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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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军委党组书记武胡景则犹豫说：“只是张国焘同志催得紧，说情况很危急……”

　　　　我说：“那好办，反正人员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掀不起风浪。可电告张国焘，此事可先作冷处理，将许继慎等抓起来的人编入惩戒营，不得擅自杀掉，好好利用一下。”

　　　　众人连说这样办好。

　　　　所谓惩戒营，是苏联红军一大发明。二战期间苏联红军曾将犯有错误、当过敌军战俘的人员编成惩戒营，又叫强击营，用作冲锋陷阵，或使用到最危险的地方，充分利用这一“人力资源”，当然是有督战队严密监视的。其最早的发明，则是苏联内战时期著名的察里津保卫战，当时德军的军官指挥白军官兵排成方阵，对苏联红军阵地进行敢死冲击，前面被打死后面即补上，有着强大的震撼力。指挥察里津保卫战的斯大林临机一动，于是将红军“叛徒”和俘虏的白军官兵编成“惩戒营”，由督战队机枪监视，也用作敢死冲击，反正死的都是“阶级敌人”，没什么可惜。所以这个惩戒营，倒是斯大林一脉相承的做法。博古等人长期在苏联，也学过军事，自然知道斯大林这一招数，见我活学活用，都连忙说是好主意，并随即向张国焘发报。我通过这一招数，暂时稳住了张国焘，赢得了时间。

　　　　我接着对康生说：“赵容同志，为了执行亚戈达同志的指示，我想你安排北风同志跟我工作。”

　　　　北风就是胡底，又名胡北风，是中共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变节，这一高度机密被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机要秘书钱壮飞截获。钱壮飞当时得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负责人徐恩曾高度信任，但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员。钱壮飞全权负责组建中央调查科庞大的特务队伍，他借机安置大量中共人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其中包括胡底和李克农。李克农、胡底分别安插在上海、天津，而钱壮飞留守南京总部，三人遥相呼应，直接受周恩来领导，成为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铁三角，这就是被周恩来称道的“龙潭三杰”。

　　　　钱壮飞立即通知整个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全部转移。当大批国民党军警和特务冲进了上海中共几十处秘密机关时，结果却大失所望。这个惊险瞬间最终成为历史，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时幸免于难的中共要人的名字：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周恩来后来曾多次回忆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早就不存在了。

　　　　同时身在天津的胡底也收到了李克农发来的电报，电文是：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三人约定的暗号，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是钱壮飞的化名，病笃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底明白，接信迅速离开天津，后转来上海。历史上胡底于长征途中被张国焘杀害，钱壮飞也牺牲于长征途中的贵州，只有李克农幸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现在由于我的到来，当然不会让“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死于张国焘之手。

　　　　康生看来对我这个离开中国四年的军人居然知晓中共中央特科的绝密人物感到惊奇，不过他立刻释然，也许是更加钦佩契卡的神通广大吧。

　　　　会后，我与胡底在某秘密地点会面，传达了“契卡的指示”，最后对他说：“你可安排袁殊同志立即操办”。

　　　　我自然看到胡底的大惊失色，他肯定诧异于我居然知道他单线联系的袁殊这一绝密人物。

　　　　袁殊，我军历史上的一位超级“五重间谍”，卓越的孤胆英雄。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1931年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了特科的工作。通过表兄、黄埔一期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从此打入了中统内部。袁殊在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之间游刃有余，加上中共特科的真实身份，是世界间谍史上独一无二的“五重间谍”，而且都得到五重关系的非常信任，确实令人难以想象！不过建国后他也很惨，精神失常，估计是因为身份太多、时时小心翼翼终于导致思维混乱。当时他是胡底单线掌握的，连康生都不知道，这样胡底自然对我无比信服，相信我确实有通天之能，哪知道他那个年代的绝密在我的时空中早已路人皆知。不过我也非常需要胡底这个情报人员。

　　　　我要胡底通过袁殊，与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北平分部的中央特科潜伏人员取得联系，去北平陆军监狱取一份档案。5天后，这份档案由北平分部的特科潜伏人员携带，经津浦、京沪铁路到达上海，袁殊随即将这份看来不起眼的档案交给了胡底。

　　　　只有我知道，这份档案将决定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

　　　　11月7日晚，根据我的紧急通知，临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负责人再次聚会。看完档案后，个个大骂张国焘叛变求荣！

　　　　这里不得不介绍张国焘其人的经历。

　　　　张国焘，1897年11月26日生于江西萍乡上栗镇一个破落地主和小官僚家庭。1916年10月，19岁的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结识了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教授李大钊，受二人影响，思想日益激进。1919年，张国焘22岁，北京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张国焘以极大热情投身其中，任北大学生会干事、学联讲演部部长，参与“火烧赵家楼”。1920年3月，张国焘和一群学生领袖，在上海拜会孙中山，同年参加李大钊创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年，他频繁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做陈独秀、李大别之间的联络人，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11月，北京共产党支部成立，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事务。1921年7月，张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和大会筹备人之一的双重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主持会议，被推举为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党纲的起草人之一。党的中央局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并任上海部主任，时年24岁。次年1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之一，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受到列宁接见，是当时中共领导人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1923年，张国焘受命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在大屠杀开始前的5分钟擅离武汉江岸总工会办公室，躲人法租界。同年6月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提出国共合作，建立两党统一战线，张国焘开始显示出他在理论上的“左倾”色彩，即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不是革命的。他的“激进”观点与大多数代表相异，因而在中央委员选举时名落孙山。

　　　　张国焘这时第一次显现出了他生命中的机会主义特色。6月间他刚因反对国共合作被淘汰出中共领导核心，次年3月便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一大”，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成了共产党员中直接参与国共合作的中坚分子之一。张国焘的“改正错误”使他重新受到陈独秀的信任，2月他便被重新任命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负实际领导工作。1925年1月中共“四大”上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中央工农部主任。

　　　　1925年5月，张国焘在上海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再次成为党内国内的风云人物。在当年11月国民党右派召开的“西山会议”上，他成了这批人要求国民党高层从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开除的9员著名共产党人之一。12月，张国焘这个前陈独秀的反对派，作为陈的助手，在上海与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等人秘密谈判，商讨与国民党右派“妥协”，维持国共统一战线。谈判结束，张又受陈委派，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任大会共产党党团书记，压制党内同志和国民党左派向国民党右派妥协。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张国焘代表陈独秀与蒋介石会谈，继续执行退让政策。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举行，他不顾党内强烈反对，在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上签字，原在国民党中任部长的共产党员被迫全部辞职，蒋介石顺顺当当地爬上了国民党的权力顶峰。9月，北伐军克复武昌，张国焘调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面对两湖地区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他又站在陈独秀的立场上极力反对，声称这样下去“要出乱子”。这时，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他都成了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的代言人。张国焘的人生再次发生重大转折是1927年蒋介石“四_一二”政变之后。党内对陈独秀投降路线的反对使陈黯然退出领导中心，张国焘也被视为“老右倾”，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张国焘参加了南昌起义，随义军一路南下潮洲，失败后经香港潜回上海。11月，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因其“反对（南昌）暴动”，“使全体同志受很大影响，（南昌起义时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也随之动摇”为理由，将张国焘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执委会除名。张国焘再次从革命的“浪尖”跌到“谷底”。

　　　　张国焘在上海一直闲居了8个月。这是他投身革命数年来心境极为黯淡的时期。他曾试图与隐居上海的陈独秀另组“工农党”，与中共分道扬镳，没有成功，只得作罢。此后他便在党内充当反对派，瞿秋白等人认为他是“老右倾”，他则将瞿秋白等人称为“盲动主义”。1928年5月，中共“六大”即将在莫斯科召开，临时中央“八七会议”后领导的三大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共产国际对于以瞿秋白为首的领导班子亦不满意，张国焘便以党内反对派的身份受到邀请，赴莫斯科参加“六大”。张意识到这是自己“革命生涯”的一个转机，主动在会上做“检讨”，表示服从共产国际和中央，在共产国际操纵下，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却没有真正受到信任。他被留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一边去列宁学院“学习”。其后一年半里，他在莫斯科经历了俄共的“清党”斗争，并与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部部长米夫及当时还是列宁学院学生的王明等“28个半布尔什维克”交恶。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张国焘一直在观察时机，想离开苏联回国。1930年6月，“立三路线”受到共产国际批评。7月，张国焘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反对“立三路线”，要求回国“工作”。8月，共产国际没有让他回国，却将瞿秋白和周恩来派了回去。9月24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此时已回国任职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王明等人反对三中全会决议，在中央机关引起轩然大波。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立三路线”问题，张国焘在会上正式宣读了自己“承认错误”的声明，按照共产国际的调子批评李立三“是半托洛斯基的冒险主义”，“执行了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反国际的路线”，同时指责瞿秋白主持的三中全会“有了两面派的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再三表示自己“服从国际路线”。共产国际诸要人这时终于感到放心，同意张国焘回国。12月末，张国焘携妻子杨子烈离开莫斯科，1931年1月回到上海。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已开过，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