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夏-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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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夏”，这个名字在以前的采访中，我记得被别人提起过，说她一到夏季就身形消瘦、苦不堪言，因而被称为苦夏。不过，似乎没人愿意更多谈她的事，也没人主动提供她的联系电话和通信地址。
“她在哪儿？可以找到她吗？”我当时的急切表情一定像找矿的勘探者发现了矿脉。
“她就在北京……说实话，苦夏是我们文工队最漂亮的一个女队员……不过，采访她可能没多大用……”他的口气令我惊诧。
“但是她有日记呀！”我几乎要恳求了。
“她还牵着两条人命哩！”
“为啥？”
“为啥？为了她漂亮呗！”
一听他这话，我的心头激动地敲起了鼓。肯定是我的表情的急切让他起了怀疑，也许被他看作是那种猎取艳闻轶事的沽名钓誉之徒，故而，他对我的请求联系采访苦夏一事没有给予肯定的答复。
“试试吧，试试吧。”他送我出来时说，“我先帮你联系一下，看看她的态度吧……”
三天以后，我主动给他打去电话，询问他联系苦夏的结果。
“她不愿接受采访，”电话那一端传来他冷淡的回答，“我早知道她不会接受的，我看算了吧，多采访几个其他的人，一样的……”
“一样的？开玩笑！怎么会是一样的？！”我差点把这句话冲口而出。我告诫自己，不要着急，要耐心。
我想搬出他的老首长说服他。
“我前天见了李司令，他说，有什么事让我找您……”我殷勤之极地对他说。
“我不是帮你联系了吗？是她不愿见，也不能强求哇！”对方似有些不高兴。
“我只求您一件事：把她的电话号码和通信地址告诉我，这对我太重要了……”
“你们这些搞创作的同志呀，不撞南墙不回头……干脆告诉你吧，她的真名叫辜夏……”
也许是他想赶快摆脱我的纠缠，也许是他屋里的售货窗口又来了买双棒儿的男孩，他忽然很痛快地满足了我的要求。不过，他没忘了叮嘱一句：
“你去碰运气吧，可别说是我让你找她去采访的……你就跟她提李司令吧，提老首长也许好说话些。好啦，祝你成功吧！”
告别室右侧的门开启了，吊唁的人们开始排队依次进入。与此同时，哀悼的乐曲也响起了。这与一般哀乐迥异的声音悠然升起，令我心头一颤，就听见前后有人小声脱口叫道：
“哟，是‘道拉吉’①！” ①朝鲜民歌《桔梗谣》。
“喂，道拉吉，道拉吉……”
这抒情而又轻盈的朝鲜民间曲调，对于去过朝鲜的文工队员是再熟悉不过的。我猜想，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选这首乐曲做哀乐，一定是苦夏临终前的亲自安排。
道拉吉，道拉吉，
深山里遍野的道拉吉，
只要挖到两三棵，
就能盛满我的小菜筐……
优美的旋律似天籁般萦绕在告别室内，牵引着人们沉重的脚步。
我缓缓走向她的遗体。
在向鲜花丛中的逝者三鞠躬后，我轻轻地环绕她走过，注目她安详的遗容。
我看见，她一头染过的乌发油亮而鬈曲，环绕着她端庄、清秀的脸庞，被精心化妆过的脸上，双目微启，似要最后向人们诉说。棱角分明的嘴唇被施了淡淡的口红——颜色一定是她生前常爱用的一种。
我一刹时竟想到，这样一位美貌女性，花甲之年风韵犹存，生前一定喜爱化妆。而从她成年起，被动地由别人为自己化妆，恐怕这是仅有的一次吧！
向死者遗体告别后，我来到灵前右侧的遗属前，向死者遗属握手致哀。
死者的遗属只来了两位：一子一女，来向母亲告别。儿子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身材笔挺；女儿三十多岁，亭亭玉立，面容与母亲十分相似。她的名字叫玉薇，我曾见过她。
在和玉薇握手时，她认出了我，含泪点头。
“谢谢您来为妈妈送行……”
“葬仪安排得很得体，”我宽慰她，“使用青春遗像和朝鲜民间乐曲代替哀乐，恰如其分，妈妈可以放心远行了……”
“谢谢您。这都是按照妈妈生前的喜爱来安排的……”女儿解释道，“遗像是用妈妈最喜欢的一张放大的，‘道拉吉’乐曲也是妈妈临终前常听的……她爱回忆年轻时代……”
玉薇最后的一句像是不经意说起，但却是对我的一个提醒。我握手向她告别，说：
“放心吧，我正在抓紧整理你妈妈的回忆……这不仅仅是对战争的回忆，更是青春回忆，人性回忆……”
离开玉薇后，我在想：玉薇作为女儿，未必知道她的母亲对我开启回忆闸门的不易，更不一定知悉，母亲那道回忆闸门之内的秘密。
当我获得苦夏的电话号码和联系地址后，整整考虑了一个晚上，也踌躇不决：究竟是先给她打电话呢，还是冒昧直接上门求见？显而易见的是，两者都会有遭遇拒绝的危险。
我寄希望于这些文工队员的老首长，由首长引荐好似获取了通行证。遗憾的是，当我给李司令家拨通电话后，得知这位离休的老将军去了江西，好像是为了一个有关红军历史方面的纪念活动。并且，何时返回北京没人能说得准。
最后我决定：先电话联系，不论是否遭到拒绝，都得上门拜访。
我挑选了一个周末的晚上，估计对方在子女返家心情愉快时打去电话——
铃声响过几遍后，一个悦耳的年轻女声从话筒中传来：
“喂，你好，请问找谁呀？”后来我知道接电话的是苦夏的女儿玉薇。
“请问这是辜夏同志家吗？”我说出了苦夏的实名。
“您是哪一位？找我妈妈什么事？”看来，女儿对陌生口音来扰有些奇怪。
也许是害怕直接遭到苦夏的拒绝，我竟一口气把我的姓名职业和采访她母亲的请求，用诚恳的语气快速讲了一遍。
“请等一下——”我听见她放下话筒的声音，接着就听见话筒里传出电视机里的歌声和母女二人的交谈声。
过了一会儿，女儿又来回话了：
“我妈妈说，她前些天听郭伯伯介绍过您。她很希望您能多写写志愿军，不过……”
“那可以采访她吗？”我急着问。
“不过，妈妈说她自己没什么好谈的，她最近身体不好，不愿回忆过去的事……”
“请转告你妈妈，只要见一面，简单回忆一下，用不了多少时间……”我努力想挽回局面。
“实在抱歉，妈妈不同意。”
在我迟疑间，对方已放下了电话。
再次遭拒绝，令我非常失望。不过，我对苦夏的态度可以理解。并且我更加坚信，往往越是难于采访到的东西，价值也越大。
谁愿意轻而易举地将秘密示之于人呢？
一星期后，我抖擞精神，再次披挂上阵。
我决定单刀直人，径直登门拜访。尽管这样做有些不太礼貌，但也只有如此了。
动身去她家的那天，是我特意选的星期日上午她容易在家的时候。早晨离家前，发现外边下开了雨。不大不小的雨很快浇湿了路面。这让我更加高兴：冒雨拜访不是更显出虔诚么？
她的家位于甘家口路东一片住宅楼中。我撑着伞，在楼群中按照楼号打听了两次才找到。
是多层住宅楼，没有电梯。楼外有一片不大的草坪，草坪间散置着几处石凳，还有一处花坛。大概是雨中，楼外还算宁静。
我按照地址上了三层，在右手门口站下，镇静了一下心情，便伸手按响了门铃。
总算没有扑空——片刻，室内响起问话声：
“是哪一位？”
听声音又是她的女儿。脚步声走到门口，停住了。我知道她正在门内从猫眼向外探视。
我很从容地从塑料提袋中取出我出版的一套书，举在面前，向门板上的猫眼说：
“我就是上个星期打过电话的作者，我今天特意来为你妈妈送书，只想送一套我的书……”
大概是看到我一手拿着滴水的雨伞，一手举着书，并且一脸诚恳，门里她的女儿决定开门迎客了。她喊了声：
“妈妈，有客人来啦，找你的——”
门开后，就听见室内飘荡着“道拉吉”的歌声——是卡带录音机播放的。进门过道前边就是一间客厅，一侧组合柜上的录音机正开着。屋外下雨，窗口透进的光线有些暗。
年轻的女儿迎向我，接过我手中的伞。她朝我微笑着，面庞十分美丽。
右侧拐角处的沙发上站起一个妇人，由于过道的遮挡，使我没有立刻见到她。但是，她的女儿马上介绍说：
“这就是我妈妈……”
妇人微笑地凝视着我——之所以称她为妇人，是她确实不像六十多岁的人。她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脸庞清丽而白皙——只有眼角和嘴角的皱纹诉说着她曾历经的沧桑。
她神态从容地请我在沙发上坐。女儿很快沏上茶水。
我一边为自己冒昧登门道歉，一边将我的书恭恭敬敬地置于她面前的茶几上：
“只是送您一套我的书，写的是有关朝鲜战争的，想请您多多指教……”我对她解释道。接下来，我简短地把自己的经历做了介绍。
“谢谢您冒雨送来书，我一定拜读。”她说，“但是我怕不能对你有什么帮助……”
“我听您的老战友介绍，说您在朝鲜有写日记的习惯？”我的话还没说完，就看见她眼里闪出警惕的神色，于是立刻打住话头，递上自己的名片，起身告辞：
“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地址、电话，请多关照吧！”
“再坐坐吧，连茶也没喝一口就走……还下着雨呢……”她一边起身送我，一边挽留，脸上确有歉意。
“有机会的话，以后再拜访您，今天突然打扰，实在不好意思。”
——这次送书后两个多月，时近初冬，我才又给苦夏打去电话，结果令我彻底失望。
是她女儿玉薇接的电话，告诉我，她妈妈早已去了美国！
“是您上次送书后半个多月走的，对，是看我哥哥，他在美国东海岸的巴尔的摩……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回国，总要很久吧……”
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已停止了工作采访。苦夏——我把她作为我最后一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采访对象。现在，这个打算要泡汤了，令我觉得沮丧。这种情绪影响到我的写作欲望，令我很难打起精神，去撰写一部类似材料汇编的纪实作品。
加之年关将近，又有诸多事情打扰，遂将写作计划搁置下来。
接下来，全世界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欢庆将我也带进2000年。
喜悦之后才发现，新的世纪普通人依然不缺少从前的烦恼与疲于奔命。渐渐地，我便将采访苦夏一事遗忘了。
整整一年过后的又一个初秋，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玉薇打来的。她告诉我，已经给我打过几次电话了，都没人接；她说，她妈妈想见我。
“我明天去可以吗？”我连忙问。
“可以，请您直接到医院去，妈妈得了肺癌，住在肿瘤医院……”
——就这样，在北京肿瘤医院东院一间特护病房里，我断断续续倾听了苦夏的回忆。
那时，我曾问她，为什么不早些接受采访？她说，原本不想说，但是，读了我送她的书，觉得我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作者；加之，去年到美国不久，就发现患了肺癌，已是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