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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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皆如先云所料，宁粤和谈、蒋介石下野、陈铭枢入主行政院都发生了。我因谋划有功，得到陈铭枢无比信任，担当了十九路军参谋长，与蔡廷锴、将光鼐消除了芥蒂，得以全力着手淞沪抗战事宜。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与先云预测的时间一模一样！我仅有的余虑彻底打消了，先云（确切地说是另一时空70年后的蒋云翔教授，但我宁愿这样称呼他）的确神奇，我要充分利用这一巨大的优势，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大展身手，实现一生的抱负。”
——摘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
（注：共和国成立后，同为开国元勋的蒋先云、叶挺双双隐退，随即撰写了秘密报告说明一切前因后果。该两报告只印了不到100份，作为最高机密存档。只有与历史大事件密切相关的共和国政府和军队的最高层人物才可看到，观者无不唏嘘不已。本文有关叶挺参与事件的记述，均原文引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特此说明）
船抵上海后，我与先云依依惜别，先云以防弹衣相赠，谓我北伐时常骑白马冲锋在前，太过冒险，现在我身份不同，肩负重任，要注意保护自己，亲眼见到共和国的建立。对此，我只有无言感激。
之后我从上海乘船抵达南京，于某天上午来到紫金山脚下一处幽静的山庄别墅前，对仆人说：“麻烦你向如公通报一声，就说老部下来访。”
如公就是陈铭枢，铁军的老首长。他字真如，一般人尊称其为如公。
陈铭枢是铁军的传奇人物。（以下资料凡1931年之后者均由先云告知，系他那个时空中发生过的历史。以后凡此均同，不另行注明）北伐时期，他同张发奎都是铁军4军的师长，仗打得好。1928年国民党军事杂志中登有蒋光鼐写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评价张、陈二人：“向华（张发奎）师长之蹈厉无前。真如（陈铭枢）师长之指挥若定。”铁军三分之后，张陈两军曾大战三次，张发奎还是以前那种作战方式，结果都遭到失败。这大概是古兵书上批评的“有正无奇，遇险而覆；有奇无正，势极即阻”吧。反观陈铭枢之指挥若定，更多是靠谋略。1929年冬花县之战，先以防御态势顶住张发奎的“三板斧”，在其攻势被遏止向西退却时，由蒋光鼐率3个师转入战略追击。他不采取跟踪追击，而至广西北流，张以老办法从广东高州猛攻北流，结果大败，退到南宁附近，仅有的两个师缩编为一个师。1930年夏衡阳大战也是这样。当张桂军进至长沙及以北地区回师南下时，蒋光鼐率3个师在衡阳取防御态势，构筑工事，待其攻坚，当张桂军进攻受挫时，才转为攻势，将其歼灭。以上战例说明二人的用兵方略，陈较灵活，有在不同战争环境中的适应性。
在政治上陈铭枢也比张发奎的眼界宽阔，他虽然在1927年3月脱离铁军，投靠蒋介石，并参加了军阀混战和“围剿”红军。但“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他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拥蒋变为反蒋，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主张反蒋抗日。“福建事变”失败后，他这一系统的铁军虽瓦解了，但陈铭枢等继续同共产党合作，坚持进步。他组织了中华民族大同盟及三民主义同志联谊会等民主组织，宣传抗日主张，动员抗日力量，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事业。1949年他和蒋光鼐、蔡廷锴出席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尔后一直在全国政协和人大任职。
陈铭枢的文化素养也是较高的。据北伐时第4军的苏联顾问戈烈夫在他写的《中国的军队》一书说：在北伐时，陈铭枢的公文箱很少军事书，却带了好些佛学。他认为中国军人少读军事而喜读佛学是怪事。1957年反右派运动，对陈进行了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并作了错误处理，以至使这位长期与共产党合作，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不小影响的老朋友，于1965年抑郁而终。
进入客厅，一老人起身迎接。一眼看去，他原本刚毅的军人线条少了，两鬓已经斑白。与4年前相比，多了一份沧桑，也多了一份恬静。
“希夷，是你？”
“是我，老军长。”（陈铭枢担任过从4军分出的11军的军长，我曾任该军24师的师长。11军也称铁军，故我叫他老军长）
坐下后，我拿出见面礼：“老军长，这是一点心意，请收下。”
“正宗凤凰单枞？这可精贵了。希夷，这，送礼好象不符合你性格吧。有事就直说吧。”
我知陈铭枢性喜饮茶，尤好凤凰单枞。这是我用先云送的瑞士金本票在上海洋行买的，一般人根本买不到。
“老军长，不瞒你说，我这次确实为出山而来。”
“唉，希夷，早知如此，何必当初？1927年第二次北伐后，你跟共党走，搞南昌兵暴和广州兵暴，蒋公暴跳如雷，对你全国通缉。后来听说你脱离共产党到了德国，生活清苦。蒋公多次相邀，许以军长之职，我也给你写过信，让你回到铁军来，你都没有回音。我和蒋公多次谈及你，都对你这位旷世名将就此埋没而叹息。现在我无官一身轻，说不上话了。希夷，你不要拜错神，还是去找蒋公为好。”
我微微一笑：“老军长，我这次不是为自己出山，而是为请你出山。”
“请我出山？现在我已经关门静养，师从欧阳竞无大师研习佛学，对尘世已经看淡了。”
“老军长，今一时彼一时。如果连年内战，我也反对你老军长出山。但现在国难当头，不由我辈军人退避三舍。”
陈铭枢是两广军阀中少有的拥护蒋介石的人物。但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抗日，逐渐转变为反蒋。我就是抓住这点来游说。
“不错，现在是日本人打过来了，蒋介石不抵抗，张学良也不抵抗，大好河山落入夷狄之手。我多次请缨，要求率十九路军北上抗日，蒋介石就是不许，把我晾在这里，我对他是彻底失望了，但有什么办法呢？”
“老军长，你现在的资本就只有十九路军了。老蒋借刀杀人，将十九路军三次投入江西围剿红军。等到老本打光了，就会把你一脚踢开。”
“老蒋的手段我怎么不知道？我只是不忍心国家分裂。一国两府，对团结抗日是不利的。”
所谓一国两府，是指当时国民政府分为南京、广州两个政府。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踌躇满志，目空一切，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想当五院院长之上的总统。不料，胡汉民起而反对。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中山先生的战友与助手，只有汪精卫等人才能与他相提并论，蒋介石的资历比不上他显赫。蒋介石一恼之下，恣意孤行，以宴请议事为名搞“鸿门宴”，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软禁于南京汤山。
胡被扣，在国内引起大哗，激起了又一次反蒋联盟的形成。拥胡的陈济棠在广东便当仁不让地充当了反蒋联盟的盟主。他于4月22日派人去南宁，向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转达释嫌修好，联合反蒋之意。处在上顾无望、艰难竭蹶中的李宗仁得此佳音，直觉峰回路转，求之不得，欣然同意。一夜间粤、桂化干戈为玉帛，由敌对而合作。李宗仁即派人去广州，洽商两广合作具体事项。
4月30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监察会四名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要求释放胡汉民。5月3日，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将领发出拥护四监委电，并宣布欢迎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来粤共筹团结反蒋大计。5月11日，李宗仁在广西率桂籍将领向全国发出“讨蒋通电”，唐生智等通电响应。
锣鼓一响，白崇禧、张发奎、叶琪，李品仙等于5月18日抵穗，就组织反蒋政府和两广军事统一问题与陈济棠等会商。几天后，李宗仁也赴广州，共策大计。又有孙科率领一批人潜离南京到了广州，并由他们邀请在香港的汪精卫来粤参加。5月27日，齐集广州的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正式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会上通过宣言，决定凡是国民党第一、二、三各届委员，只要愿来反蒋，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并决定另组国民政府，公布了组织大纲，次日广州民国政府成立，汪精卫被推为首任主席，广州国民政府发出通电，限蒋于48小时内即行引退。
蒋介石因非法扣留胡汉民，国内外舆论对他不利，加上在江西“剿共”也一再丧师失地，疲于奔命，若再对西南用兵，恐旷日持久，更加被动，故采取“冷处理”办法，期望粤桂方面内部分化瓦解，不攻自破。广州政府则密锣紧鼓，准备北伐。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为了缓和舆论谴责，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致电粤方，要求“罢兵歇争，共赴国难。”广州国民政府表示愿在适当条件下，息争御侮，并提出解决时局问题的3项原则：（1）蒋通电下野；（2）广州国民政府通电取消；（3）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另行组织统一政府。
这就是当时一国两府的背景。
“老军长，现在一国一府的机会就在眼前。”
“你是指宁粤和谈？我听说老蒋派吴稚晖、张继等到香港摸底，不知情形如何？”
“他们去是没有结果的。老军长，所以还得你出山。”
“我？”陈铭枢苦笑一声：“老蒋哪用得上我这个和尚。”
“老军长，此差使非你莫属。你的根基在广东，与老蒋关系又非同一般，是两边都瞩目和接受的人物。如我没有猜错，这两天老蒋就会派人来请你。”
“咦，对了，希夷，你在国外多年，怎么对国内动向这样清楚？再说我原来只知道你会带兵打仗，什么时候对政治感兴趣了？”
我掩饰过去：“这几年我也没荒废，在德国一个博物馆发现了一份周易的敦煌残卷，研习之下颇有心得，试之预测人和事，居然十有七八中，所以敢前来向老军长献丑。”
当时两广周易预测之风盛行，陈济棠请两个“神仙”占卜，一切以之为根据行事，闹出后来的“机不可失”的千古笑话；陈铭枢潜心佛学，对周易也有所涉猎。所以我用这点来获取他信任。
“哈哈，真的如此神奇？找个时间要和你切磋一下。不过希夷，照你这么说，是老蒋请我出山，而不是你。”
我会心一笑。他还是放不下政治，听说蒋介石要请他就按捺不住：“老军长，老蒋请你出山，恐怕不能成事。我请你出山，却定能成事。我算过的。”
其实历史上，蒋介石请陈铭枢调结宁粤纠纷，中间尽多曲折。但陈铭枢终达到目的，并就任行政院长，达到政治生涯的最高峰。我“提前”获知，就是来给陈铭枢开个预期支票，做个无本买卖，以此作为晋身阶梯。
“老蒋都不行，你却行？希夷，你说来听听。”
“老军长，此次宁粤和谈，两边都指望你。但你想想，那是那么容易谈拢的？广州要老蒋下台，岂不要老蒋的命？老蒋释放胡汉民可以，权力却死不放手。所以老蒋请你出山，未必能够成事。”
陈铭枢半信半疑：“是吗？那你又有何妙计两边摆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