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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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曾中生同志，拟初到鄂豫皖时，不是纠正了一系列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利益的政策，拿出了恢复与建设苏区的政策吗？”
曾中生苦笑道：“当时是有效果，不过夜成了张国焘打倒我的罪状之一。”
我说：“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我看可以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总之，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苏区经济的枢纽。”
众人听了吃了一惊：“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有没有右倾的嫌疑？”
我说：“现在我们的苏区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看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应加以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我们要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烟和木材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
“我们的土地政策，要缩小打击面，要强调两个区分：一个是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另一个是也要区分富农和地主。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
我最后说：“这些年政策是左了，对苏区百姓陷于饥馑是有责任的。老百姓不但看我们打什么旗帜，也在看着自己的肚子。我们应该更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这一番言论，石破天惊，完全够得上现行反革命罪行了，与我在苏联当着斯大林的面信誓旦旦也完全相反。不过我也只能这样做了，不这样苏区经济就得不到发展，至于后果，毕竟电台控制在我手里，可以“形左实右”，临时中央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是不会派人来鄂豫皖核查的。
为了打消众人的顾虑，我当即表态：“所有的文件，由我一个人落名签署。要是中央追究起来，你们就说迫于我的压力，也没有电台，就可搪塞过去。”
这可比陈昌浩、沈泽民那些宣传品“右倾”十倍不止了，我暗暗苦笑。
众人都同意了。鄂豫皖苏维埃副主席郑位三说：“特派员说得很好，现在下面的政策确实过左，照这样下去不能纠正的话，我们都成了‘王八蛋’了。”
众人十分惊奇：“什么‘王八蛋’？”
郑位三解释说：“这是我路过豫南时学的‘新名词’，容我慢慢道来。肃反的流毒也影响到地方，有的地方土改过左，不仅乱杀地主、富农，连中农有的也不放过，整党更是搞成了‘唯成份论’，把几个县政府都解散了，县长书记也被押起来批斗，以致领导瘫痪，弄得整个县吃不上饭。”
“光山一个机关干部自以为肃反后可以掌权了，便说：现在要土改，于是通知政府上下300人开大会，搞贫农当权。成立主席团时，选出了一个伙夫、一个马夫、一个奶妈。那些部长、厅长、科长都傻了眼。会场里贴着‘贫农席’、‘雇农席’、‘王八蛋席’，人会场时各归其位。有些人既非贫农，又非雇农。无处落座。主席团就判：要整党，要革命，就是要革你们的命！勒令他们去坐‘王八蛋席’。结果当奶妈的不带孩子了，反过来说：给我弄饭吃，不是为人民服务吗？我是人民！伙夫也不做饭了，说该厅长伺候他了。马夫也不喂马了，欢天喜地称这是彻底翻身……”
众人大笑不已，只有曾中生严肃说：“我们以前失败的教训在哪里？国民党、蒋介石、帝国主义搞不赢我们，而我们内部的机会主义却会把自己搞垮。尤其是‘左’，打倒一切，结果自己造成一个钳子，把工农红军和苏区死死地困到一个山上。实际上，蒋介石的‘围剿’并不厉害，因为我们实行了错误政策，蒋介石就很厉害了。因为你共产党自己给自己造‘囚笼’嘛。你们苏维埃政府的同志，也要象红军一样，大力纠左。”
刘伯承说：“我们这个党啊，只要革命一顺利，事情一好办，就自高自大，容易犯‘左’。共产党大不得，一大就要搞小。可共产党有一种本领，一搞小就加紧团结，兢兢业业，就又能大。搞大又搞小，问题是在胜利的环境下，容易骄傲，排斥一切。这就是当前需要我们警惕的，为什么要反‘左’的道理。小列宁同志，你讲是不是这个道理？”
郑位三连声称是。
1932年元旦夜晚的这次谈话，确定了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原则，以及经济、土地政策，真正做到了主要“纠左”，从而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2年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文 第十一章：雪原大捷
“由于避免了肃反悲剧，红四方面军空前团结而强大，1932年1月，红四方面军从红安北上，雪夜奇袭豫东南，孤立了商城。接着在潢川至商城公路中的要点豆腐店、傅流店设伏，一举将从潢川出击救援商城的国民党军3个师又1个旅全歼。此役歼敌5万人，缴获无数。根据叶挺传来的资料，朱瑞试制‘天雷炮’成功，并在此役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而被命名为‘红军炮’。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到7个军、11万多人，实力甚至超过了江西的中央红军。豫东南6个县、200多万人也全部并入了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开始进入极盛时期”。
——摘自蒋先云：《穿越时空的历史》
寒冬腊月，接连几场大雪，把蜿蜒起伏的大别山变成了茫茫雪海。
1932年1月10日清晨。红安七里坪红四方面军总部。
窗外，雪花像翩翩起舞的蝴蝶，纷纷扬扬，簌簌有声，漫山皆白，四野银装。屋内，火盆烈火熊熊，热气腾腾。
红四方面军首长们正在开军事会议。一张长方桌摆在中央，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红四方面军首长和各军的军长、政委分坐两旁。
刘伯承首先发言：“请特派员同志传达临时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指示。”
我当即宣读了临时中央的“正月来电”。
由于受“极左”路线影响，兼之蒋介石下野，临时中央再次认定“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成熟”。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通过了一个题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其中对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具体任务规定为：“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在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中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
听完“正月来电”后，在座的首长均面面相觑：占领中心城市，以取得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谈何容易！这势必让劣势的红军与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大规模决战，与游击战争的方针是完全不符的。单就湖北而言，要占领武汉乃至攻占全省，不啻天方夜谈。一年多前，李立三就提出了类似的“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盲动计划，后被打成机会主义予以否定，现在临时中央的这个“正月来电”，与李立三的又有什么区别？在座众人听完电报后，不禁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会场略微骚动起来。
由于张国焘已死，肃反也得到纠正，我和刘伯承等又大力提倡军事民主作风，故而改变了红四方面军之前的高压氛围，众人也敢于大胆发表议论和看法。当然，一旦形成决议，则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昨天晚上接到电报后，我暗暗想，这个历史上著名的“正月来电”终于按时来了，它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早就写进了历史。按照该电规定，中央红军被迫强攻赣州，损失惨重，幸得毛泽东同志及时扭转了局面。不过我来到这个时空，一切都应当得到根本改变。
昨晚我与刘伯承、徐向前、曾中生紧急作了商议，达成了一致意见。
我宣读完电报后，刘伯承说：“请徐总指挥谈一谈具体的贯彻意见。”
徐向前当即站起来，走到墙上的大地图前，手持指挥棒说：“中央向我们提出的是战略指示，我们决定按照实际情况，分步实施。”
在座众人听到这句话后，宛如吃了定心丸，气氛稳定了下来。
徐向前指着地图说：“军事委员会和方面军总部的意见是，首先向北打开局面，再视具体情况而定下步发展。”
徐向前侃侃而谈：“目前国民党军队集结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共15个师。其中豫东南地区4个师，鄂东北地区7个师，皖西北地区4个师。另有2个师准备分别由河南、南京调至武汉，第二十路军也准备集结信阳，随时参加对鄂豫革命根据地的围攻。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浪潮空前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也日趋加剧，蒋介石被迫于去年12月间下野，因此，趁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迟迟未展开之机，方面军根据中共鄂豫皖军委会的决定，主动向敌发起进攻，已在黄安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将南线敌军的豫军1个师全歼，并打残了西北军二十二路军的3个师，南线的威胁在相当一段时期应缓和下来。但北线，就是豫东南的敌军4个师，分割了我们的根据地，而且离根据地首府新集非常近，威胁极大。为了打击北线敌人，打破敌人分割根据地的企图，方面军决定，在豫东南发动商（城）潢（川）战役，赤化豫东南地区，将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