当了宋子文，还是当了刘纪文？”这是因为宋子文
和刘纪文与“送几文”和“留几文”谐音，一般人便拿这两人的名字作为大输与少
输的代义词。因为谁也没有打算去“赢几文”，能少输一点便不错了。毛人凤从打
“沙蟹”中悟出“忍”、‘等”、“狠”的道理，把它运用到了对人和做事上去。
多年来，他一直本着这一“原则”，当机会没有到来的时候，要咬紧牙关忍耐，安
心等待，一旦时转运来，便抓紧时机狠狠地搞一下。 他在军统局当代理主任秘书时期，是个有名的“笑面虎”，极少看到他板起面
孔发脾气，见了任何人都是笑嘻嘻的。当戴笠责备他的时候，他能毫不勉强地忍受
下去；即令遇到部下向他耍态度，发牢骚，他也同样能忍受得住。当时特别使许多
特务高兴他的，是他还肯代人受过而无怨言。戴笠的脾气非常暴烈，稍不如意就大
发雷霆，常常为了一些小事动辄骂人打人关人。遇到这种情况，毛人凤总是向戴笠
引咎自责，把错误由他承担下来。
有一次，戴笠和宪兵司令部为了交通检查问题，因配属在各地交通检查所的宪
兵不听指挥而闹翻了脸。戴笠抢先向蒋介石报告，想借机会把宪兵抓过来，便把几
年来军统在各地搜集到的宪兵的不法材料一古脑儿搬了出来，写成一两万字的长篇
报告。担任抄写这份报告的文书科科员郭子良，因为抄到半夜还没抄好，身体实在
支持不了，便去睡了一下。戴一大早便亲自来拿，找不到郭子良，立刻叫警卫从寝
室床铺上把郭拖了起来。戴一问，报告还没抄好，气得拿起棍子要打郭。毛人凤连
忙说：“是我要他去休息一下，上午一定抄出来。”戴一听便打不下去，转过来骂
毛人凤糊涂，不知轻重缓急，误了他的大事。当戴一走，毛马上对郭说：“你去睡
觉，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几乎出大问题了！”郭子良感激涕零，向他表示谢意，我
才明白原来是那么一回事。
类似这样的事是很多的。毛人凤遇到这种情况，总是由他承担下来。我曾留心
观察过，事后他总要找个机会，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使对方了解是他帮忙，才使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因此，不少人对他越来越表示好感。他这种讨好人的手段，
也不止一次地用到我的头上，我也很了解他这种用心。我当时反正给戴笠骂惯了，
多一次少一次也不大在乎。但他总是有意让我了解他常常在暗中帮助我，这便是我
以后成为“毛派”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人风当时不但在军统中能忍耐，就是在外面也不耍脾气。在一次，重庆稽查
处长何龙庆邀他去第一书场看川戏，占了一排最好的座位。后来来了几个空军飞行
员，毫不客气地挤了过去，遂与何龙庆发生冲突。双方均骄横惯了，都不肯示弱，
便大打出手。毛人民始终保持他那付态度，结果何龙庆挨了一顿打，他只挨了一顿
骂。回来后，他便告诉我，要不是能忍耐，说不定也挨了几拳头。他对此事很注意，
并常常拿这件事劝告别人，要能忍耐，才不吃眼前亏。
有抗日战争期间，毛人凤那种等待机会的精神，当时也为一般大特务所不及。
他在军统局局本部大礼堂对面那间小楼房内，安心地等了几年。那是一间一丈五尺
左右见方的办公室兼卧室，比一般处长们的办公室都不如。他整天守在那里，批阅
数以百计的公文，一直到半夜才能休息。他身为代主任秘书，生活朴素，每个科员
都可以随时去找他解决问题。当时像军委员别动军司令周伟龙，水陆交通统一检查
处副处长张炎元，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张师，特务总队长张业、王兆槐等人，都是军
统的元老，每去见他，他总是非常客气地接待这些人，并照例失和他们开开玩笑才
谈问题。他和张炎元在一起时，两人总爱学几句半吊子的上海话，胡扯一顿，等别
人走了，才谈正经事。
戴笠在重庆时，经常亲自主持在军统局局本部的中午会报，一些处长主任们老
是提心吊胆去吃那顿午饭。毛人凤也照例要参加。每遇到戴还没去的时候，总是由
他首先开玩笑，听到戴笠下楼的声音才停止下来。遇到戴笠不能参加而事先打电话
告诉他的时候，他便故意慢一点去，一进门便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戴先生
今天有事不能来，大家痛快吃一顿吧！”这时全场皆大欢喜，空气立刻变得活跃起
来。特别是遇到戴笠到外地办事改由他来主持这顿中午会报时，更显得轻松愉快，
总是由他带头来点第二天的菜吃，办伙食的也更卖力，把每顿午餐办得特别丰盛。
他一坐下来，除了简单谈谈工作外，绝大部分是天南地北乱扯一顿。因为他不像戴
笠兼差那么多，私人活动也忙，对军统工作常常不接头，他是整天在军统办公，大
家可随时找他联系，所以情况非常明了，用不着在吃这顿午餐时来多花时间谈问题。
所以大家对他主持中午会报都是自始至终充满着欢乐的情绪，无形中也日渐对他产
生好感，他也从不肯放过这种拉拢人的机会。
当时军统局在重庆掌握的公开单位很多，局本部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员常常借
口视察工作，乘机找油水，每次总有不少好处可得。许多公开机关领导人常常请他
去视察，他总是说：“我不是单位负责人，只是内勤部门的帮手，我没有必要，也
不便出去视察。”军统在重庆的许多特训班的副主任给他安排了“精神讲话”的课
目，他也婉言谢绝，说自己没有资格作精神讲话。遇到实在非去不可时，他也只作
一般性的业务报告，不以领导人的身份自居。
戴笠出门期间，军统仍照例于每星期一上午举行纪念周，他总是请郑介民或唐
纵两人中的一人来代替戴笠主持，自己从来不肯出面代替戴笠。戴听到这些反映后，
认为他是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