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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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31年12月到1932年5月，红四方面军排除了张国焘的“左倾”肃反流毒，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高昂的斗志，先后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安庆四大战役，共歼敌13万多。这是鄂豫皖红军史上的空前大捷，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尚未展开即被粉碎。四大战役的胜利，带来了红军和根据地的急速扩大。安庆战役结束时，鄂豫皖苏区已有红军15万多，根据地面积扩大到6万平方公里，有人口600余万，县级政权36个。鄂豫皖苏区由此进入极盛时期，成为超过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一大革命根据地。

　　　　

正文　第十四章：新式整军

　　　　6月的大别山南麓，山青水碧，杜鹃火红。

　　　　太阳快要落山了。晚霞仍在大地上燃烧。青山、绿树、流水，沐浴着落日的光彩，斑斓似锦。她那瘦弱而又倔强的身姿背影，渐渐地消逝在嫣红嫣红的晚霞之中。

　　　　红安七里坪，红四方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命运攸关的一次重要会议，从早上开到傍晚，仍没有结束的迹象。

　　　　蒋先云总算舒了一口气，感到身上的压力减轻了不少。攻占安庆，确实达到了“一石数鸟”的目的，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均来电高度赞扬，对红军在敌人海军压迫下“被迫”放弃安庆表示“充分理解”，但要求红四方面军乘四次大捷的声势，攻占信阳、广水，截断平汉路，孤立并南下威胁武汉。蒋先云代表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回电，称攻克信阳的战机已失，因为蒋介石已经将驻许昌的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调来信阳驻守。十五路军是西北“马家军”，所辖35师是3旅9团制的甲种师，足有2万多人，加上精锐的马腾蛟第2骑兵旅，以及一并归马鸿逵指挥的刘凤岐第13骑兵旅、李家鼎第15骑兵旅，敌军在信阳一带驻扎了上万精锐骑兵，是红四方面军目前力量难以对付的。因此西进信阳不可行，建议南下攻克麻城。因麻城是敌军伸入鄂豫皖根据地的孤立据点，对红安威胁极大，但敌军态势孤立前出，红军重兵可从西面的新洲、岐亭，东面的罗田同时出击，合围并全歼麻城敌军。

　　　　蒋先云以信阳敌军驻有精锐骑兵集团为由，确实收到了奇效，使临时中央放弃了攻占信阳的计划（历史上曾给红四方面军造成不利后果）。因为当时苏联红军迷信骑兵，伏罗西洛夫、布琼尼这些红军统帅的传奇声誉都与著名的第1、4骑兵军紧紧联系在一起，红色骑兵也成为红军无敌于天下的象征。结果二战中，世界上唯一保留了庞大骑兵的苏联红军被德军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大肆屠杀。不过在30年代初，骑兵普遍被认为占有绝对优势，可轻易击溃步兵，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负责人也认可了蒋先云的观点，同意不打信阳，但要求尽快拿下麻城，使鄂豫皖苏区连成完整的一大片，进而攻占黄陂，威胁武汉。

　　　　蒋先云总算放下心来。不打信阳，并不是信阳不能打下，“马家军”骑兵也不可怕，单单“红军炮”就是骑兵的克星（历史上西路军遭“马家军”骑兵重创有特殊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红四方面军太需要休整了。

　　　　只听刘伯承说：“我赞成特派员的意见，我军连续作战，疲惫不堪，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消化俘虏和新兵，以利再战。”

　　　　徐向前赞同说：“我军从去年秋天以来，连打四大战役，连续作战大半年，指战员疲惫已极，战士开始出现烂脚病的现象，非战斗减员日益上升，好比弓弦拉得太紧，有绷断的危险！一旦敌军大兵压境，我军以疲惫之师仓促迎敌，必将十分被动。所以部队必须休整。”

　　　　这时在座的一个新面孔的年轻人说：“既然部队需要休整，那么南下打麻城岂不背道而驰？麻城一带驻有敌31军2个师又1个旅，我军要打下势必出动大兵团，且麻城工事坚固，我军难以速决，如此何谈休整？”

　　　　蒋先云心中赞叹：果然不愧为未来共和国的36位军事家之一，目光如炬，虽然初来乍到，却一眼就看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时曾中生说：“段主任说得很对，不过特派员早作了安排，大军打麻城不过是虚张声势，花不了多大力气就可达到目的。”

　　　　听了曾中生的详细解释后，这位年轻人才释去了疑惑。

　　　　在座的这位27岁年轻人，就是红军史上战功赫赫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段德昌。他是蒋先云近期“请上山”的三名“神秘人物”之一。

　　　　关于段德昌，只说一点就够了：他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详见背景资料）。他也是蒋先云前段时间通过胡底的政治保卫局安排来鄂豫皖的两位“神秘人物”之一。

　　　　这时的段德昌原是湘鄂西根据地的红9师师长，按照历史发展，不久后他就牺牲在夏曦的“肃反”屠刀下。蒋先云到了鄂豫皖后，处理完“白雀园”事件，立即就要胡底开展挽救段德昌的工作。

　　　　关键手段就是：夏曦任命的“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湘鄂西分局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江奇，是一名国民党特务。

　　　　江奇是夏曦的表弟，从小一块儿玩大的。“马日事变”时，夏曦与江奇跑散了。江奇被许克祥抓住，还没等敌人打，他就把什么都交待了。许克祥见江奇是个软骨头，连夜报告何键，何键亲自审问了江奇。江奇投敌后，便在长沙开了个“姜记”杂货铺（江奇原名姜琦），利用这个联络站暗中向国民党特务机关输送情报。胡底按照蒋先云的指点，暗中派出得力人员秘密监视“姜记”杂货铺，密捕了江奇的联络员，得到了江奇通敌的手书，并派人送去上海呈报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赵容（康生）。共产国际大怒，博古等人虽然保住了夏曦，但夏曦不得不将江奇处死（历史上江奇处决段德昌时，故意用生锈的大刀砍段德昌的头，目击者称段德昌死时特别痛苦！现在他总算有了报应！），从而暂时制止了湘鄂西的血腥“大肃反”。蒋先云知道，历史上即使江奇暴露后，夏曦也没有停止“肃反”，而以自己的力量制止湘鄂西“肃反”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发电给临时中央，称为协调鄂豫皖与湘鄂西根据地的联系，希望鄂豫皖、湘鄂西部分同志对调工作，以便协同两大根据地夹击武汉，并开出了段德昌等多名同志的名字（历史上都是被夏曦不久后“肃反”处死的），不料夏曦只将顶撞他最厉害的段德昌派来湘鄂西。蒋先云心急如焚，但也无能为力，只好以毕竟保住了一位共和国的军事家来安慰自己。段德昌到鄂豫皖后就任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主任，原担任此职的舒玉章转任方面军炮兵司令员（接替去中央苏区的朱瑞）。

　　　　段德昌的目光果然锐利，刚参加红四方面军的总部会议就看出打麻城不妥。历史上红四方面军攻打麻城确实是败笔，也是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重要原因。不过来自异时空的蒋先云有了巧妙的处理办法并已着手实施，将“败笔”化为“妙笔”。

　　　　这时只听蒋先云说：“红四方面军全面转入休整，除治疗烂脚病、苦练军事技术外，还要重点贯彻徐总指挥、戴师长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加强正规化建设，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根据地的兵工建设，发展经济，养精蓄锐，以最好的状态，迎接空前残酷的第四次反‘围剿’。”

　　　　历史上，蒋介石于7月初就出动30万大军，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迫使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川陕。现在，由于四次大捷远远超过历史，国民党军损失空前惨重，特别是豫东南和皖西的部队被红军一扫而空，一时难以恢复元气，蒋先云估计，敌军的第四次“围剿”，很可能会推迟两个月以上，从而为红四方面军赢得3个多月的休整时间，趁此机会得以进一步提高战斗力。

　　　　红四方面军的休整，主要又几个方面：

　　　　成立3个军团。由于红四方面军已下辖7个军，又有3个作战方向，方面军直接指挥不便，所以蒋先云提议仿效中央红军的编制，成立军团（历史上尽管红四方面军一度壮大到8万多人，超过中央红军，但一直未成立军团）。

　　　　3个军团的番号是红四、八、十军团。

　　　　历史上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军团番号基本上是奇数：红一、三、五、七、九军团。不知为什么，红四军团一直缺编。红二、六军团大名鼎鼎，所以蒋先云除红四军团外，要来的另外2个军团番号就是红八、十军团。后两个军团历史上只是短暂存在过，红八军团在长征前夕才组建，于湘江血战中损失殆尽，被撤销番号；红十军团是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途中与地方武装合并组成，存在时间也很短。所以这次蒋先云“提前借用”了这两个军团番号。

　　　　红四军团的军团长王树声，政委傅钟。下辖红4、9军。红4军的军长王宏坤，政委陈海松。红10师的师长陈再道，政委叶成焕。

　　　　红八军团的军团长许继慎，政委倪志亮。下辖红1、24军。红1军的军长周维炯，政委熊受暄。红32师的师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

　　　　红十军团的军团长陈赓，政委吴焕先。下辖红25、27、28军。红25军的军长徐海东，政委戴克敏。红73师师长张绍东，红74师师长聂洪钧。

　　　　其余军、师首长不变。

　　　　红八军团使用于豫东南方向，红十军团使用于皖西方向，各有1个3万人的主力军为核心（红1、25军）。红四军团下辖的2个军（红4、9军）均达3万人，是红四方面军的头等主力，集中于红安、七里坪附近，与方面军总部和警卫师、炮兵部队共同行动。

　　　　红军的师装备60毫米迫击炮和掷弹筒，军装备82毫米迫击炮，军团装备“红军炮”。方面军炮兵部队除“红军炮”外，主要装备75毫米山炮。由于苏家埠战役的巨大缴获，红军的炮兵火力大大增强。

　　　　在红四方面军中全面开展了学习《军事问题决议案》的热潮。在徐向前一系列对于我们党和军队建设的深刻论述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文章首推《军事问题决议案》，此篇文章是可以和毛泽东著《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相媲美的卓越文章。

　　　　1929年11月20日，鄂豫边特委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召开了中国共产党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12月2日，大会通过了由徐向前、戴克敏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里，人民军队的一些基本特点已经具备：各级建立了党组织，实行了党代表制。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部队设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废除肉刑，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些建军思想和基本原则，内容不多，可要真正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则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则要从方方面面做许多具体而细致的工作。

　　　　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的思想》是古田会议的核心议题和主要内容。徐向前之《军事问题决议案》是胡子石会议的核心议题和主要内容。这两个会议都于1929年12月召开。毛泽东、徐向前著作该文的背景及其行文风格、特点很不相同，但表述内容大致相同，是殊途同归的。毛泽东这篇文章是针对红4军前期存在和面临的问题基础上，有破有力。行文风格也体现了典型的毛派风格，对问题的论述，开门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