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热红学--红学故事新勘、红学历史十讲 作者:土默热-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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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如是一生侠肝义胆,年轻时经常扮作男装,或儒生,或武生,自比宋朝擂鼓战金山的梁红玉。为了装备起义的五百“罗汉军”,她在自己生活窘困的情况下,把一生积攒的价值万金的首饰,连同“百宝箱”,慷慨地捐给了义军,为世人交口称奇,赞叹不已。
这次也是在与梁红玉战斗地点同名的金山,见到真正的女兵,柳如是内心之激动,可想而知。她同娘子军的首领阮姑娘立刻成了好朋友。张名振看到此情景,笑着说,将来战事结束,让阮姑娘在你个女将军左右侍奉,让你终日和“危画(女旁)将军”在一起。可惜的是,郑成功水师战败后,阮姑娘在舟山战死,永远没有侍奉左右的机缘了!这支娘子军的残部,在“邓小脚”的率领下,后来转战闽南山区,给清兵以惨重打击。最后,终因力量悬殊、粮草断绝,全军覆没,所有女兵全部壮烈牺牲!
康熙三年(1664)五月二十四日,八十三岁老翁钱谦益,带着几多荣誉、几多愧悔、几多留恋、几多牵挂、几多悲哀、几多愤怒、几多遗憾、几多满足,静静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与他后半生须臾不离、相濡以沫的夫人柳如是!
客观地说,此翁生前确有临难屈膝、“两朝领袖”的历史污点,但他晚年痛悔昔非,为反清复明辛劳奔波,瑕不掩瑜。更何况五十年雄居文坛领袖地位,清初的大家名流几乎都出自他的门下,当时的社会声望还是颇高的,就连黄宗羲、顾炎武这样的反清志士、当代大儒,对钱谦益也是尊敬有加。只是到了乾隆中期,才把他打入“二臣”行列,查禁了他的全部著作,才使他声名狼藉的。
钱谦益的尸骨还没有寒,钱家就发生了“家难”!钱家的一些家族无赖,在族长钱朝鼎的唆使支持下,强夺钱家的土地,变卖钱家的庄园,私分钱家的钱财,砸毁钱家的灵堂。钱谦益的儿子钱孙爱懦弱无能,女儿女婿还不便出面,维护“宗伯”后裔是重任就落在了柳如是一个弱女子身上。
面对那些如狼似虎的凶徒,一个弱女子又能怎么样呢?柳如是刚毅的脸上闪过一丝冷笑,她写下了痛快淋漓的遗嘱,代女儿、女婿写好官府诉状,又给钱翁生前好友写下几封求助信,然后平静地走进钱家正室荣木堂,用三尺白绫,把自己吊在正堂中央!她要用自己的死来震惊官府、震惊社会、震惊一切有良知的人们!一代才女、侠女、烈女、豪女、奇女柳如是就这样去了,年仅四十七岁!
柳如是的死,有“家难”的原因,其实“家难”也只是导火索而已。陈之龙自杀殉国时,她就产生过殉死的念头,由于钱翁对自己一往情深,又到了暮年,要人照顾。现在,钱翁也化碧西归了,自己的余生还有什么意趣?也赶到天国去,同自己一生两个知己去会面,了结“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的感情纠葛吧。
本节的材料均取自于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陈先生的确不愧为国学大师,一部百万字的作品,洋洋洒洒,精细严密,实为治学之典范。陈大师在《别传》中,似乎也看出了柳如是事迹与《红楼梦》故事的连带关系,但一是囿于胡适先生的成见,二是《红楼梦》研究并非大师的专长,故大师不肯下结论,只是在《别传》的关键地方,不时插上几句《红楼梦》如何如何,以启迪读者。这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治学品德,的确值得今天红学家们好好学习。
在《别传》第五章中,“寅恪按”:一热一冷之情景大有脂砚斋主(脂砚斋之别号疑用徐孝穆新咏序“燃脂暝写”之典,不知当世红学家以为然否?)评《红楼梦》“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回中,“芳官嚷热”一节的感慨,唯脂砚斋主则人同时异,而颖川明逸则时同人异。
《别传》第四章中,在论及河东君多愁善病时,寅恪按: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辞,成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而具体化之河东君!
由此可以看出,大师不是没有看出《红楼梦》中林黛玉形象以河东君为原型的可能性,但出于学者的谨慎,大师不作明言,只是罗列在这里立此存照,让研究《红楼梦》的专家来评判。另外《别传》的写作目的,是研究柳如是,不是研究《红楼梦》,是研究历史,不是研究文学。以大师的人品学风,做此处理,是十分得体的。
第一节 棠棣之戚
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文学是人学,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爱和恨,就是作者心中爱和恨的真实流露。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红楼梦》的作者,创作时立意下笔,时时处处都心存忠厚,本着“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原则,对作品中的人和事,加以忠实记录,一般不说绝对话,不做绝对评价。即使是对薛蟠一类人物,在表现他愚蠢凶恶行为的同时,还对他尚未泯灭的善良一面,不忘加以刻画。
但是,也有例外,作者对主人公宝玉的伯父贾赦和伯母邢夫人,庶母赵姨娘和同父异母弟贾环,却心存深深的厌恶,把他们描写得污秽不堪、愚蠢透顶,事事都透露出可恨、可鄙、可笑又可怜的丑态。就连他们身边的人,如马道婆、王善保家的等,作者笔下都绝无怜悯,把他们统统描写成一副令人作呕的小人、坏人形象。
赵姨娘母子制造的家庭矛盾是嫡庶矛盾,贾赦夫妻制造的矛盾是长房、二房之间的矛盾,两组矛盾的另一方,则同为“二爷”宝玉和“二奶奶”凤姐,也就是家庭的继业者和当家人。《红楼梦》书中以大量篇幅,描写了家庭中“乌眼鸡”般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激烈矛盾冲突,譬如,赵姨娘母子导演的挑唆宝玉挨打、魇魔凤姐宝玉奄奄待毙的闹剧,贾赦夫妻导演的鸳鸯拒婚归罪宝玉贾琏、拾绣春囊抄检大观园的悲剧,等等。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说到底,都是对家庭主导权的争夺。譬如鸳鸯,在贾府女奴中,并不是最漂亮聪明的,为什么贾赦非纳她为妾,并且一反常态,邢夫人亲自出面说亲呢?说到底,控制了鸳鸯就是控制了老祖宗,也就等于控制了凤姐宝玉。贾赦夫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红学界一般都把书中贾府“落一片茫茫白地”的下场,归罪于外部因素,说什么受到雍正政敌的牵连,等等,这是毫无根据地“猜笨谜”。书中贾府败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内部的矛盾,正像书中所说,“只有从内部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正是赵姨娘母子、贾赦夫妻的“窝里斗”,才最终导致了凤姐“哭向金陵事更哀”,导致了宝玉一痛决绝逃离了家庭。可以说,《红楼梦》的故事,其实就是对一个封建大家庭发生“家难”、导致“子孙流散”、落得“茫茫白地”过程的真实记录。
《红楼梦》记录的“家难”,发生的时间不是乾隆年间,而是康熙年间;发生的地点不是江宁织造曹府,而是钱塘“百年望族”洪府。在详细考证康熙年间以“南洪北孔”著称的大文学家洪昇身世的基础上,再细读《红楼梦》,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红楼梦》所写的故事,就是洪家“家难”的真实记录。
洪昇在康熙十年前后,怀着“古孝子”的悲愤,逃离家庭后,在诗文中经常以“履霜操”、“避缴者”自譬。所谓“履霜操”,就是指无罪见斥;所谓“避缴者”,就是逃避挑拨离间的人。既有“避缴者”,就必然有“施缴者”,即制造事端的人。这个洪家的“施缴者”,有史料证明,就是洪昇的继母和父妾及同父异母弟,与《红楼梦》的记载完全相同!
洪昇自居的所谓“古孝子”,其真实含义是“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不陷父母于不义”。《红楼梦》中,宝玉遭到贾环母子的暗算,被父亲施加狠毒的笞挞,三个月不能动弹,父亲还留下话来,要找绳子勒死他,以避免将来发展到“杀父弑君”的程度。在有性命之忧的家庭环境中,宝玉最终除了逃离家庭,还有别的办法么?事实上,《红楼梦》的初创者洪昇和二弟洪昌,就是在“大杖”的威胁下,逃离家庭,造成洪家“子孙流散”、继业无人的。由此分析,洪昇在《红楼梦》创作中,对这些家庭的“施缴者”,丝毫不留情面,竭力加以丑化诋毁,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不论是否承认《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红学界一致公认,作品主人公贾宝玉身上,寄托着作者的影子、作者的爱恨。书中宝玉出场的那两首“西江月”,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作品主人公的感情: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奈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从诗中不难体会到作者对作品主人公自怜自叹、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书中主人公的母亲王夫人称自己的儿子是“孽根祸胎”,父亲贾政称自己的儿子是“不肖孽障”,总之是个“不肖”逆子;但主人公的祖母“老祖宗”,在清虚观却含着眼泪对张道士称,“只有这个孙儿”,最像当日的“国公爷”。由此可见,《红楼梦》主人公在家庭中的矛盾形象。
父母心目中的儿子“不肖”,儿子心目中的父母形象又如何呢?一般说来,按照“严父慈母”、“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伦理,我国封建社会的任何文人,都不会在作品中丑化自己的父母的。但《红楼梦》的作者,在作品中对主人公的父母却不无微词,这实在是有违封建社会常理的。
作品中的贾政,不仅迂腐古板,而且不学无术,从他经常交往的“沾光”(詹光)、“善骗人”(单聘仁)、“不顾羞”(卜固修)等人的名字,就足以看出他们的道德人品。与他们为伍的贾政,还可能是正人君子式的“严父”么?作品中的王夫人,表面上的“慈”和内心中的“狠”形成强烈的反差。在虔心礼佛的慈善面孔下,潜藏着一颗阴险毒辣的心肠,死金钏、逐晴雯、疑凤姐、诋黛玉,家庭所有悲剧的产生,她几乎都在暗中操纵。
以上足以看出,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不仅有长房二房的矛盾,父辈嫡庶的矛盾,还有父子母子之间的矛盾。对前两组矛盾,作者采取公开诋毁的手法,对当事人不遗余力地加以丑化;但对后一组矛盾,作者的手法就要隐晦曲折得多了,在表面上描写“严父慈母”的文字中,潜藏着对父母的极大不满。《红楼梦》作品中之所以出现这种不符合封建常理的怪现象,根源还在于作者洪家庭中发生的“家难”。洪昇逃离生活优裕的大家庭,后半生过着极为贫困潦倒的生活,起因固然是别人的挑唆,但家庭关系破裂的根本因素,还是洪昇不容于父母所致。洪昇在描写“家难”时,对主人公父母不无微词,就是情理中的事情了。
在封建社会,士大夫家庭的逆子,当然要背负“不肖”的恶名,事实上,洪昇一生确实无时无刻不为“不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