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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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上，取消陈济棠一手发起的“广东复古运动”，废止“读经”运动，减轻学生负担。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大力提倡职业化教育，尤重理工科，将大学文科（含经济、法律）的比例压至不足十分之一。叶挺为此专门颁布文告：“现代求学者仍未脱科举时代之恶劣心理，以服务于军政机关为唯一之出路，其危险实不忍言……基于此目的，上学校须增设职业课程，并增设职业学校。大学之文法、政、经等科之扩充，应适可而止，并悉力扩充农、矿、工等。乡村学校尤须实行农场化。”城市教育为职业化，学生劳动化，社会纪律化，并奖励专门技术的研究及发明。提倡民办中、小学校，实行6年义务制教育（当时9年义务制不现实，高小文化已是“高学历”，大致相当于当今扩招之“大专”），在叶挺施政计划施行的5年中，全省中、小学数量和学生均增加了一倍以上；又继续扩建了华南著名学府中山大学，创办了勷勤大学、中山图书馆、广州音乐学院、广州国医学院及数十所省立、县立师范学校。在职业教育方面，由省教育厅直接举办了省立第一、第二、第三农业学校和第一职业学校。还仿效日本陆军小学、陆军中学的做法，建立起一批职业性军事学校，学生以学习军事工业、现代化武器使用为主，为今后的技术兵种建设储备了大量人才。
农业是叶挺关注的重点。挺深知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业建设上，叶挺以制糖业为带动整个广东经济起飞的“龙头”。原来陈济棠就以制糖业赚得“不清不楚”，各大糖厂的烟囱尚未竖立起来，市面上已有其产品大量出售。原来，陈济棠动用缉私舰艇从香港运回洋糖，换上“五羊牌广东糖厂出品”的包装，抛入市场牟利。仅1931年下半年，陈就走私白糖净赚400万元。而这些走私糖，便被广州人谑称为“无烟糖”。
叶挺当然不搞走私，相反大力缉私。由于广东军队待遇全国第一，故原驻福建的2个海军陆战队旅决定留驻广东，归十九路军指挥，叶挺应承陈策，将这2个旅以及广东海军原有的司徒非陆战旅，合编为1个海军陆战师，由司徒非任师长（司徒非原为十九路军的团长，参加过淞沪抗战，是蔡廷锴“借给”陈策的），下辖的3个旅分驻粤东、粤中、粤西海岸，在海军舰艇的支援下大力进行缉私（顺便练兵）。
除打击本省人以及香港方面的走私外，首要还是打击日本的走私。当时日本将向华南走私作为“国策”。日本在台湾每年要召开一次“华南领事会议”，以协调台湾与华南各地的关系。在1932年5月的会议上，参加会议的有日本驻华南各地的领事（福州总领事、厦门领事、香港总领事、广东总领事代理、汕头领事），以及台湾总督府的局部长、台湾军及海军马公要港司令部的参谋、外务省东亚局第二课长、台湾银行与华南银行及大阪商船的代表等，会议由台湾总督府总务部长主持，台湾总督中川健藏出席了会议。会议专门讨论了向华南的走私问题。达成的协议主要有：以台湾为中心“发展”华南经济的方策；向华南倾销台湾产品（日本砂糖、台湾米、凤梨罐头等）。
叶挺规定，缉私收入30％划归海军建设所有，故海军缉私积极性极高，获利肥厚，而广东沿海猖獗一时的走私也日渐绝迹，日本（主要是台湾）经济损失惨重，而广东政府关税收入翻了一倍不止。
对于至关重要的制糖业，叶挺采纳了岭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冯锐的建议，大力发展蔗糖业，并委任冯为农林局局长，将广东全省分为广州、惠阳、潮汕、徐闻、琼崖5个蔗糖区，各划定若干耕地改种高产的渣华蔗种，在一年内就建成了顺德、番禺、东莞、惠阳、揭阳等日榨量为1500吨的7个制糖厂和附设的酒精厂，称为税收的重要财源。
对于乡村建设，叶挺如上所说，邀请了著名国学大师梁漱溟进行“乡村建设”实验。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漱溟，后以其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曾于1924年前往山东办学，以后又在四川创办勉仁文学院，而他在山东乡村建设实验中倡导的乡学村学模式突出表现了融社会教育与社会改造为一体的思想，成为“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
1927年，梁漱溟提出“乡治”主张，由于这一主张立足于农村衰败的现实，反映了农民小富阶级的政治意愿，因此，很快形成一种潮流。1931年，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和乡村建设学会的成立以及《乡村建设》杂志的出版，标志着“乡村建设派”正式形成。主要领导人是梁漱溟、晏阳初、梁仲华等人。乡建派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根本不存在阶级对立。中国的出路不在于哪个党派执政，而在于“乡村建设”，建立“乡农学校”，恢复“法制礼仪”，从“根本”上建设国家，才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广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定位，有一个词广为人知：策源地（或曰“发祥地”）。但“策源地”也好“发祥地”也罢，不管前面加什么定语，都不如“实验室”来得更准确、更科学些。因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这100多年的中国历史，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喜欢用“转型期”来命名。历史转型期最大的特点，就是新文化、新学说、新技术层出不穷。每一项新思想或新技术的出现，都需要进行实验。而广东得历史地理之便，开风气之先，便被不少有志于济世治乱的先行者选中作为他们的实验室。于是可以看到，有人来这里实验洋务，有人来这里传播变法，有人拿这里试验和平改良，有人拿这里试验暴力革命……直到上世纪末，种种实验仍在广东进行：有个老人来画了一个圈，试行改革开放；有个专家来种了一片田，试验杂交水稻……
所以1927年梁漱溟也选择广东实验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时，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虽然梁本人说，选择广东只是因为他的好友、孙中山的部下李济深在广东当权。但因缘际会，广东又多挂了一块“乡治实验室”的牌子。
梁漱溟被誉为“最后的儒家”，他在儒家思想的研究方面，自非今天那些所谓的“新儒家”所能望其项背。但他又不是一个僵化、教条的儒家思想者，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就是为了能在中国实现他所推崇的英国式宪政而做准备的，也是为了证明他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儒家腐朽思想的反对。他觉悟到“英国公民的公民权、参政权、对国事的参与过问权，都是英国人自己要求和争取来的……在民众没有要求的情况下，靠赏赐是不行的”（《回忆乡村建设》，选自《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所以他感到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这理论，跟另一个也是姓梁的广东人——梁启超的《新民说》不谋而合，可见广东确实是被历史选中作为中国实验室的。至于梁漱溟的具体实验方法，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互助，进行农业技术的改革和改良，使农民生活得到改善，进而提高农民参与国事的要求和可能。这些理论和实践，8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是有建设性和可行性的。但它有一个历史条件：就是必须在“治世”中方能实现。
可惜，梁漱溟开始实践他的理论时，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乱世时代，这就注定了他的实验是昙花一现——果然，他的政治靠山李济深在军阀派系斗争中失败，被蒋介石一软禁，他的实验也就泡汤了。后来他得到时任河南省主席的韩复榘支持，便到河南搞村治，不到一年，韩惹火了冯玉祥，不得已投向蒋介石，蒋派他任山东省主席，梁漱溟便也跟着到山东继续实验。可惜，在山东搞了6年多，日军占领山东，乡治计划也就全部终结。乱世之中求治，的确也难为了这样一个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空负报国之心的文弱儒生了，这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
80年过去，乡村建设问题依然是中国的老大难问题。新一届政府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国策，提到“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或多或少都暗合了梁漱溟当年的乡治理论。
而现在，十九路军重返广东，李济深主政两广，叶挺也就有机会让梁漱溟再次来广东实践他的乡村建设理论。
1932年，一位39岁的北京人带着他的乡村建设理想来到广州，对这位当时推崇英国宪政模式的人来说，南行广州的目的，带有实验的性质。在他眼里，英国宪政一开始不是靠广大人民，而是靠中产阶级，靠有钱人，后来范围才逐渐扩大到工人和劳动人民。因此，他认为，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民生活改善了，他们参与国事的要求才可能增强，这样一来，宪政才有基础。
在叶挺支持下，梁漱溟接办了广州第一中学。筹办乡治实验，为什么要担任一中校长？梁漱溟说，“一是试办乡治讲习所，极不愿设在广州城里，而一中地方很宽，颇可借用一部分。所请教师也可两方通用，很多方便；二是因为友人卫西琴（德国音乐教育家，梁漱溟的外国朋友）先生答应到广州来办高中师范班，也以在一中来办较为适合。我任校长，就可以使卫先生做事便利许多。”
一周后，梁与他的弟子黄艮庸（广东人）来到广州的番禺新造细墟，开始了他的乡村考察。新造细墟是黄艮庸老家所在地，那里有一个不小的农场。梁漱溟经常来往于省城和乡间，而以居住乡下与青年朋友共度为多。由此，梁漱溟在广东全面开始了试办乡治的实验，而广东“新农村”的建设，也为广东成为抗日基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金融方面，叶挺利用广东快速增长的雄厚财力和发行债券的巨额收入，通过香港这个对外“窗口”，甚至直接去伦敦、纽约的股票交易所，大肆进行收购。要知1932年正是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最深重的年头，无数公司、企业破产（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大批总裁、经理、经纪人纷纷跳楼自杀），剩下的也在苦苦支撑。叶挺以极低廉的价格，收购了有巨大潜力公司、企业的巨额股票（这些公司再过几年就将全面复苏），甚至成为某些企业的最大股东，特别是美国的军火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度兴盛的军工生产陷入低潮，而且当时美国奉行“新孤立主义”，不干涉国外事务，本国军事需要少得可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陆军才30多万人，在全世界排第16位，还在罗马尼亚后面），也不卖军火给交战国，加上经济大危机的打击，使美国的军火工业极度萎缩，股票贱如废纸，工人大批失业。叶挺的大收购，挽救了美国一批军工企业的生命，甚至得到美国政府的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