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淡如水-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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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
另外，从体力上考虑，我也不能再乘坐轮椅了。小学生时代是成长发育期，虽然没有手和脚，但我也自有我的成长发育特征。如果在这一时期一直乘坐轮椅；身体活动的机会就会减少。为了我的将来打算，高木老师认为我应该从小就注重身体的锻炼。
高木老师的话，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无疑于一种严厉的指令。不管怎么说，轮椅是我的代步工具，如果没有轮椅，我只能用两条残腿撑在地上，靠着屁股的挪动而行。如果那样，校园在我的眼中将变得无边无际，而且我的体力也有限，真是一种万分痛苦的事。
当然，对于高木老师强行阻止我在校园里乘坐轮椅，也有人表示反对。我不再乘坐轮椅，而是靠残腿和屁股在校园里行动后没几天，以女老师为中心，许多老师纷纷慨叹我可怜，但高木老师不为所动。寒冬或是盛夏，我在校园中的行动更引起老师们阵阵唏嘘。屁股蹲在地上，两条残腿撑着地艰难挪动，我感觉我比任何人都更能痛切地感受到大地的冷热。
还有，每日例行的“早操”对我来说也成问题。“早操”结束后，同学们合着音乐的节拍回教室。男生行列本来我是排头，因为我走得慢，我们班总是落在后面。老师没办法，就指示后面的同学超过我。我的眼前，一条条轻快的腿交替晃过，不一会儿工夫，偌大的校园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这种情况，让主张允许我可以在校园中使用轮椅的呼声更高了。
第二章我从不把自己当成残疾人（3）
高木老师一如既往，对这种呼声充耳不闻。他说：“乙武现在看上去是怪可怜的，但有些事他必须自己做。他现在就要为将来做准备。这也是我的任务。”
高木老师的果决源于他对我的将来的期望。他的做法，现在看来完全正确。后来我入了初中、高中、大学，那些学校几乎都没有方便残疾人的设施，我靠了自己在小学时的磨练，一切都能对付。譬如上楼梯，我先把轮椅停在下面，然后从轮椅上下来，靠自己的手、足和屁股，上去，又下来，轻松自如，从不感到遇到了什么难以逾越的障碍。
父母的温暖
父亲33岁结婚，35岁的时候有了我。中年得子，少了几分慌乱，多了几分沉着，而且不再时时处处炫耀威严。他有时甚至比我还显得孩子气，譬如：“巨人队”输了球，他会暴跳如雷；吃饭后水果，他会和我争抢；看电视，一旦有女明星出来唱歌，不管自己会不会唱，他一定要跟着哼哼。
他曾经对我说：“你没有兄弟姐妹，我也不能娇惯你，所以我既要做你的父亲，又要做你的兄弟。”父亲、兄弟的两个角色，他都扮演得非常出色，一点儿也看不出“表演”的痕迹。
父亲对我采取这样的态度，使我们的父子关系极为融洽。
在我的生活中，我从来没有感到父亲是一个“绝对的存在”，在他面前，我也从来没有压抑、拘束的感觉，他就像我的一个朋友，自然而亲切。每到星期天，他会带我外出游玩；有时加班，他就与我约定傍晚到他的公司会合，他再带我一起去吃晚饭……
我的名字“洋匡”也是父亲给起的。据他解释：洋者，太平洋也；匡，匡救世界也。他希望我有一颗像太平洋一样宽阔的心，有匡救世界的凌云壮志。光有字面上的意义还不行，一向不计屑小的父亲，这次竟搬来大词典仔仔细细查对笔画，最后得出结论：“洋匡”的笔画数，预示着拥有这个名字的人将会得到无数人给予的深挚的爱。
能否以太平洋般宽阔的心匡救世界，我没有信心，但我确实得到了无数人的深挚的爱。我喜欢我的名字，我为拥有这个名而自豪。
要写母亲，不能不写她陪我上学的事。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必须有人陪伴，母亲就充当了陪伴人的角色。去学校，她跟我一起；我上课，她就在教室前的走廊里等侯；放学了，她再陪我一起回家。
高木老师说：“残疾学生的家长总是对学校要求这要求那，可是乙武的母亲从不这样。她非常尊重学校的决定，遇事特别好商量。”
学校规定不能在校园里驾乘轮椅，老师事前与母亲商量，母亲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听老师的。”她对老师的教育方法从不妄加评说。
母亲不仅对老师特别尊重，就是对我也不过多干涉。入学当初，小朋友们常常问我为什么没有手脚，还时不时地触摸我残肢的断面，有的孩子还故意不穿袖子，一摇一摆，模仿我的样子戏弄我。老师有些担心，生怕母亲会怪罪学校，可母亲一笑置之，说：“这是孩子们之间的事，大人没必要管，让他自己解决就行了。”老师为母亲的宽宏大量深感钦佩。
我上了中学以后，母亲对我的自主权更加尊重。记得那是中学一年级的夏天，有一天我对母亲说：
“我想在暑假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去青森。”
这是我第一次用意志的口吻向母亲说话。对于我的这一想法，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太现实。我猜想，母亲听了我的话，肯定会说“和朋友一起，危险啊”、“大人不去，能行吗？”之类的劝阻的话，没想到母亲竟会说出这样的话：
“啊，是吗？什么时候出发？几天？”
我如坠五里雾中；“哎……同意了？为什么？”
“知道你什么时候离家，离家多长时间，我们也好安排我们的旅游的事啊。”
就这样，8月中旬我和朋友去了青森，父母在送走我们的第二天就去了香港。
一般情况下，为人父母往往过于呵护自己身有残疾的孩子，我的父母却不这样，不但敢于放任儿子离家，而且还趁此机会外出旅游，好像巴不得似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儿子当成残疾人。
这样最好！
过于呵护自己的孩子，就是因为觉得他“可怜”。如果父母先有这种想法，时时处处小心翼翼，这样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把“可怜”的意念传染给孩子，孩子也就会自以为“可怜”，那么他就不可能勇敢地迈上今后的人生之路。
我在父母的养育下，自四五岁懂事起一直到快二十岁，从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残疾人，因此也就从未因自己的残疾而苦恼过。在任何时候，我都没有听父母说过要我正视现实、克服残疾之类安慰、鼓励的话，也许他们觉得这样的安慰或鼓励对于我没有什么用处。不过我认为，之所以对我没有用处，就是因为他们从不说这类话。
常常听人们说“残疾能塑造人的个性”，我以为这种说法言过其实，至少我不敢当。我小的时候是把我的残疾当成一种“特长”，现在我又认为我的残疾是我的身体的一个“特征”。世界上有胖人，也有瘦人；有个头高的人，也有个头矮的人；有黑人，也有白人……同理，有健全人，也有残疾人。一个人没有手，没有脚，身体残疾，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只要把残疾当成自己身体的特征，你还有什么可苦恼的呢？
使我获得这一教益的是我的父母。他们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感谢他们；他们养育我直到现在，我感谢他们。
（本文作者：（日）乙武洋匡）
第二章笑容是这样练成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终于悟出“发自内心如婴儿般天真无邪的笑容最迷人”，并且练成了那张价值百万美元的笑脸。
威廉•；怀拉是美国推销寿险的顶尖高手，年收入高达百万美元。他的秘诀就在于拥有一张令顾客无法抗拒的笑脸。那张迷人的笑脸并不是天生的，是长期苦练出来的。
威廉原来是全美家喻户晓的职业棒球明星，到了40岁因体力日衰而被迫退休，尔后去应征保险公司推销员。
他自以为靠他的知名度理应被录取，没想到竟被拒绝。人事经理对他说：“保险公司推销员必须有一张迷人的笑脸，而你却没有。”
听了经理的话，威廉没有气馁，立志苦练笑脸。他每天在家里放声大笑百次，邻居都以为他因失业而发神经了。为避免误解，他干脆躲在厕所里大笑。
经过一段时间练习，他去见经理。可经理说：“还是不行。”
威廉不泄气，仍旧继续苦练，他搜集了许多公众人物迷人的笑脸照片，贴满屋子，以便随时观摩。
他还买了一面与身体同高的大镜子摆在厕所里，每天对着镜子练习。隔了一阵子，他又去见经理，经理冷淡地说：“好一点了，不过还是不够吸引人。”
威廉不认输，回去加紧练习。有一天，他散步时碰到社区的管理员，很自然地笑了笑，跟管理员打招呼，管理员对他说：“怀拉先生，你看起来跟过去不一样了。”这句话使他信心大增，立刻又跑去见经理，经理对他说：“是有点味道了，不过那仍然不是发自内心的笑。”
威廉不死心。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终于悟出“发自内心如婴儿般天真无邪的笑容最迷人”，并且练成了那张价值百万美元的笑脸。
有志者事竟成，威廉苦练笑容的经历，为这句话做了很好的注解。
一个不会笑的人，永远无法体会人生的美妙。
把自己卖出去
一切只能靠自己
王红梅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99届的学生，在今天的大气候下，人大新闻系学生仍然走俏市场，王红梅心中自有打算，因为她从大二开始便瞄上了这家全国有名的大报社了。
读中文学新闻的学生都认为进报社当编辑做记者是种比较理想的选择，更何况这种一提名字文化人都知道的大报社，发行量大，品位高，经济效益也自然不差。就是凭一个记者证那种潇洒的劲儿也足够让人羡慕的，记者，那可是“无冕之王”啊！
报社有名而且报酬不低，其门槛也就自然不低。在这个“自由择业、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中，择业讲究的是有真实本事。而作为新闻专业的红梅，也自然知道求职应该要有哪些硬件：专业成绩不俗自不用说，最好是拿下英语四、六级证书，计算机至少也会操作，这是当今时髦。更加重要的是，要发表过一定数量的作品，最好有点“大部头”著作让人家刮目相看，因为大家都盯着你的文字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呢。
红梅一无背景，二无关系，更糟糕的是她的文笔一直很普通。到大三了，只发表过几篇微不足道的小报道，自己都嫌拿不出手，更不好意思在人前提起。也正因为这样，红梅一直把这个想进大报社的念头压在心底，从未对他人谈起过，恐怕被他人耻笑。每每大家谈到将来工作的事情，她就采取低调态度，说随便找家什么单位平凡过一生得了。事实上，她并不是这么想的，她是个极要强的女孩，并不甘心低人一等，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成为那家大报社的记者。因此，她在学习期间努力练笔，多方投稿，争取取得成绩，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王红梅事后对我谈起这些事，很谦虚地说：“当时的情况，我在班上算丑小鸭一类，并不被大家看好。”
爱屋及乌，从大二开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