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文集 作者:韩少功-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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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客人，扬长而去。
远处有几个娃崽嘻嘻笑。被他眼角里瞟了一下，又骇得四散奔逃。
他就这样气呼呼地走了。我最后看到他，是离开马桥的时候、我看见他又在例行的站山，扶着一根拐棍，孤零零独立在上的后面那个坡上，远眺前面迷迷茫茫的田野，还有浮游在山冲里的粉红色晨光。好像看得十分人神。我还听到他哼出一种奇怪的音调，似乎是从肠子里挤出来的呻吟，但居然是电视观众十分熟悉的旋律。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好像一只蝴蝶飞到我的窗口。
不知能做几日停留，
我们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
我没敢招呼他，不便打搅他蝴蝶般的雅兴。
我后来才知道，马鸣对我说过几句话，算是对我最大的礼遇了。好几年来，他同村里的人完全绝交，对谁都没有一个好脸色；更不愿意说话。他天天游山玩水，天马行空，冷眼入世，有一次一个娃崽子在水塘里，村里的其他大人都没有看见，只有他在坡上看见了。他救出娃崽，对娃崽父母事后的感谢却不屑一顾，把人家送上门的腊猪肉统统丢到粪的工，说莫污了他的口。他情愿吃蚂蚁和蚯蚓，也不吃俗人的俗食，更不愿意接受村里人的恩惠。
他已经搬出神仙府了。马桥最古老的这一栋大宅已经坍塌。志煌带着一些人，拆了些屋基土去熬硝。一些烟砖也还可用，村里人就拿去砌了个路边的凉亭，也给他砌了一间小房子。他笼着袖子去看了看，并不搬进新屋去住，一种决不苟且求和的姿态。他情愿钻防空洞。
他在洞子里睡得并不太多，更多的时候是野宿山上枕风寝露。有人曾经问他睡在山上怕不怕被什么野物吃了。他说吃了有什么要紧？他人一辈子吃了不少野物，理应被野物吃回去，这才叫公平。
这些年来，他最恨了个人，先是恨本义，本义之后就是恨盐午：他总是冲着他们的背影骂“妖孽”，不知冤仇何来。其实他们三个人的面相倒有些相似，都是削长脸，双眼皮，下巴稍稍下塌，翘得上面的下嘴皮撮出来，就有点地包天。偶尔想到这一点，我突然有一种无端的猜测。我想象在本义和盐午死了之后，马鸣将在他们的坟前—一哭拜，眼泪鼻涕畅流，让人们觉得有些惊奇。我想象将来可能有另一个烂杆子传出话来，说马鸣曾经说过，他与本义和盐午其实是血亲，都是多年前希大杆子（参见词条“乡气”）留下的种——用马桥的话来说，叫作隔锅兄弟。
隔锅兄弟，有时也叫借锅兄弟，指兄弟共有一个父亲，却从小不在一口锅里吃饭，不在一个家庭长大。骨肉分离，是出于名正言顺的过继，还是出于瞒天过海的私生，还是迫于劫乱之下的飘泊离散，在这里并不重要，没有相应的命名来给予区分。一是隔锅，二是兄弟，有这两条就足够了，马桥人似乎更注重这两方面的关键事实。我想象，传出话来的烂杆子曾经问过马鸣，他这样说有何证据？马鸣回答：希大杆子离开马桥时，亲自向他说过的——当时他还只是娃崽，也他娘的不相信，朝希大杆子吐了一通痰。直到后来，他长大了，发现村里确实只有他和本义，还有盐午，活脱脱就是姓希的那个鸟样，这才相信他亲爹真地没做好事呵。
我想象马桥人听说这些，无不惊讶得目瞪口呆，像一群中了毒药的蟑螂。他们看着马鸣从地坪里轻轻飘过去的身影，还有偶尔从眼角里射来的一道冷光，谁也没有勇气上前去，叫住他，把事实作进一步的核实。
嗯
当时公社布署各个村寨都要挖防空洞，也叫战备洞。据说苏联要从北边打过来了，美国要从南边打过来了，台湾要从东边打过来了，所有的战备洞要在腊月以前挖好。还说一个很大很大的炸弹已经在苏联发射了。再过一两天就要落到我们这里——要是我们的飞机不能把它打下来的话。队上只好安排三班倒，日夜不停地干，抢在世界大战的前面。一般来说，每一班搭配两男一女，男的管挖土和挑土，女的力气小一些，专管士。房英就是在这个时候，提着锯短了把子的锄头，跟着我和复查进了洞。
战备洞很小，宽度仅仅可以容两人交错过身。越往里挖，光线就越暗，很快就需要点油灯了。为了省油，油灯也只能点上小小的一盏，照亮下搞处昏黄的一小团，其余就是无边的黑暗。你必须凭声音和气味判断周围的一切，比如挑土的搭档是否转回来了，是否放下竹箕等着了，是否带来了茶水或者吃的什么东西。当然，在这样一个极小的空间里，除了灯烟的气味以外，人们也很容易吸入人体的气味，比如一个女子身上汗的味道，头发的味道，口液的味道，还有一些男人不大明白的味道。
挖上几个时辰，人就有些摇摇晃晃。我好几次感觉到自己的脸，无意间撞到了另一张汗津津的脸，或者被几丝长长的曲发撩拂。我轻轻挪动麻木的两腿，退出挖掘位置的时候，一不小心，也可能在黑暗中撞到身后一条腿，或者一个胸怀——我能感觉到它的柔软和饱满。也能感觉到它慌慌的闪避。
幸好人们很难互相看清对方的脸。飘忽的昏灯，照着堵在鼻子前的泥壁，照着前面永远无处可逃的绝境，照着密密交集扑面而来的镐痕，其中有几道反射出黄光。
我想起了前人关于地狱的描写。
这里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没有夏天与冬天的区别，甚至没有关于遥远外部世界的回忆。如果不是无意间撞到另一张汗津津的脸，也不会有某种惊醒：发现自己还存在，还是一个具体的人，比如说有姓名有性别的人。刚开始的几天，我和房英还有些话说说。几次惊心的碰撞之后，她就不说话了，最多只是嗯一声。我后来发现，她的“嗯”有各种声调和强度，可以表达疑问，也可以表达应允，还可以表达焦急或者拒。“嗯”是她全部语言的浓缩，也是她变幻无穷的修辞，也是一个无法穷尽的意义之海。
我也注意到，她开始小心地避开碰撞，喘息声常常在我身后远远的地方。但每次下工，她会悄悄带上我忘记在洞里的衣，到适当的时候塞给我。吃饭的时候，她会往我的盆里多加两三个红薯，而她的盆子里总是浅浅的。最后，我跪在地上大汗淋漓、筋肌扭动的时候，背上一阵清爽——一条毛巾会在我光光的背脊上擦拭。
“算了……”汗吸到了我的鼻孔里，我没法流畅地说下去。
毛巾轻轻擦到了我的脸上。
“我不需要……”
我的脸闪开，而且想阻挡毛巾。但昏暗中我的手已经不大听话，没有抓到毛巾，在空中打捞了两下黑暗，最后才抓到一只手。直到事后很久，我才回味出那是一只小而且软的手。不，我得更正一下，这种记忆是事后的想象和推断。事实上，一旦到了体力完全耗竭甚至到了向未来透支着喘息和喘息的时候，性别早已不存在。不仅碰触不再惊心，任何触感也是空无的。抓一只女人的手同抓一把泥土不会有什么差别。我跌跌撞撞之际，也许还攀过她的肩，也许还接过她的腰，也许还有其它的也许和也许，但这一切都留不下任何记忆，无法确证
我相信在那一刻，她也丧失了触感，羞涩和矜持全部抽象成为气喘吁吁。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这种无性别的时刻。
后来，我们缓过劲来，她回到了性别中，于是退得远远的。
再后来她就出嫁了。她父母亲重男轻女，只让她读了一个小学毕业，就让她在村里挣工分，一旦找到一户还能吃上白米饭的人家，就把她早早打发出去。送亲的那天，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新袄子，穿着一双较为入时的白色网球鞋，被一群姑娘叽叽喳喳地围绕着。不知为什么，她一直没有朝我看一眼。她肯定听到了我的声音，肯定知道我就在这里，但不知为什么，她可以同任何人说话，同任何人目光相遇，就是始终没有朝我看一眼。我和她之间并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秘密。除了挖洞的那一段，我们之间甚至谈不上什么接触。如果说有什么特殊一点的地方，那不过是我在事后的想象和推断中能感过她的一只，不过是她曾经有机会目睹过我最遭罪的时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像她一样，在那么近的距离，看我如同一条狗，只着一条短裤，时而跪着时而斜卧着，浑身泥土混和着汗水，在暗无天日的地层下气喘吁吁吁地挣扎——脸上除了一双眼睛尚可辨认，全是尘粉和吸附在一孔周围的烟尘。她看见过我死尸才有的目光，听见过我垂死般的呻吟和喘息，嗅到过我身上最不可忍受的恶臭。如此而己。
当然，她还听到过我没出息的哭泣。在本义的怒骂之下，我们要抢在帝修反的炸弹丢来之前，把洞子挖出来。我那一段至少挖熔了五六把镐头。有一次，没留神，一失手镐头挖在自己的脚上，痛得我哭了起来。
她也哭了。她手忙脚乱帮着我包扎伤口的时候，一颗凉凉的水珠落在我的脚背。
我猜想那不是她的汗珠，而是泪水。
那是一段最硬的朱牙土。她没有帮上我多少忙，这不是她的过错。她没法不看见我最没脸面的可怜样，这也不是她的过错。如果说这可以算作一个秘密的话，她没法将秘密交还给我，而是带着它到远远的地方去，这同样不是她的过错。
对于人来说，生命的极限点在一生十分稀罕，因此这个秘密是如此重大，是回忆中弥足珍贵的珠宝。也许房英正是早早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才有一种欠债未还或者侵吞他人物品的惶恐，走的时候看都不敢看我一眼。
“天怕要下雨，你们还是把雨伞带上。”有人对她说。
她点点头，重重地“嗯”了一声。
我听出来了，她的“嗯”展开了翅膀，飞过了人群，飞过了几个正在抢糖果吃的娃崽，惊慌飞向了我的双耳——当然不是关于雨伞的回答，而是道别和祝愿。
我没有坚持到地动身的时候，没有目送她的三个弟兄挑起嫁奁，背起一口新锅，在一些娃崽吵吵闹闹地追赶下，拥着她踏上离乡的远程。我来到了后山坡，坐下来，听树叶间呼呼的风声，看满山守候和等待着我的秋草。她家的送亲唢呐突然响了，吹得满目的秋草突然颤震和游动起来，最后被泪水淹没在我的眼中。我当然有很多哭的理由。我哭自己的家人已经忘记了我（即便过生日也没有收到过他们的来信），哭朋友在关键时刻对我的疏忽（这位朋友进城玩耍时，竟把我一再叮嘱的一封急信，一封事关我招工前途的急信，给随随便便地玩丢了）。我当然也在哭新娘，一个与我毫无关系也不可能有关系的新，被唢呐声判决了消失，粉红色的袄子从此将消失在远方陌生的家门，永远带走了她那些一钱不值的一声“恩”。
我多年后见到她，她瘦了一些，脸也有了中年妇女的扁平和苍白。如果不是旁人介绍，我很难从这张脸上分辨出她当年的线条。她怔了一下，眼中透出一丝恍惚，然后目光急急地从我的睑上逃离。她正忙着。随同我进村的一个乡干，正在处理她家与盐午家的一件民事纠纷，处理她母亲和她弟弟的丧事，包括批评她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