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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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章 岁寒冬青（1）
“我及时赶到了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所在地，截住了张国焘发给中央的肃反扩大化的电报，并展示了张国焘‘右倾’叛变的证据。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大为震怒，派我去鄂豫皖根据地对张国焘一伙进行整肃……我与刘伯承、左权、朱瑞、胡底等同志火速赶往鄂豫皖，及时制止了红军历史上最惨烈的白雀园大屠杀，挽救了中共军事家许继慎等2500名红军干部的生命，并巧妙地对张国焘进行了处理。现在，鄂豫皖一切都走上正轨，云集了中共十大军事家，我有信心，到时红军第四方面军定将有10万以上的红色健儿奔赴抗日战场，必将予日寇以空前沉重的打击。”
——摘自蒋先云：《跨越时空的历史》
（注：共和国成立后，蒋先云【即另一时空的蒋云翔副教授】隐退并撰写了回忆录《跨越时空的历史》说明一切前因后果。本文有关蒋先云参与事件的记述，均原文引自蒋先云：《跨越时空的历史》。特此说明）
1931年11月1日船抵吴淞口后，我与叶挺随即分别，他去南京找陈铭枢，我则按照共产国际提供的接头地址和暗号，直接前往愚园路一处幽静的花园洋房，接上了头。
这里就是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次日，隐蔽在上海各处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委员们聚集在此开会，与我见面。
随着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1931年6月中央政治局兼常委会主席（即总书记）向忠发相继叛变，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遭到很大破坏，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剩周恩来、卢福坦、王明和刘少奇。后决定周恩来等赴江西的中央苏区工作，王明则离开危险的上海，去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与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一起回苏联。是年9月中旬，由王明提议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指定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赵容（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博古、张闻天为常委，博古（原团中央书记）负总责。
这是一个典型的“王明内阁”，一半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李竹声）都是以王明为核心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成员，无非是为了彻底贯彻王明的左倾路线。所谓“28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指1925年—1929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聚集的与他观点相同的一批人。1929年秋，该校开学不久，党总支委员会召开全体党团员大会，拟改选总支委员。参加这次大会的同志约有四五百人。王明发现没有再继续当选总支领导的希望，于是玩弄阴谋诡计，在大会的第九天，利用发现一个托派分子床上搜出一张参加托派的名单，谎报军情，说校内有很多托派分子。米夫于是主持了清党委员会，对非王明一派的进行迫害，开除党籍的有一百多人，受其他处分的有二三百人，被定为托派分子和反党分子的有些人被送进监狱；有些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王明他们在互相庆贺“胜利”时，曾高傲地说：“这场斗争开始，全校大多数人都反对我们，但结果屈指计算，只有我们29个人就取得了胜利。”当时他们中间有人说：“徐以新是团员，不是党员，不能算一个，只能算半个”。因此，他们常常自傲地说：“我们28个半是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这29人中有陈绍禹（王明）、博古（秦邦宪）、张琴秋（沈泽民的妻子）、王云程、陈昌浩、12孟庆树（王明的妻子）、李竹声、徐以新（团员）、夏曦、24谭国辅（夏曦的妻子）、洛甫（张闻天）、沈泽民等。
其实这个临时中央政治局，还将另一个“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王云程（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弄进去，以取得4：3的绝对多数。随着9月下旬斯大林等对我的接见和肯定，临时中央政治局后来不得不再次改选，拿掉了王云程，补上了我，且补我为排博古、张闻天之后的常委，同时任命我为中央军委参谋长。
当时的中央军委的委员中，军委书记周恩来、代理书记李富春、委员聂荣臻（军委参谋长）去了中央苏区，陈赓（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去了鄂豫皖根据地，艾逸之（军委组织科科长）去了湘鄂西根据地，在上海的军委委员只剩下王云程一个。与我一起新补的中央军委委员有李超时（原江苏省委军委书记）、武胡景（原北满特委书记）、洪易（原共青团中央军委负责人）、柯庆施（原中共中央秘书长）。武胡景任军委党组书记。至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按照历史（即我所在的时空发生的历史，下同）要到明年秋天才来到上海。
11月2日下午，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委员们与我见面。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首先致欢迎词：“虽然米夫和绍禹（王明）同志回了苏联，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给我们派来了蒋先云同志。先云同志是斯大林同志亲自接见和高度赞扬的，我深信他的到来一定会有力领导起中国革命和军事斗争，掀起新的革命高潮！下面，请先云同志传达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
实际上这一最新指示在我回国途中已经以电报形式发给了中共中央，不过只有要点。现在我传达了具体内容，就是“武装保卫苏联”、坚决打击“第三党”、集中兵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先争取胜利，并批判土地政策上的平均主义、“富农路线”等。
博古听得不住点头，这一切都符合米夫、王明的主张，博古自然有“深得吾心”的感慨。这时，我仔细观察了这个“历史名人”，只见他不过22岁左右，是政治局最年轻的成员。个子较高，身材瘦长。在听我讲话时他总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神经质的哈哈大笑，连声叫好；他的牙齿前突，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眼球好像向外突出。他理着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颇为精神。
这是一个深受左倾毒害的人，尽管他是坚定的革命者。我暗中评价。就是这么一个年轻人，伙同德国顾问李德，给中国革命、工农红军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害，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直到遵义会议才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当然，现在，我来到了这个时空，自然会改写历史。
其余在座的人都是我在历史书上早已熟悉、照片也见过无数次的人。现在真人就在我面前，与照片差别不大。我还知道，其中核心人物、“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中的2个，即李竹声、王云程，不久后被捕即叛变了。不久后叛变的还有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我自然不会点破，只是心中暗暗冷笑。
听完我讲话后，唯一的老军委委员王云程十分激动：“早就该这样了！现在各苏区的红军搞什么游击战，零敲碎打，这里打一枪，那里放一炮，哪成得了气候！照这样中国革命何时才能成功？现在先云同志带来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宝典，红军就可集中起来打大仗，必然可震撼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促使蒋介石集团的总崩溃！”
我微笑着说，蒋介石一个月后就将下野，但很快又可东山再起。但不管怎样，随着红军打下中心城市，必将大大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众人自然大吃一惊：蒋介石统治如日中天，哪会下野？而且又很快东山再起？确实匪夷所思。我自然不详细说明，反正历史就是这样发生的，何况有叶挺推波助澜（后来在座的都对我的精确预言无比佩服）。
柯庆施接上嘴说：“既然是先云同志说的，那肯定是正确的。恩来同志临走时对我说，先云同志是‘黄埔三杰’之首，东征、北伐名震天下，领导、指挥能力是非常出众的，又得到斯大林同志亲自接见，要我们一切都按照先云同志的指示去做，彻底贯彻执行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新精神。”
我望着这个柯庆施，不禁暗叹：果然无比圆滑啊！凭心而论，柯庆施对中国革命是有很大贡献的，建国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大区书记，是与高岗等齐名的大诸侯，也是“四人帮”之一张春桥的偶像（张春桥自称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担任柯庆施六大职务中的一个。结果他“青出于蓝胜于蓝”，不但担任了柯庆施的六大职务，还多了一个：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不过他惯于跟风，对“大跃进”等极左路线的推行起了很大作用，幸而死得早。现在听他的口吻，确实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物。
王云程也说：“对，对。陈赓同志临走时也说，他虽位列‘黄埔三杰’，但还是赶不上先云同志的，要我们积极配合先云同志工作。”
王云程虽然被我挤掉了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但我有斯大林的金字招牌，他看来还是惯风使舵的，急表忠心。这是个摇摆人物，他后来的叛变，也是基于这种心理吧。
赵容（康生）说：“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刚刚发来电报，说政治保卫局发现一个军事政变集团，以许继慎为首，还说鄂豫皖红4军的领导人曾中生等有严重的反党错误。他们准备就此开展肃反，彻底清理革命队伍中的叛徒，要求中央回复。”
我知道，千钧一发的机会来了。
按照历史，临时中央听信张国焘一面之词，无条件支持张国焘，于次日，即11月3日回电指示“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4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4军领导干部违中央（分）局的命令……是严重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错误”，“是立三路线的重复”，“严重的反党错误”，“中生同志等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至于许继慎，中央更说，“中央（分）局对许应做严厉的考查”。有了“尚方宝剑”，张国焘就此大开杀戒，在白雀园屠杀了以许继慎为首的2500多名红军干部，占当时红四方面军总人数的近十分之一！曾中生等人也遭撤职，张国焘、陈昌浩等完全窃取了鄂豫皖的领导权，给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当即接过话头：“此事尚待核查。许继慎与我一样，是黄埔一期的，当年周恩来同志高度赞扬过的，北伐时表现也很好。这几年情况我不知道，我看有核实情况的必要。”
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之一，直接领导中央特科，康生与陈赓一样，是特科的科长，长期在周恩来手下工作，对周恩来同志还是十分敬重的。我搬出了周恩来同志，包括博古、康生等人都不断点头。
我又说：“我在莫斯科时，契卡的亚戈达同志曾秘密跟我说，我党某负责同志历史上有问题，要我回国查清楚。我想在查清此事之前，现对张国焘同志的建议放一放。”
虽然我没有明说，但从我的语气听来，在座的都知道指的是张国焘，不由紧张起来，一些准备表态支持张国焘的人也连忙收声。我心中暗笑，所谓亚戈达的指示，根本子虚乌有，完全是我杜撰的。因为契卡非常神秘，权势盖天，连共产国际也慑其威势。再说斯大林与亚戈达确实接见过我，我杜撰一番契卡指示，谅他们也不敢过问。
中央军委党组书记武胡景则犹豫说：“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