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1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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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唏嘘后，张学良对梁华盛说：“梁师长，这次你的吉林部队也有份北上吧？”
“少帅，我吉林92师全体官兵早就盼着北上手刃日寇，幸得希夷相助，全师已换日式装备，兵强马壮，上下摩拳擦掌，只待与日寇厮杀。只是粤汉、平汉路不通，官兵心急如焚，谓再有阻拦，就要一路杀上湖南了。”
王化一这时道：“叶将军深得孙子兵法精髓，兵不血刃夺回广东，智略真乃鬼神莫测！据解高参发回电报，称短短半年时间，广东已是完全新气象，远胜陈济棠时代，且军力雄厚，远胜日军。想去年这个时候，十九路军以劣势装备，尚在淞沪重挫日寇，以现在的实力，定可横扫朔漠。我东北军将士都盼与铁军并肩，打回东北呢！”
叶挺道：“十九路军确实有与日寇一战之力，此次热河抗战，我等愿为前驱，作东北军开路先锋，只是时间紧迫，正如梁师长所说，中间有所阻隔，唯有寄望南京放行了。”
正在交谈，张学良突然皱起眉头，称抱歉去洗手间。邓演达没有在意，只有叶挺暗暗冷笑。
用完晚宴后，张学良邀请邓演达、叶挺去书房一聚，赵四则出面请梁华盛在客厅叙旧，王化一、解方陪同。
这是一间古雅的书斋。房间不大，四壁摆着红硬木刻着石绿字木匣式的线装二十四史，还有全套的檀香木柜装着的三希堂碑帖。屋里摆的是一色的桃花木螺细镶嵌大理石面的长书桌和太师椅，显出纯中国味的古香古色。小巧的书柜里，摆着唐诗宋词、八大家的文集、孙子兵法、史记、和朱熹治家格言一类的书籍，整个的气氛正像屋子中央悬挂的那副马远的山水中堂画一样恬淡，又像那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对联一样的典雅。
侍者送上热咖啡出去后，张学良开口道：“择公，希夷，真如你们所说，可以联合红军，与南京政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吗？还有，就算成了，共产党那边是否容我？先父（指张作霖）对不起共产党领袖李大钊，我又与苏联在中东路发生冲突，新仇旧恨，只怕就算共产党原谅，苏联也不放过我啊。”
叶挺安慰道：“此事一定能成。再说，少帅，你现在不也是与共产党接触吗？‘非委’中人才济济，黎先生更是智谋过人，少帅宽心就是。”
张学良大惊失色，突然目光变得锐利起来，腾地从书桌旁的太师椅上站起：“好你个希夷，如此机密事你都知道。大丈夫光明磊落，我们合作也要赤诚相见，希夷，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在我身边安插了眼线？”
叶挺淡定地说：“少帅放心，我叶挺以人格担保，绝无在少帅身边安插人手，一切皆是庙算而已。”
张学良这才松了口气，重新坐回太师椅。
张学良晚年谈话时曾说：“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是同情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吕正操上将回忆，周恩来总理生前不止一次地告诉他，张学良是中共党员。
“九一八”事变后，年轻气盛、身居要职的张学良背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又无处申辩，委屈、苦闷可想而知。他下定了决心，准备走另一条路。
1933年初，张学良收到了蒋介石由江西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此间自中回京后，已积极筹备增援，期共存亡，并已密备6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粮草弹药，中到沪备办。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请兄急起，如何盼复。”
张学良读罢电文，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对东北军高级将领说道：“我东北军忍辱含愤1年多，今天总算盼到了出头之日。这次我东北军一定要全力抗敌，收复失地，让国人看看我东北军绝不是孬种。”
30出头的张学良被自己的选择激动得热血沸腾，全然不知自己正处在一种极端严峻、甚至是险恶的形势中。虽然他身为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委员长是蒋介石），表面上看统帅着华北的几十万大军，但真正能指挥调动的又有多少兵呢？当时华北地区的军队门出三类，一为他的东北军，二是山西的阎锡山集团，三为西北军的冯玉祥集团。可2年前的中原大战，正是他背后一刀，使阎、冯联军兵败中原。俗话说冤家易结不易解，所以他能依靠的还是他的那点儿家底：东北军。
在张学良身边的一批前共产党人开始活跃起来，对张学良最终抛弃法西斯主义、接近共产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数为张学良掌管东北情报网的黎天才。
黎天才，山东蓬莱人，北京大学高才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1927年同李大钊等人一同被捕。奉军宪兵头目陈兴亚在审讯黎时，认为黎非常有才，觉得杀之可惜，就放了黎一马。经此大难，黎天才做事风格变了，极为谨慎、低调，政治方向也变了，开始投靠东北军。后来，在陈兴亚的推荐下，黎天才出任张学良的私人秘书，后又主持东北情报工作，日益受到张学良的重用，成为继郭松龄之后张学良最重要的政治高参（军事高参则是解方）。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北方局派人前往说服黎天才为革命效力，将功赎罪。黎表示同意。但是黎在政治上只效忠张学良的立场一直没有改变。蒋介石非常欣赏黎的情报才能，极力拉拢黎，均未得逞。从此，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对黎都极为信任，黎出任张学良总部机要组上校组长，后又晋升少将。
黎在张学良的默许下，在机要组安插了一些有着共产党背景的人士。曾负责中共北平市委宣传工作的前共产党人潘文郁就是其中之一。
潘文郁也极有才气，曾任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后来叛变）的秘书，被向忠发倚之为“文胆”。1931年潘被捕后自首，被中共明令开除党籍。后在黎的安排下，潘主持《北方公论》周刊，宣传抗日，并为张学良不抵抗行为进行辩护，张学良以之为知音。张学良急于了解共产主义学说，而黎天才口才一般，讲解起来又不大通俗易懂，张学良听得云里雾里，称之为“洋秀才上课”。黎遂乘机将潘引进机要组。正是在黎、潘的帮助下，张学良开始阅读了马列主义著作，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等，不懂之处就请潘、黎二人为之讲解。潘因知识渊博，讲解深入浅出，被张学良当面称之为“老师”。这为东北军爱国官兵甚至张学良本人后来接近共产党埋下了伏笔。黎、潘，还有吴雨铭，一时被东北军称之为少帅“三伴读”。在“三伴读”的帮助下，张学良深入研究共产主义，研究到最后得出结论：“即使把红军的主力击溃，共产主义也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呢？这个问题最后还须用政治方法求得解决。”
潘文郁进入东北军后，和中共北方特科负责人吴成方接上了头，遂利用在机要组的机会，窃取了国民党大量军事情报转交中共地下党，为红军反“围剿”帮了大忙。至于黎天才，还有一个政治身份，即前共产党人成立的“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核心成员之一，接受“非委”的指示。对此，许多人并不知晓。
早在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王明以非正常手段强行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夺取中央领导权，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和领导危机。以罗章龙为首的大批党内骨干因拒绝承认新的中央领导而进行反对四中全会的活动。他们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不久，罗章龙等被开除出党，“非委”成员相继遭到国民党捕杀，不容于国共两党的“非委”从此元气大伤。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罗章龙等幸存的“非委”骨干开始酝酿改变生存策略和斗争策略。
由于张学良一向主张“团结御侮”，对共产党知识分子一向比较欣赏甚至保护，也引起了罗章龙等人的好感。“非委”北方成员吴雨铭、李希逸等人被捕后，张学良有意指示由黎天才办理此案。黎天才乘机将吴、李二人提前释放，并逐步以“引进人才”为名，吸收进入东北军机要部门，进而成为张学良的智囊人物。其中吴雨铭也因理论功底深厚，经常被张学良叫去讲解共产主义理论。黎、吴、李的这一行动受到时在河南大学（在开封）任教的罗章龙的认可。从此，“非委”在东北军中深深扎下了根，其政治目标也由反对王明集团转向推动张学良脱蒋抗日。但是无论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非委”活动几乎是一无所知。
所以，当叶挺说出张学良身边的“非委”和黎天才时，张学良大惊失色。
这时张学良说：“希夷你既已知道，我就不隐瞒了。我觉得，国民党是没有希望了，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法西斯的路线，一条是共产主义的路线。共产主义路线我没有去过苏联，不太了解。但共产主义成功的条件是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又无外患。中国是半殖民地，所以不适用。这样就只剩下一条路，只能拥护蒋介石搞法西斯独裁。我现在对这条路能否走通也发生了怀疑，请择公讲讲自己的看法。”
邓演达见张学良如此坦诚，非常高兴，便诚恳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邓演达说：“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摧残人民群众，它把资产阶级最后的一点表面的民主也抛弃了。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主张。德国和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同日本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讲法西斯只有投降帝国主义，要抗日，就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
邓演达随即指出：“要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发动人民大众，人民的力量是无比的，只有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有抗日的信心，抗日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张学良听了邓演达的分析，非常赞同，但又说：“共产党方面陈绍禹（王明）、赵容（康生）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国母庆龄女士等近1800人签名，我热烈赞成。不过，关于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阵线问题，我和他们有不同看法。他们提的是‘反蒋抗日’，但现在中国的力量几乎都掌握在蒋介石手里，蒋介石也是有抗日可能的，所以共产党反蒋抗日是与实际情况相矛盾的，也是行不通的，所以特别请希夷亲自来谈谈。”
叶挺略作思考后说：“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江西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我知道他们赞同‘逼蒋抗日’甚至‘联蒋抗日’，只是苏联那边还有阻碍，不过我说过，这个问题很快会得到解决。”
张学良说：“我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反蒋就把最大的力量抛开了，使抗日更加困难。现在应该采取种种办法，逼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正如择公所说，我们华北与两广南北施压，加上共产党，就有可能逼蒋抗日。”
张学良还说：“我与蒋介石私交甚厚，我现在不能反蒋，但将来如果蒋介石真投降日本，我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