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惊变-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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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颂欤谌熳笥冶阕吡肆奖兜穆烦蹋坪跆炝艘坏悖艏由鲜账闫鸬娜欤奔淙凑谩Ｋ裕迦招诤芸赡懿⒉辉谄瞻玻堑乐剖窃谄瞻蚕碌脑蛎挥形侍猓残碚馐钦涎鄯ǎ只蛐硎橇鞔奔渖系奈蟛睢Ｔ诎臀鳎掷戳艘桓鲇拥奶兀藁粒比恍谟趾芨咝肆艘换兀由嫌胨富昂芡痘碛蟹楷g的推荐，当天即任命他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又任命韦见素为左相。这一路上玄宗任命了三个同平章事，再加上一个左相，等于共封了四个宰相。这若是到太平时期，绝对属于滥赏，但乱世谁也顾不上了，多封几个宰相说不定还能再招几个人来。
玄宗的蜀中行总算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十天后，即七月二十八日，历尽千辛万苦的唐玄宗终于到达了成都。史书上这里只写了一句：“庚辰，上皇至成都，从官及六军至者千三百人而已。”大约是史官和玄宗一起累的不行了，连话都懒的说了，所以玄宗没什么行动，而史官也正好偷懒。再量一下行程，基本上是从河池到普安路程的一半，所以十天的时间还算正常。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路上，玄宗都是马不停蹄，不曾有丝毫懈怠，历经一个月零十一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了——这可是曾让李白喊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登天之路啊，真难为了老人家。想来玄宗居于深宫之中，肯定谈不上天天锻炼，也没喝壮骨粉之类的东西，可身体实在很棒。众人当初都不想入蜀，除却遥远之外，可能也担心自己受不了路途的艰险，玄宗却是一往无前的抱定入蜀的念头，现在想想，也难怪呢，人家体格有这个资本，所以不怕，不然换李亨试试，这么走一个多月，到成都之后非病倒不可。其实走上栈道的不止是一位老人，还有另一位老人，高力士。从记载来看，高力士比李隆基大一岁，但有人考证出来高力士比李隆基又小那么几岁。无论如何，“高将军”也是一位老人了。
也许曾有两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相互搀扶着，步履蹒跚的走过栈道。栈道下的绝壁，可曾使他们后怕？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也逐渐暗淡下去，听着山中猿猱凄哀的叫声，玄宗可曾黯然神伤？杜鹃那“不如归去”的悲啼，可曾引起他对长安的思念？——也许，兼而有之吧。然而更动人的，是剑阁那些在冷雨凄风中颤抖的铃儿们，它们无助的清脆铜音，谱成了玄宗心中一曲无限惆怅的悲歌……
不错，剑阁闻铃。
玄宗在剑阁的一夜哀伤，历来是文人们不肯轻易放过的题材。《长恨歌》里面写到了“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长生殿》里二十九出直接题为“闻铃”，里面有一段《武陵花前腔》，很是经典：
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鸣。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迸。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茔。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只悔仓皇负了卿，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语娉婷，相将早晚伴幽冥。一恸空山寂，铃声相应，阁道崚嶒，似我回肠恨怎平！
其实这些应该都来自于唐代一些笔记的记载，如《明皇杂录》里写道：“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这也便是词牌《雨霖铃》的来历。除此之外，不能不说当事人李隆基的一首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幸蜀西至剑阁》（阁一为门）：“剑阁横云峻，銮舆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单看词意，并未写到铃声什么的，其情调也并不很低沉。但既然有了这么一首诗，说明玄宗在这里还是很许多感慨的，否则也不会诗兴大发了。
不过留在剑阁的也不都是凄凉，张邦伸《云栈红程》卷六：“二十里至上亭铺，古名郎当驿。明皇入蜀，雨中于此闻铃声，问黄幡绰：‘铃语云何？’'对曰：‘似谓三郎郎当！’”类似的记载在《历代诗话》等很多书中也有。但不同的是，很多地方都写作“唐明皇自蜀还京道中”，且听到的不是阁楼上的铃声，而是驼铃。究竟是在去的途中听到的，还是回来时听的？抑或是两次都听到了？这就不得而知了，但两次作用则明显不同，前者是给文人们准备的题材，可以尽展其才华，大作感伤文字；后者则是给唐宋诙谐调侃的人准备的，一句“三郎郎当”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就连玄宗自己听后都“愧且笑”。
“郎当”的意思有很多，如破败、紊乱，衣服不合身、不整齐，样子狼狈、颓废，还有形容不成器的意思，另外也通“锒铛”。虽则如此，其大意基本都一样。三郎郎当，郎当了自己，也郎当了天下。
二、李亨的“西行漫记”——灵武之行
玄宗到了成都，他的行动就算告一段落。下面该说说本章的主角李亨了。
太子李亨留下来以后，却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广平王李俶也一样没主意，问道：“天快黑了，此地不宜久留，大家觉得该去哪里好呢？”结果众人都不说话。这时建宁王李倓说：“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
插点题外的东西，李亨曾任过朔方节度大使，就是他这个“节度大使”费了我一番功夫。为何不称朔方节度使呢？这个“大”字有什么特别么？《唐六典》：“若诸州在节度内者，皆受节度焉。其福州经略使、登州平海军则不在节度之内。凡亲王总戎则曰元帅，文、武官总统者则曰总管。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焉，有副大使焉，有副使焉，有判官焉。”《旧唐书》则说：“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副使、判官。”对这个问题解释的似乎都不是特别清楚，而《新唐书》中写道：“节度使、副大使知节度事、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节度副使十人……其后有持节为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者，正节度也。诸王拜节度大使者，皆留京师。”这就比较清楚了，诸王任节度大使，但都留在长安，真正起作用的正节度，其实就是副大使知节度事。
建宁说当初朔方的将领每年送书信的时候，他大略也记得他们的姓名，这说明他们对朔方是很熟悉的，这是去朔方的一个有利条件。而当时河西与陇右的兵都靠不住，因此那两地都去不得，只有朔方，距离较近，军队完好，兵马也强盛，且河西行军司马裴冕出自名门望族，必定不会有二心（意思是名门望族的后人要顾面子不想辱没先祖的话，多半不会变节，倒不一定全是因为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虽然从这话中也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这又是一个去朔方的条件。既如此，去朔方是有必要了，可是此时能不能去呢？建宁认为叛军正在长安大肆抢掠，一时还顾不上向外攻城略地，这正是前往朔方的好机会，如果再迟一步，也许就来不及了，到朔方以后再图谋大计，那时便可无忧，“此上策也”。确实，这称为上策毫不为过。在所有人当中，只有建宁王李倓看到了叛军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一面，所以他的建议恰好是抓住了这一点，比起玄宗的胡乱担心一口气跑到蜀中，是气定神闲了许多——当然也只体现在计划上，真正行动起来，李亨一行也不比李隆基差。但总归建宁这番话，令人无可辩驳的信服，于是太子李亨确定了前进的方向——朔方。
如果说玄宗的前进方向是西南，则李亨的前进方向是大西北。两方面要走的路程都不近。实在是患难父子。
和玄宗比起来，李亨在行程途中就倒霉的多了。在渭河的岸边，他们遇上了潼关败退下来的士兵们，误以为是叛军，双方交战，打了半天糊涂仗，死伤了许多人，这才搞清楚对方是什么人。李亨大约很是气恼吧，白打了一仗，损失这么多人。如果元曲里要写这件事，李亨的唱词中多半会有：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也罢，运气不好，认命就是了，于是重又收罗散兵，选择一处水浅的地方，让大家乘马渡过渭水，没有马骑的人就只好流泪返回了。其实去朔方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不求功名的话回家倒也不是多痛苦的事情，也没必要流泪。唐书中说“军既济，其后皆溺，上喜，以为天之佑”，那么其后的当是追兵，虽然安禄山大部队没追来，如果追来那就什么都完了，但可见确实有小股人马出来作怪。因此，李亨后面才会拼了命的向朔方逃跑。
李亨从奉天向北走，到达新平，即从今天陕西省的乾县走到邠县。据说一个晚上就行进了三百里，实在是超快速了，逃的实在算不上从容，“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要是放在他们身上就成了“时间就是生命”。在地图上找找吧，乾县很好找，而邠县在哪呢？既然说三百里，那必是很远了，可是找了三千里，也没找着“邠”县的影子。一查，原来这里改叫彬县了——真是要命啊，好端端的改什么名嘛，不然早几个时辰就找到了，我实在比李亨还要郁闷啊……粗量了一下，两地的距离与从散关到凤县即河池的距离差不多，玄宗当时是花了五天的时间走到的，平均每天走六十里，也相当的快了。但李亨一行这一个晚上就走了这么多路，速度实在惊人的很。就算是骑马，人没有被颠的骨架松散，身体也是十分结实了，至于步行的人，那多半是坚持不下来的。所以李亨清点士兵和武器装备时，发现武器已丢失大半，留下来的人不过数百，比之于玄宗到成都后清点出来的一千三百，又惨了不少。当太子李亨到达新平的时候，发现太守薛羽弃郡逃跑，于是就杀了他。那这人都逃跑了，太子是怎么杀的他呢？按这里的记法，估计是他不走运，逃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太子，被抓个正着，如果是逃到了别的地方，太子也就无能为力了，总不能因为满大街找一个逃跑的太守耽误自己去朔方吧。经过一夜的劳累，然后还有力气杀人（当然不是亲自动手了），看来李亨身体也还算可以，但也就是这几天的事，若是这么走一个多月，太子爷就累得要吐血了。
不过《新唐书》上稍有差异，说十五日夕至永寿县（唐时的永寿与现在的永寿地理位置应该差不多），十七日到保定（治所在现在甘肃的泾川），这时才抓住逃跑的太守。查诸《旧唐书》，则说是自奉天以北，夕次永寿，十六日到新平，十七日到安定，安定曾一度称为保定，可以认作是一个地方。结合唐书与通鉴的记法，十五日从奉天出发，当晚到达永寿，这里才是太子一夜狂奔的起点，夜里大家马不停蹄，十六日白天到新平，十七日到保定。这样的话路线就算清楚了，只是通鉴接下去的记法有点不对劲，说是就在到达新平的当天，太子一行又前进到了安定郡，与唐书的记法相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