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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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科内阁垮台的同时，被迫辞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满腔悲愤地说：“余敢正告国人，蒋氏对日的消极政策，必导致日军的得寸进尺。”陈友仁一语言中，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动武，蒋介石和汪精卫赶紧把国民政府的首都由南京移到洛阳。汪精卫为了实现他同蒋介石的协议，在洛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提议由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议一出，众人反对，一说蒋介石独裁，二说蒋介石不抗日，三说蒋介石是阴谋家。汪精卫却一定要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而“主军”，他知道不办到这一点，他自己“主政”就一定主不成。结果，就在会上强迫通过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蒋介石遂发表就职视事通电全国，说：“国难至此，遑计短出；许身革命，义不容辞，进退去留，一惟党国之命是从，始终生死，无敢或苟。”这样，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几十天，就又重新上台，职位从“蒋主席”变成了“蒋委员长”，全国军权完全操于股掌之中。一切如他设计的一样：以退为进，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玩弄了孙科，自己掌握了更大的权势。
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系列挑衅行为，激起上海军民的强烈义愤，强烈要求政府当局进行正当自卫，回击外敌进犯。1月23日，我被通知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开会。
与会的是十九路军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军官。蔡廷锴首先在会议上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
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亦在会上作了战地动员，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只有尽我辈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
作为十九路军总指挥的蒋光鼐抱病出席并讲话，他激励说：“我们明知物质上不是日寇的对手，但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3万人，就真不能挽救中国吗？下面，请叶参谋长作具体布置。”
会议期间，传来日本海军又有6艘军舰、数千陆战队抵达上海的情报。由于我的判断完全应验，各级军官均无比敬服，我之威望空前提高，这对我今后指挥作战是很有利的。
我当下布置：“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78师第156旅担任京沪铁路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第155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包括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扼要占领阵地。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且与附近要塞之友军，确取联络。铁道炮队及北站之宪兵营归78师第6团团长张君嵩指挥。丹阳第60师黄茂权团，限明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外，其余沈光汉师、毛维寿师为总预备队，在原地候命。各区警察及保卫团受各该地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移驻真茹。警备司令部仍暂驻龙华。”
与会全体军官一致表示死守上海、矢志不渝！
会后，蔡廷锴电呈国民党政府，表明十九路军抗战决心：“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
同时，十九路军指挥部发出《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揭露日本人“兽性鬼态”已全然暴露的事实，为避免“惶惶五千余年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之惨境，”“子子孙孙千秋万岁，都要骂我们为欺世盗名、亡国灭种不中用的东西”，发出“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敢救我”的声明。28日，蒋、蔡、戴又联名发表了《敬告淞沪民众书》，历数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种种侵略罪行和准备进攻上海的情况，表示“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并提出了军民合作、共同抗日的7项措施。就这样，十九路军全军气焰冲天，有了充分决心，准备随时迎击来犯的敌寇。
1月27日清晨，我接到命令，立即到上海法租界金菊村的蔡公馆去。我心知肚明将有何事发生。在蔡公馆顶层平台上，蔡廷锴对我说：“希夷，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以及杜月笙就要前来拜访，我找你商量，看他们想干什么。”
“在商言商。他们两人在上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自是希望十九路军退出上海，息事宁人。”
“哼，问题是日本人肯息事宁人吗？我必当面痛斥。”
“没有必要，他们两人在台前，幕后自然另有其人。”
“谁？”
“张静江。他们两人说不动你，张就会出面。”
不出所料，王晓籁以及杜月笙一见到蔡廷锴，就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希望贵军长体念政府的苦心，遵命撤退上海驻军，以求息事宁人，保存上海数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同人将无限钦佩。并代表上海民众慰谢”等等。
蔡廷锴将两人赶走后，张静江果然按捺不住，亲自把蔡廷锴找去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杜月笙和史量才也从旁相劝。蔡廷锴坚决答道：“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张静江听罢，面红耳赤，无法下台。杜、史二人从中缓和，史量才说张先生和蔡先生双方都是爱国，只是方式不同云云。因此不欢而散。张静江的行动，显然是蒋介石所授意的。
1月27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给蔡廷锴连发3次急电，谓：“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蒋介石又密令宪兵第6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十九路军闸北的防务。
蔡廷锴又把我找去：“军政部、参谋总部一晚3道催命金牌，又派宪兵团接防，我们怎么办？”
“军长有何意图？”
“我当然准备‘顶硬上’（广东话，硬顶之意），拒不交防。”
“这样一来蒋介石、何应钦就有了你违抗军令的口实。虽然现在他们不能拿我们怎样，但以后必将制造更多的麻烦。”
“那依你之见当如何处置？”
“他有金牌，我有拖刀计。”
“拖刀计？又能拖到几时？”
“就在今晚。”
蔡廷锴吃了一惊：“何以见得？”
“军长，你注意到日本已发出最后通牒吗？今晚就是最后期限。”
“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不是已承诺接受日本提出的全部无理要求吗？那仗怎么会今晚就打起来？”
“日本政府的通牒接受了，日本军方还会继续提出无理要求，并在我方答复前动手。”我想起，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就是这样做的。
“那我们就要立即准备了！但这接防又如何处置？”
“何应钦限制下午6时交代完毕。我们就答复何应钦，判断今晚日寇就将动手，如果交防宪兵不熟悉阵地，将吃大亏。十九路军同意交防，但要到明天清晨。今夜日寇来犯即行抵抗，如今夜无情况，明日上午准时交防。这样可对付过去，不算完全违背军令。”
“那好，就这样办。希夷，今晚真的打起来，你将作何谋划？”
“闸北前线已经布置好了。如果开战，我希望任命我为前敌总指挥，前往一线直接指挥战斗。”
现在十九路军总指挥将光鼐患病，蔡廷锴需统筹京沪一线之军事全局，故我去闸北前线最合适。蔡廷锴爽快地同意了。我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四年了！自广州起义以来四年了，我终于可以重返熟悉的疆场！日本鬼子，你就等着领教抗日铁军的厉害吧！
28日晚发生的事果如我所料。上海市府的接受日方最后通牒的复文是28日下午1时45分送给日本驻沪领事馆的。日本得寸进尺，当晚8时30分，日方即以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的名义发出所谓“公告”，提出更为无理的要求：“帝国海军为了维护闸北一带的治安，预定配备兵力，希望撤退该地的中国军队及拆除敌对设施”，同时“命令上海特别陆战队准备配备警戒”，“命令由在泊舰只编成的第1陆战队（乘员的30％）登陆”。日本送出该公告时又故意拖延送达，直到当日晚11时25分上海市政府才收到日军的通牒，而日军于5分钟后，即深夜11时30分就开始向闸北的中国军队发起了进攻：日军陆战队一小队由便衣队带领，强占与日军陆战队司令部紧靠、属中国军队防区的闸北天通庵车站，并以此为据点，向十九路军发动袭击。
“一_二八”淞沪抗战就此爆发了！
正文 第六章：闸北巷战（1）
“经一星期激战，十九路军78师各部在闸北宝山路、天通庵路、江湾路、北四川路一带均击退了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进攻。2月5日深夜，前线归于沉寂，青云路一带尤其安静。但我知道，再过1个小时，日军将在这里发动联队级规模的最后总攻，对我防线进行突贯。而我，已经布下死亡陷阱，将要指挥一场震惊世界的大捷……”
——摘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
1月28日晚，与先云预料的一模一样。这天深夜，我站在前敌指挥部所在的商务印书馆大楼顶上，用望远镜观看着宝山路上一小队日军步步逼进十九路军防线。
冬日寒冷的夜风掠过我消瘦而发烫的面颊，使我时时保持着清醒。当这一刻真的来到时，我竟是这样的激动，激动得内心甚至震颤。十年血火刀枪里滚出来了，但我从未为一次即将到来的战斗像今天这样激动过、骄傲过、自豪过。
因为，这是抗日战争！
“不负民族、国家，不辱列祖列宗，这种战争让我做鬼亦无怨！”我畅快地感叹道。
道路开阔的京沪路肯定是日军进攻的重点。78师第156旅6团在这里构筑了3条街垒防线，配备了轻机枪火力点。156旅的旅长翁照垣是广东潮州人，有着潮州硬汉的精神，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我将尽量提携他，作为我革命大业的心腹。
日军短促而密集的炮火倾斜在我军阵地上。这是日军的92式步兵炮开火了。日本海军陆战队以轻装备为主，不象陆军野战部队有压制重炮，最大口径的就是直瞄射击支援步兵的75毫米步兵炮。让它尽量开火吧。京沪路一带尽为钢筋混凝土大楼，周围制高点的我军炮火观察员正紧张地测量其大致方位。
日军小队逐渐逼进后，突然一声发喊，收拢队形进行密集冲击。根据先云描述，二战中日军惯以密集队形冲击，即使在美军、苏军强大的火力面前也死性不改。这种冲击有着极高的动能、强大的声势，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