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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章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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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30公里的重要物资集散地仓子埠,没收根据地奇缺的食盐上万斤,其后分兵一部,佯攻黄陂。这里距汉口不过半日路程,当天便在武汉三镇引起巨大惊恐。红四方面军素以“飘忽”战略闻名于世,蒋介石不知这支红军此次是否会一直“飘忽”到汉口来,又急调汤恩伯的89师及郝梦龄的54师在汉口以北设置防线。但此时红军已携带大量缴获品离开仓子埠。

    宋埠兵变在蒋先云、胡底等的周密策划下,一举取得成功,且其影响超过了著名的宁都起义。

    历史上宋埠兵变失败后,蒋介石极为震怒,严令彭振山搜查异党。彭振山将与吉鸿昌有关系的官兵,甚至是吉的同乡都牵连在内,被杀害的官兵有数百人之多。

    而现在,连同被歼的93旅,西北军30军的30、31师6个步兵旅连同特务旅,共7个旅、14个团、2万多人加入了红军队伍(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是9个团1。7万人)。起义部队对外称抗日同盟军,内部称红17军,军长季振同,政委黄中岳,下辖独立第1师(由30师改编),师长彭国桢,政委李子纯;独立第2师(由31师改编),师长徐华荣,政委路耀林(历史上的红17军就是1933年在鄂东北短暂成立,下辖独立第1、2、3师)。红17军属于许继慎、倪志亮的红8军团序列。

    吉鸿昌担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刘翼峰担任方面军炮兵副司令员。

    至于不愿加入红军的30军军长兼31师师长张印相、88旅的旅长王锡九、91旅的旅长王康德、92旅的旅长李敬民等部分军官,均由起义部队发给从几百到几千大洋不等的路费,连同其家属安排回西北老家。

    历史上张印相、彭振山虽然残酷镇压了宋埠兵变,但并未得到蒋介石信任。后孙连仲夺取了30军的兵权,张印相、彭振山两人被南昌宪兵司令部押了起来。1936年冯玉祥进南京以前,蒋介石突然下令把他两人就地枪决了。当时有人判断,可能是蒋介石怕冯玉祥到南京后为他们讲情,不好应付,所以便先下了手。

    现在彭振山被击毙,张印相却得以保全性命,也算有了好归宿。

    

正文 第十七章:深秋决战(1)

    庐山牯岭的子夜,月色澹泊,树影婆娑。

    通往官邸的河东路掩映在高大的黑松林里,更显得婉蜒盘亘,寂静幽深。

    两乘滑竿在逶迤的山道上徐徐行进,一群官员、军警簇拥左右。

    蒋介石和宋美龄分坐在滑竿的竹藤椅上。

    蒋介石身板笔直,沉着面孔,脸上的肌肉如间刀雕斧凿一般,虽显生硬,但透着力度。

    宋美龄则有些倦怠,时尔顾盼松林,时尔望望淡月。秋风萧瑟,枯叶飘零。她搞不懂,这个时候上庐山做什么。

    那天,蒋介石从南京开完军事会议匆匆赶回武汉,宋美龄到机场迎接他。汽车由天河机场驶入市区,蒋介石望着满天飘飞的梧桐落叶,略觉寒意,不禁道:“已经是初秋了。”可才过了几天,他又执意要上庐山“避暑”。

    宋美龄想起丈夫近几个月来风尘仆仆,奔波劳顿,日渐憔悴,心中升起一丝恻隐之情。

    红军在大别山接连大捷,刘伯承、徐向前十数万大军控制了鄂豫皖之后,失望、惶恐情绪如同瘟疫一般在国统区流行蔓延。“武汉吃紧”,“长江吃紧”……各色各样的传闻不胫而走,从首都南京到武汉到上海,沿江两岸,城镇乡村,街谈巷议,莫不言此。武汉警备司令部既不查实,也不报告,慌忙下令长江一带晚上9时以后实行戒严。红军攻下仓子埠,逼近黄陂,武汉更是人心浮动,那个没出息的参谋长曹浩森也沉不住气,急匆匆宣布组织“义勇警察总队”保卫大武汉,好像红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9月1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正式成立“豫鄂皖剿总”,下编左、中、右三军。左路军司令官何成浚,率徐源泉等部6个师另5个旅,10万多人,“围剿”湘鄂西苏区;蒋介石兼任中路军司令官,刘峙为副司令官,指挥6个纵队15个师另2个旅,“围剿”鄂豫边苏区;王均任右路军司令官,率3个纵队共5个师2个旅,“进剿”皖西苏区。“剿总”所属的战役总预备队部署于武汉地区,司令官为13军军长钱大钧,辖88、89师及4个航空队。中路、右路军共26个师又5个旅,正规军30多万人,全力压向鄂豫皖根据地。

    蒋介石上山虽然带来一股火药味,善解人意的夫人还是让各路“剿共”司令长官们度过了一个迷你良宵。曾是法国传教士避暑山庄的伊丽舍大厅灯火辉煌,各路长官各展雄姿,翩翩起舞。蒋介石不嗜烟酒,也不善舞蹈,但他并不反对夫人蹦跳,他的王朝,还需要夫人外交。因此夫人举行舞会他必到场。一面是刀光剑影,一面是灯红酒绿,颇有忙里偷闲的味道。

    庐山的清幽拴不住蒋介石的勃勃雄心。身在庐山眼望大别山,那是一片穷山恶水,“人红、树红、山红,连黄土也红三尺”。庐山之夜凉风清爽,他睡在床上,口中却喃喃呓语:“剿了他们,剿了他们……”

    红安附近的夏店。鄂豫皖中央分局会议正在召开。

    与之前红四方面军主动出击外线不同,此次必须在根据地内线作战,所以召开的是鄂豫皖中央分局会议,除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外,还有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郭述申,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郑位三、舒传贤、甘元景同志,以及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各道委的负责人徐朋人、曹学楷、甘济时、刘杞等。

    红四方面军参谋长蔡申熙站在巨幅地图前介绍敌情:“根据宋侃夫同志破译的敌方电文,结合政治保卫局提供的谍报,敌情大致是这样的:敌人中路军6个纵队,以卫立煌第6纵队所辖第10、14、83、89师集结于花园地区;陈继承第2纵队所辖第2、3、80师集结于广水地区;由信阳东进的为马鸿逵第3纵队第35师和新编第20师;由正阳南下的为宋天才第1纵队所辖的第75、76、45师;曹浩森第4纵队位于黄冈、黄陂一线,下辖肖之楚之44师、葛云龙第33师、夏斗寅第13师;在英山、罗田方向,为上官云相第5纵队之47、54师。在皖西的敌军为徐庭瑶第1纵队之第4、9师,王均第2纵队之第1、7、12师,梁冠英第3纵队之32师,另预备队3个师。敌军正规军约30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和地主民团,总共兵力约计40万左右。”

    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左权补充说:“敌军此次出动了中央军十大王牌师,即胡宗南第1师、黄杰第2师、李玉堂第3师、徐庭瑶第4师、蒋鼎文第9师、李默庵第10师、李思愬第80师、蒋伏生第83师、俞济时第88师、重新被起用的汤恩伯任师长的第89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除了在江西的陈诚部,蒋介石差不多拿出了中央军的全部‘本钱’来对付我们鄂豫皖。这些部队都是3旅9团制的甲种师,有的甚至是4旅12团的超大编制,用德国武器装备起来的,人员充实,每个团有2000多人,每团装备82、60毫米迫击炮6门,每营装备重机枪6挺,每连配有掷弹筒3具,每个班有轻机枪1挺。这些中央军王牌师大都集中在平汉线之卫立煌、陈继承纵队及皖西的徐庭瑶纵队中。另外一些地方杂牌军战斗力也不弱,例如信阳马鸿逵的35师。”

    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旷继勋分析说:“敌人用的是向心突击的战术,用9个纵队分进合击,最终将我军主力紧紧压缩到根据地腹心并一举歼灭。从敌人的编制和部署看,每个纵队间隔都不大,只有几十公里。而每个纵队都有1-2个主力师作为核心,足以克服我军小部队的抵抗。如果一个纵队遭我军主力打击,就迅速以主力师为基干与我顽强对抗,让我们啃不动;周围纵队迅速前来支援,以主力对主力与我决战。”

    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走到地图前,接过蔡申熙递过来的指挥棒,在地图上敌军9个纵队的位置虚划了一个圈。

    “蒋介石一贯的哲学是以不变应万变。他的军事理论也总是拿破仑所谓的圆规战略那一套,‘广大广大的包围,缩小缩小的歼灭’,看起来气势汹汹,其实在它的圆规线段尚未合拢之前,在梳蓖与梳蓖的结合部存有很大的间隙,这就为我们大踏步的机动创造了条件。”

    红四方面军政委曾中生接话道:“请大家注意,我们的优势正在于这种机动。面对敌人的重兵包围,机动已成为我们生存发展之必要。蒋介石的哲学是不变,我们则用灵活的机动战术逼迫他改变,打破他不变的格局,使他处处被动,而后再寻机逐一歼灭。那时,我们一桌桌酒席就吃得从容了。”

    刘伯承说:“这就叫作不破不立。我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贵族们想难为哥伦布,让他把一个鸡蛋竖起来,在场的人都以为哥伦布要出洋相了。谁知他不慌不忙,把鸡蛋的一头敲破竖在桌面上。贵族们喧哗:‘你这么干不算数!你把鸡蛋打破了嘛!’哥伦布却从从容容地说:‘不打破,如何立起来呢?’”

    “我们也要学习哥伦布。”曾中生笑着端起一只瓷碗:“当前,敌人就像这只碗,想把水困在里面一口喝干。我们呢?要是把碗全部打碎,不单是没有那个力量,而且也会造成兵力分散;又像哥伦布,如果把鸡蛋打个粉碎,那么鸡蛋也就立不起来了。但是,倘若我们集中力量打破它两个缺口呢?水自然会像瀑布一样流下来,以强大的冲击力把敌人冲垮。这就是刘主席常说的,变敌人的包围圈为一条为我所用的‘利害变换线’。”

    蒋先云心领神会地一笑。对付敌人的合围,刘伯承有一手绝活,叫作“敌进我进”。具体说就是认清敌人的“圆规战法”,掌握包围圈尚未全部合拢时的“利害变换线”,或集中兵力歼敌弱小一部,或留小部队在内线迷惑敌人,而将大部队从围拢的缝隙中跳至外线,在敌后宽大的战场上机动往来,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各个歼灭。如此,既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又保护了敌占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同时在根据地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深入敌后解决部队的供给补养,可谓“一箭三雕”。创造了“敌进我退”十六字诀的毛泽东历史上曾赞扬说:“刘伯承,你那个‘敌进我进’好呀,整得日本人没办法。”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更是战略上利害变换的大手笔杰作。

    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郭述申这时说:“敌人这次围攻,情况虽然比过去严重,但粉碎围攻的条件是存在的:我军取得第三次反围攻的巨大胜利后,士气高涨,部队壮大,械弹充实;根据地猛烈扩展,使我们有了更广阔的回旋余地,特别是有广大群众作依靠;而敌人屡遭挫败,心有余悸。因此,主观指导上如果正确,粉碎敌人围攻是可能的。”

    刘伯承点点头:“不错,打破这次围剿的部署请徐总指挥宣示。”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站起来说:“此次反‘围剿’与过去几次我军主动出击根据地外围不同,敌军兵力超过我军一倍,又是装备精良的王牌军,我们不放弃根据地一些地方是不可能的,要正面全线硬顶也是顶不住的,只有象刘主席、曾政委说的,集中力量打破它一两个缺口。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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