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夏-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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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肯定害不少人！”我说。
“瞎……”父亲叹了一声，再没言语。
到1949年3 月，土改算是完成了。父亲置下的一百多亩旱地和两亩葡萄园都被分了，只给父亲留下六亩沙石地，据说是因为父亲城里有买卖，所以地要比别人少分些。
在土改进行之时，父亲就把金银首饰店和绸缎店关了，把茶庄盘给了别人。那时候，我家在东门内的大宅也给贫农协会占了，我们一家被赶出。父亲便把原绸缎店当作住宅，安顿下一家老小和蔺妈。因为这里临街，靠鼓楼闹市。父亲把绸缎店
用隔扇隔开几间，把最外边的一间用作一个小店，摆了些香烟火柴之类，赚些零用钱，养家度日。
刚刚安定下几天，父亲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北京乡下来信，说那边也要开始土地改革，父亲以前购置的一百亩地虽是为养前妻的，但毕竟在他的名下。前妻来信，说当地土改工作组要他回京参加土改，如拒不来参加土改，后果自负。
接信的当时，父亲就两眼发直，咕咚一下栽倒在地！
从此，父亲一病不起。
按照父亲示意，我代父亲给北京乡下写了回信，说明父亲的病情，请求当地工作组原谅。至于土地如何处置分配，全凭工作组安排。地契在父亲前妻处，他本人同意交出。
信寄出后，我们提心吊胆地等待回音。父亲尤其紧张，大约是怕被弄到北京城东乡下挨斗，记得他躺在病床上，常常叹气：
“唉，早知如此，还不如像郑三儿的爹呢——抽大烟把家抽败了，土改划成份倒划了个贫农……唉，早知如此……”
父亲是叹惜自己操劳一生辛辛苦苦，到头来命运跟着时运变，两手空空不说，一生的事业最后等于零。
还好，几个月后，北京方面回了信，说是人病了就不必来了，土地已经大部分掉，只给前妻留下十几亩。
到此，父亲对北京老家乡下，已经断绝了全部联系。他在北京的田产没有了，在宣化的田产也没有了，经营许多年的店铺也关了。只剩下一具衰病的身子。这时候，他其实最放心不下的是我，他惟一的女儿。而时间，也已经到了1950年11月间。
那时候，宣化女中早已复课。但我当时心思早已不在功课上。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和美国军队作战的消息像一颗炸弹爆炸，使人们震惊不已。记得当时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社论，标题是：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我们高声朗读这篇社论，高呼口号，上街游行，签名表决心，捐款…
…我感觉自己被卷入一股潮流中，身不由己，整日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中。
但是不久，我就遭受了歧视性打击：当军事干校要招生时，女中许多学生报名，我当然也积极要求。但在交报名表时，学生会一位同学瞥了我一眼，随手把我的报名表扔到一边：
“你，辜夏，不行！”
“我怎么不行？体检我合格了……”
“你是什么家庭成份？地主资本家！怎么能到军事干校呢！”
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处于怎样一种羞辱之中！在同学们众目睽睽之下，我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从此我再没去学校。
父母问我为啥不去学校，我就说，不想上了。但是，细心的母亲发现我时常暗自垂泪，便追问我缘由，当然，即使后来父母都知道了我辍学的原因，除了叹惜外，也无能为力。父亲甚至感到歉疚。有一次他对我说：
“小夏，爸对不起你……不过，这也没办法，这是命哇。咱就不当军官了吧，当老百姓好，混个安稳饭吃……”
可以想像，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女儿前途遭遇的绝境，当事情有了重大转机之时，父母该会为我如何高兴！女儿遂愿了。等于父母也遂愿了。父母亲真是一心为女儿好，哪里想到，即使是女兵，到了军队，也难免上战场，难免伤残，难免生生死死的遭遇呢？
——那是我家佣人蔺妈回乡下一个星期后，返回我家的时候，正是傍晚我们一家人正在围桌吃饭。父亲被搀到桌边，强撑着坐在凳子上，喝着小米稀粥。我呢，掰了一块窝窝头扔到嘴里却咽不下去，没完没了地嚼着。这时候，敲门声响起。
“是蔺妈回来了！”母亲说着前去开门。
蔺妈跨进门来，扛着一个篮子，篮子里盛着从乡下带来的一点干菜和几个鸡蛋。
蔺妈放下篮子，直起身来，摘下头上的驼色头巾，我看见，蔺妈一脸笑容！
“你笑啥？”母亲问道，觉得诧异。
“小夏，”蔺妈笑眯眯地对我说，“你不是想当解放军吗？可有办法啦！”
接下来，蔺妈便把这个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宣布了——
原来，她回到乡下，正巧遇到她哥哥的儿子——她的侄子回乡探亲！
“我侄子叫蔺有亮，早就参加了八路军，说是当了营长！挎着盒子枪！我问他，能不能往部队上带个女兵参军，他说谁？我告他谁。他问识字不？我说，人家上女中哩！他点头说：行厂蔺妈兴高采烈地述说。
“他说行？”我惊喜地追问。
“他说行！”蔺妈再次肯定道。
我看见父亲和母亲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甚至感激地直向蔺妈点头。
“那啥时候走？”我追问。
“七天八天，他离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一道去！”蔺妈征询的眼光望着我的父母。
这时候，我发现父亲和母亲的表情开始僵滞了——笑容渐渐消失，代之以极为复杂的情感。大约是看到行期如此之近，又不忍与爱女别离吧！
“是参加啥部队？小夏去了干啥？”母亲开始发问了。
“他问小夏漂亮不？我说跟一朵花儿似的，又有文化。他说，部队就缺有文化又漂亮的女青年，当文化教员，还有什么文工队……”蔺妈详细介绍着。
“啥叫文工队？”母亲问。
“就是演出文艺节目的，吹拉弹唱呗！”我见蔺妈张口说不上，赶紧回答。
“那不是戏子嘛？”父亲开口了。
“爸，你还是封建老脑筋！”我嗔怪道，“那是文化工作，所以叫文工队！”
“不会上朝鲜跟美国人打仗吧？”父亲最担心的事就是这个。
蔺妈迟疑了一下，说：
“我问有亮了，他说部队想上朝鲜，还怕轮不上呢！再说，就是打仗，也轮不着这些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呀！你说是不，掌柜的？”
父亲低头不吭气了。
“爸，妈，”我下决心说道，“你们让我去吧，我到了队伍上，就成了人民解放军，也算参加了革命！那你们的身份就变了，成了革命军属，以后日子就会好过些……”
事不宜迟——匆促做了决定后，母亲和蔺妈开始为我匆忙做上路的准备：打点些衣物、鞋袜。母亲想为我找旧衣服改一件当时流行的列宁服，但先是找不到样子，后来借到了样子又觉得绸料不合适，换了一块旧布料裁了又不合适，最后还是让我穿了一件黑地碎红花的棉袍离了家。
临行前的那天夜里，母亲和蔺妈为我赶缝了几个新的月经带儿，用布缝成长条形口袋状，开口处用一根别针别上，用的时候，可以填进些干净的草木灰，可以吸湿；用过后可以清洗后反复使用。母亲把几个月经带塞到我的包袱里时，我还嫌多，
但蔺妈说，你成大姑娘了，带上吧，别嫌多！妈妈还悄悄叮嘱我，到了部队上，见到合适的军官，就找一个吧，要找人品好的，妈不在跟前，你自己小心拿主意……把我说得红了脸，还嗔怪母亲：人家是去参军，您老说这些干啥？现在想来，那新
缝制的例假带儿和妈妈临别的嘱咐，都是我以后遭遇麻烦的最早预兆！
那天晚上，父亲让母亲把我叫到他床前。他欠身用哆嗦的手从枕下摸出两个金戒指和六块银元，用一块绢纱包着托给我——
“带上吧，这是爸的存货”。父亲深情地说，“也许用得着……”
我坚辞不带。
“到部队吃穿都是公家供给，用不着！”
“你爸给你嘛，你就拿着吧！”母亲说。
在母亲和蔺妈劝说下，我只拿了两枚戒指，留做纪念。因为两枚戒指一枚是母亲戴过的，一枚是父亲戴过的。母亲戴过的那枚镶着红玛瑙，父亲戴过的那枚镶着一块指甲盖大的翡翠。两枚戒指都是父亲的首饰行作坊自己打制的，而且是父亲精心制作的手工。
现在回想起来，50年前，父母送走刚刚成年的爱女之际，他们心中也许对女儿的未来有着模模糊糊的美好憧憬，而不可能料想到女儿的命途坎坷。而我匆促间的离家而去，便踏上了我的不归的人生旅途。让我至今懊恨不已的，一是与父母轻率
别离，从此再无相见；还有就是，从那时迈出家门的第一步起，到如今这50年间，我的一生竟过得如此匆忽，就像是小时读书时按老师的命题作文，匆匆忙忙打下了一篇草稿，还来不及修改润色和誊清，铃声已骤然响起：该交卷了。
我承认，在我一生度过的六十多个年头的日月里，回忆中最难忘的就是入朝作战那几年的事，那时间我度过了我青春年华的美好时光。好比一枝花儿，开花之前的日日夜夜，似乎都在为花蕾绽放的一天酝酿准备。而花开后，灿烂不过一旬。忽
经一夜风吹雨打，凋零了。余下枝叶虽还葱绿茂盛，但也只等最后秋风袭来，落叶枯黄了。
还是从离开家的那天说起吧——
那是1950年11月间一个晴朗的冬日，上午八点多钟，我辞别了里屋病榻上的父亲，走出家门。母亲和蔺妈出来送我。蔺妈给我提着一个包袱，母亲为我提着一只塞得鼓鼓囊囊的花布兜子。那时，宣化城的南北大道上已经人来车往。铃声阵阵的
垃圾大车早已驶过。各店家泼街的伙计也已经收起了洒水的铜盆。沙石土道上，刚洒过的水花儿浸入地上，凝成一片片冰花，既不太滑，又镇住灰尘。从东城墙那边，暖和的阳光已经照射过来，照亮了鼓楼，照亮了各家店铺的门脸儿。卖切糕和发糕的小推车已经停在了路旁。小贩儿吆喝着：
“切糕唻——切糕——”
母亲走到切糕摊儿前，买了一刀切糕，用草纸托着，热腾腾递给我：
“快吃吧，吃了糕路上不饿。”
软软的黄米面切糕，中间一层豆沙和红枣儿，香气扑鼻，是我从小爱吃的东西。但是，这次离家前吃的这一次，倍觉香甜，令我难忘。
小城真的不大。母亲，蔺妈带着我，三个人走过朝阳楼路口，再向南，过了南城门，走不远向右边拐，到了火车站。
青砖砌墙的小候车室里，条椅上坐了些候车人。地上放着柳条箱、帆布箱之类行李。我和母亲找墙角椅子刚刚坐下，蔺妈便喊道：
“有亮！有亮！”
就见售票窗口几个人中闪出一个军人，他答应着，到墙跟提了他的一只帆布箱，走到我们跟前。不用说，这就是蔺妈的侄子，那位回乡探亲的解放军营长了。
我注意观察着这位“军官”：一身旧棉军装，布料黄里发白；头戴一顶黄棉布军帽，足蹬一双高腰的黑皮靴。最惹眼的，是他的黄铜扣腰带，铜扣磨得锃亮；斜挎着一支手枪。枪装在一个皮套里，显得沉甸甸的。他的个子比较高，有一米八左右，瘦脸，高颧骨，一脸黑胡碴子，看上去四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