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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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南京汤山军械库看到这批拨给十九路军的重武器时，不禁吃了一惊。蒋介石急于出山，看来逼何应钦拿出了仓底货。30门瑞士进口的厄利空双管高射机关炮，这种高射机关炮，与瑞典生产的博福斯高射炮一样，是二战期间最优秀的轻型高射机关炮，对付当时日本慢速的双翼机是足够了。50门德国制造的37毫米平射炮（就是反坦克炮），这种炮二战中名声恶劣，因为根本对付不了法军B1、苏军T…34型中型坦克，反而给压成废铁。但对付日军的小乌龟坦克，还是绰绰有余。20门德国制81毫米迫击炮，杀伤步兵颇为有效。所有火炮，均配备2－3个弹药基数。我知道打起来仗来就没有弹药补给了，但有多少算多少，叫十九路军组织炮兵尽快熟悉这批重武器，重点安排给驻上海的78师，以及作为总预备队的61师。这都是历史上十九路军没有的，我感到对重创日军又多了几分信心。淞沪这一战我一定要打好，将北伐名将变为抗日名将。
我很清楚，十九路军届时面对的，除日本陆军和陆战队外，还有飞机轰炸和军舰重炮轰击，也就是遭受海陆空立体火力打击。按照历史，淞沪开战后，蒋介石授意何应钦，不准海军参战，不准空军轰炸日本军舰。这些事，我是改变不了的。但我不会坐视日本海空军猖狂（二战时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而是分属陆海军，称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这里只是简便称呼）。
我再次找到陈铭枢。这时他的行政院长的职位，已经被孙科所代替。我为继续博取他信任，略微提前告知了他，并称无法可想，我曾是中山先生和庆龄女士的警卫营长，怎么也不能与中山先生的儿子和庆龄女士斗。他毕竟是代理院长，孙科一到就得走人。陈铭枢也知道无力改变，没有勉强和怪罪于我，但比较落寞。
“老军长，我这次为海军的事而来。”
“海空军都抓在何应钦手里。我探过陈绍宽、周至柔的口风，他们都表示打起来除非何应钦下命令，否则爱莫能助。”陈绍宽、周至柔分别是海、空军总司令。
“中央海空军指望不上。我指的是广东方面。”
“广东方面？只怕更难吧？”
现在广东当政的是陈济棠。他是陈铭枢的死对头，将陈铭枢逼出广东的就是他。
“空军在陈济棠手里，当然无法可想。但海军却可有所为。”
我指的是广东海军司令陈策。
陈策也与陈济棠闹翻了，率军舰出走海口，靠海军割据海南岛，是当时中国极少见的“海军军阀”之一（另外的还有割据青岛的沈鸿烈）。他当时拥有“中山”、“飞鹰”、“江大”、“坚如”等舰艇。“中山”、“飞鹰”是驱逐舰，其中“飞鹰”号驱逐舰是中国海军至今为止唯一的一艘四烟囱的战舰，德国制造，当时中国海军驱逐舰中除“建安”、“建威”以外排名第三，也是陈策手中和“中山”舰并列的最大战舰。“江大”、“坚如”为鱼雷艇。历史上，这些军舰多被陈济棠派飞机于1932年中炸沉（当时陈济棠悬赏，炸沉一艘军舰赏一万五千大洋。1941年珍珠港事件让人们看到飞机攻击军舰的巨大作用，而陈济棠10年前就这样做了）。与其让这些军舰死在自己人手里，不如与日本海军血拼一场。我知道陈策是力主抗日的，应该不会反对。失去这4艘军舰，他还有实力割据海南。另外，作为补偿，我许诺送他一场富贵。
我把利用陈策这4艘军舰的想法告诉了陈铭枢，要他通过多年老友的关系，通过电台与陈策联系。陈铭枢将信将疑，但答应一试。
不出所料，陈策很快回电，表示如果抗日将全力支持，4艘军舰可开赴上海一带归十九路军调遣，并以欧阳格带队。欧阳格是当时中国海军头号鱼雷作战专家，他的到来又使我多了几分胜算。我要求欧阳格率4艘军舰于1月23日左右出发，秘密驶抵舟山群岛一带海域，隐蔽待机。
日本人绝对料不到这一点。自称无敌的日本海军，等着尝尝中国海军雷击作战的威力吧！当然，我清楚，打起来这4艘军舰将有去无回。但在抗日的疆场上捐躯，也是死得其所吧！
备战工作一切都紧张而有绪地进行着。我估计，到1月28日事变爆发时，十九路军将完成七八成的战备，比历史上强多了。淞沪抗战的战绩和辉煌，当远远超过历史。
当然，我并不奢望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正文 第五章：战争前夜
“1月23日，在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会议上，蔡廷锴首先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我则当下布置：‘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摘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
1932年1月的历史，按照固定的轨迹向前推进，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我所预言的日军将在上海动手的三大征兆，一一应验：
1月3日，日本关东军攻占东北门户锦州，正密谋策划伪“满洲国”。
1月18日，上海发生了“三友实业社”事件。三友实业社毛巾厂是上海著名的民族企业，所产“三角”牌毛巾因质优价廉畅销各地，在竞争中压倒了相邻三的日资东华纱厂的“铁锚”牌毛巾。特别是在“九_一八”事变后，三友社毛巾厂的工人们满怀爱国热忱，成立抗日救国会，组织工人抗日义勇军，天天在上班前操练，高唱自编的战歌，还在厂门口高墙上张贴了一幅巨型宣传画，画面是一个工人义勇军战士拿枪对着日本的侵略者。标题为“定要收复东北三省”。
1932年1月18日下午4时，正当三友社毛巾厂的义勇军队员在厂区内训练时，天崎启升等5个日本和尚以“化缘”的样子出现，身穿袈裟、手拿扁鼓，边敲边在该厂周围转来转去，不时到厂门口窥探，还往里面投掷石块。
见他们行迹可疑，该厂义勇军营部派人跟踪监视，在马玉山路（今双阳路）赵家宅附近上前拦住盘问，几个和尚神色慌张拔腿欲逃。就在这时突然围上来许多工人打扮的“群众”，一声喊打便拳脚相加，还有人用界石猛砸，除两名和尚逃脱，天崎启升等三人被打得气息奄奄，其中一人送至医院后不治身亡。
这批突如其来的“群众”，就是日本间谍机关布置的汉奸，制造“中国人打死日本人”的事端。策划事件的，当然是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号称“魔鬼军人”的田中隆吉。具体操作的，则是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我当然清楚这些，以我的资讯，发现川岛芳子的踪迹并安排人把她干掉是轻而易举，但我没有这样做。一是这于事无补，日本人在上海动手是铁定的，铲除川岛芳子日本人自会安排其他人搞事，而这，则是我难以预测的。让川岛芳子继续活动，所有事情都好把握。二是以后，我还有借用她的地方。
接下来的事日本人都安排好了：日僧事件发生后，日本在上海的侵略势力立即借机而发，大肆煽动仇华情绪，孤注一掷悍然扩大事态。1月19日下午，几千日本侨民在虹口日侨俱乐部集会，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方道歉，并惩办凶手，赔偿损失。20日凌晨2时左右，又在田中隆吉的指使下，一宪兵大尉集合日本浪人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70余人，携带枪械、刺刀、棍棒和硝磺、煤油等，冲入三友实业社毛巾厂，纵火焚毁厂房6间和棉纱数百包，损坏织布机24台。当公共租界警亭内3名中国巡捕发现火警，急忙用电话向救火会求救时，遭到这伙暴徒袭击，电话机被破坏，两名巡捕被砍伤，一名巡捕被剌死。
当天下午，1000余名日侨又借口日僧事件，在虹口日本俱乐部召开日本居留民大会，要求日本领事馆对上海市政府采取强硬手段，并决定电请本国政府加派军舰及军队来沪“保护侨民”。会后有600多人持械游行示威，用木棒打碎中国店铺的橱窗，撕毁抗日标语，殴打值勤巡捕，狂呼反华口号，高叫“杀尽中国人”。
在田中隆吉一手导演杀日僧、烧工厂、伤害巡警等肇事骚扰的同时，日本驻沪领事村井仓松出面向上海市政府发抗议、一口咬定杀害日莲宗和尚的凶手是三友实业的工人，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五项要求：一、上海市政府必须表示道歉；二、赔偿被害者；三、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和活动；四、搜捕抗日团体；五、中国军队从上海地区撤退30华里。
上海日本纱厂联合会于1月24日下午通告上海市长吴铁城，如不制止反日运动，将断绝所雇华工6万名及其家属30万名之生计；自1月25日起聚居闸北、虹口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迁往法租界；日本浪人集中于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领取枪支弹药，并对闸北火车站、天通庵车站、八字桥一带进行实地侦察；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宝山路、天通庵路、江湾路等处堆积沙袋、架铁丝网、设置路障。
随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海军少将发出声明，称上海市长对五项要求如不作“满意答复”，决取“严厉对付之行动”。同时日本海军加紧向上海增兵。到1月下旬在上海之军舰已增至24艘，陆战队增加2个大队，达4000人左右，以及坦克、装甲车一批。
此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已换成汪精卫。在他的妥协指示下，上海市长吴铁城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以图最大限度地避免在上海开战。
这时的国民政府变换如下：孙科接替陈铭枢担任行政院长后，入不敷出，蒋介石指使何应钦三天两头向孙科要钱，孙科一筹莫展。外交问题上更令孙科头疼，前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引退后，孙科以陈友仁继任。陈主张对日强硬，但立即遭到在奉化的蒋介石的责难，认为是“隔阂国情，徒为孤注一掷”，声明“对日宣战，三天可以亡国”。陈友仁一气之下，愤然辞职。蒋介石又指使何应钦有意向日舰挑衅，引起日舰几乎炮击南京，孙科吓得六神无主，赌气自行前往上海，不干了。这时蒋介石来到了杭州，加紧拉拢汪精卫，并派飞机去沪接孙科来杭。孙科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往杭州。1月18日，蒋介石在杭州西湖风景幽静的烟霞洞举行宴会，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等均在座。蒋介石对汪、孙表示：“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故余不顾一切，决计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我天职而已。”烟霞洞会议否定了陈友仁对日绝交的外交方针，成立了以亲日派蒋作宾为首的外交委员会；同意了孙科辞职，商定由汪精卫出场组织行政院。1月23日，赶抵南京的蒋、汪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孙科以自动让位姿态宣布辞职。28日，由蒋介石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会上批准孙科辞呈，同时改组南京政府。新内阁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
在孙科内阁垮台的同时，被迫辞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满腔悲愤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