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冲突-儒学与现代管理-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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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而廉洁、公正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法官;⑤公平、正直的人,可以任
用他们担任财务管理官员;⑥谨慎、明察而廉洁、公正的人,可以任用他们
担任主管分配和赏赐的官员;⑦善于谋利和经营事务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
任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领导人;⑧善于交际并能广泛搞好关系的人,可以任
用他们担任外交官员;⑨勇猛、刚毅、善于估计形势和果断决策的人,可以
任用他们担任军事领导人。总之,“因方而用之,此之谓官能”。身为一国
之君,最主要的工作即在识别人才,分别授以相当的官位,而不致大才小用
或小才大用。
以上提到人才都是可用之才,不过,君主除了要注意可用之才,还要知
道何者是不可用之才。所以,方能知所取舍,而不致受到蒙蔽。《荀子·臣
道》中依才德将人臣分为四等:态臣、篡臣、功臣、圣臣。态臣是以媚态取
悦君主的人,如苏秦之流。篡臣只顾个人利益而篡夺君主的威望,如孟尝之
流。对内能够统合百姓,对外能够抗拒危难,百姓亲和他,士人信任他,忠
于君主,爱护百姓,并且毫不懈怠,这就是功臣,如管仲之流。尊君爱民,
人民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政令教化,能够迅速地回应突然的变化,对于各种
施政原则的应用甚为恰当,可立为典范,这就是圣臣,如伊尹之流。“用圣
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
《荀子·大略》:“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
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
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最佳的人才是能说能做的“国宝”,
其次是能做不能说的“国器”,再其次是只能说而不能做的“国用”,最差
的是言行不一的“国妖”。
此外,善妒之人不可用。理由是:“士有妒友,则贤交不亲;君有妒臣,
则贤人不至。”如果君主任用一个忌才的臣子,不论这个臣子的能力有多么
高强,都是不划算的。因为,他会使得其他的人才无法被君主所用;如此,
君主得到一个人才,却损失了千百个人才。荀子指出,“下臣事君以货,中
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能够为君主延揽人才的臣子才是最好的。荀
子有特别欣赏能够应变的人。事事请示上级的人固然谨慎,但不如能够当下
自做决定的人。能够循规蹈矩,固然不错,但不如能知统类的人。知统类,
即是知事情之所以然,如此,方能懂得变通,而“其知虑足以应待万变”。
不过,应变并非权谋。《荀子·王霸》:“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
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之人为之则亡。”应变只是对事而言,
做人的德性却没有应变的需要。一个有道德的人,若能懂得应变,当然最好;
若是有道德而不能应变,亦是个安分守己的人;荀子最为反对的是只知权谋
却毫无品德的人,君主也绝不可任用这种人。重德性而轻权谋,这点是儒家
与法家最为不同的地方。
若是有道德而不能应变,亦是个安分守己的人;荀子最为反对的是只知权谋
却毫无品德的人,君主也绝不可任用这种人。重德性而轻权谋,这点是儒家
与法家最为不同的地方。
君主在遵循上述原则任用贤才之后,就得把治事之权真正的交出来信之
任之,大胆用人:尊贤举贤,目的是要贤才发挥才干,起到“治国平天下”
的作用,成就“博施济众”的伟业,而不是叶公好龙似地假尊贤,也不是储
藏珍宝似地将贤才束之高阁,置之不用。否则,有贤不用,与无贤相同。《说
苑·尊贤》:子路问于孔子曰:“治国如何?”孔子曰:“在尊贤而贱不肖。”
子路曰:“范中行尊贤而贱不肖,其亡何也?”孔子曰:“范中行氏尊贤不
能用也。”孔子认为,人君发现了贤才,就应当信之任之,大胆用之。要做
到信之任之,大胆用之,首先必须在心理上放心,大胆放权,让贤才有充分
的自由和权力来施展才华。其次,要很好地做到信之任之,大胆用之,还必
须力排谮言,有始有终。相传尧欲传天下给舜,鲧出来反对,曰:“不祥哉!
孰(怎么)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
又以相同的理由阻拦,尧仍不为所动,又举兵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
再也没人反对传贤的事。孔子评价说:“尧之知舜之贤,非其难,夫至乎诛
谏者,必传舜,乃其难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知贤举贤困难,
但得贤之后,不信众人之诋毁,对贤者坚信不疑,更是难乎其难。三人成虎,
众口铄金,虽曾子之母,汉文之君,犹自难免,何况他人乎!难怪历史上好
人不寿,贤者落拓,屡见不鲜了!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能够知人善任,举贤用贤的一代明君,他曾说:
“有贤不用与无贤等,用而不信与不用等。”不少君主在授官之后,仍然喜
欢不时提出意见,甚至插手其间。孟子在《梁惠王》篇指出,勿教玉人琢玉,
即表示,要尊重专家。此外,《荀子·君道》:“今人主有大患:使贤者为
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
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让贤能之士受到各种干扰、牵制,这样并
不能达到任贤的目的。按理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确定一个人是贤能之
士,就应该让他充分地发挥,而不是处处掣肘。
但是,信任亦非完全的放任。在任贤之后,仍需要适当的考核,方为周
全的用人之道。《荀子·君道》:“行仪动静,度之以礼;知虑取舍,稽之
以成;日月积久,校之以功。”考核一个人的方法是,看他的言行举止是否
合乎礼法,看他的判断取舍是否有实际的成果,经过一段时间,看他是否有
功绩。事后的考核工作,不仅可以矫正事前考察工作的可能误差,也可以防
范贤能之士在受到重用之后变质的可能。
·用人注意事项
儒家能善用人才方面是有巨大贡献的,大致可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口是心非。《荀子·致士》:“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
乎不诚必用贤。”用贤这句话人人会说,就好像亲贤人远小人也是人皆能云。
问题是,谁是小人、谁是贤人?如果用人者分辨贤人的方式是看他能否顺从
己意、曲意承欢,则属口是心非者,因为这时并不是真正地以才德本身做为
用人的标准。
一、口是心非。《荀子·致士》:“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
乎不诚必用贤。”用贤这句话人人会说,就好像亲贤人远小人也是人皆能云。
问题是,谁是小人、谁是贤人?如果用人者分辨贤人的方式是看他能否顺从
己意、曲意承欢,则属口是心非者,因为这时并不是真正地以才德本身做为
用人的标准。
三、身边留有小人。《荀子·大略》:“士有妒友,则贤交不亲;君有
妒臣,则贤人不至。”如果自己先用的是小人,后进者也很难不是小人。仲
弓曾问孔子:“焉知贤才而举之?”孔子回答说:“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
其舍诸?”(《论语·子路》)意思是说,如果你能先任用你所知道的贤才,
别人看到你用人是以贤德为重,自然会向你推荐类似的人了。此外,樊迟曾
问孔子如何知人。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进一步
发挥此意说:舜任皋陶,汤任伊尹,贤人得用,小人自然离开了。(《论语·颜
渊》)
四、得之而不用,或用之而加以掣肘。《荀子·君道》:“不急得,不
知;得而不用,不仁。无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大患:使贤
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
污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求得贤才,就应当放心地委以重任。
备而不用,或用而不信,都无法真正发挥贤才的功能,也失去原初求才的本
意。此外,《孟子·梁惠王》提到居上位者常有“教玉人雕琢玉”的毛病。
换言之,要尊重专家,不要外行领导内行。
五、本身不能容人、不能以礼待之。《荀子·致士》:“川渊深而鱼龟
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俗话
常说“小庙容不下大菩萨”,其实不是庙小,而是心小。如果主持人容得下
大菩萨,则庙会也随之而大起来。
六、不知因材适用。“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不能辨识人才适用之处,
亦是用人失败的一大原因。《荀子·君道》提到“材人”之道,也就是因材
任官的原理。其中指出,有官人使吏之材、有士大夫官师之材、有卿相辅佐
之材也,而人主之道即在于因才论官而无失其次。曾国藩曾说过:“人材有
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缺一。”其中的转移之道,
即在强调因材适用,若能用得恰当,则鸡鸣狗盗之徒皆可发挥奇效。孔子也
说:“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
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他人也,求备焉。”(《论语·子
路》)“器之”就表示,君子用人因材用之;“求备”则表示,小人用人就
希望他无所不能而要求无度。
七、不知培育人才。在用人方面,除了要能知人善任之外,还得主动地
培育人才。这是一般人最容易忽略的,而总希望眼前就有现成的人才可用。
《荀子·宥坐》:“为教而责成功,虐也。”一般说来,儒家之重视教育即
在于培育人才。而清末担当平定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在此感触更深。他说:
“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又说:“天下无现成
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由磨练而出耳。”
怎样育人?
怎样育人?
因材施教
孔子主张因材施教,一味循老套的方法是没有效果的。因此,在不同的
人向他问仁、问孝、问政等时,尽管问题是一样的,但孔子的答复却不同。
适用于甲,未必能够适用于乙;从前惯用的,未必现在也能够通用。《礼
记》有云:“律有小大之称,轻叩钟缘,则声响小;重击钟身,则声响大。”
(《学记》)“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当也。”(《祭义))
总而言之,对于求教者、受业者,都应当让他们得到适切的教诲。孔子
完全因材施教,完全不以一种模式一种标准要求大家,他一直盼望能依各人
的个性,造就成各种人才。像这样活的教育方法,确实是达到了高明的境地。
即使是今天的教育部门也是难以做到的。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
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篇》)孔子认为,对可以交谈的人而不
与之交谈,是错失了人才;对不可以交谈的人与之交谈,是浪费言语。惟有
聪明人不错失人才,也不浪费言语。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
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篇》)孔子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