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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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城市面貌本来很旧,陈济棠大搞市政建设,在市区大修马路,建成惠爱路(命中山五、六路)、上下九路、西湖路、豪贤路、清平路等马路30条;海珠新堤、市政府合署大楼、中山图书馆、中山纪念堂、爱群大厦先后建成;1933年建成海珠大铁桥,贯通南北市区。
商业规划中心商业区
把惠爱路、上下九路和西濠口商业区规划为广州的中心商业区,建成中山戏院、新华戏院、新华酒店、新亚酒店等。据描述,当时“广州的大街小巷布满商店”,平均约50人就有一间。
交通形成交通网络
陈济棠时代广东公路无论长度还是地理密度,都居全国第一;完成粤汉铁路建设;在广州珠江沿岸建码头数十座;建成天河机场,与广西合作成立西南航空公司,开创了广东民用航空事业。
文化发展高等教育
陈济棠虽出身行伍,却很重视文化建设。除改善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等10所高等学校办学条件外,还创办了省立勷勷大学、省立国医学院、省立体育专科学校、广东陆军军医学校及省立农业、水产、美术、音乐等4所专科学校。
民生物价低康平稳
当时广东物价低廉平稳,有些年份还颇为宽裕。当时,广东普遍流通港币,港币一元可买花布20码,一个仙可买一份早餐。一般工人月工资20个大银,一月生活费用2个银元。一位曾在广州读书的人十分怀念其读书生活,把它与20世纪90年代台湾的学生生活相比,认为二者“相差无几”。
军阀与地方建设
海外历史学家谢里登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指出,军阀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带来了直接与间接的恐惧与盘剥,不过,这主要针对北洋时期的军阀,不能直接套用在南京时期的地方实力派上。
1927年以后,南京政府开始了一个有别于北洋时期的时代,显示了一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气象。南京时期的地方实力派不同于北洋时期的军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统治手法也与北洋军阀有所不同。
在地方建设上取得一定实绩的军阀如:阎锡山在山西实行“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陈济棠在广东“治粤八年,确有建树”,刘湘在广西搞经济建设,马步芳在青海禁毒等等。所以,老山西人对阎镐山,老广东人对陈济棠,老广西人对李宗棠与白崇禧,都表现出一定的怀念之情。有军阀史研究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央集权制极易忽视地方利益,因此但凡国家遇上有乱事,出现地方割据现象,只要地方领导人注重地方利益,就容易受到当地人的推崇。
粤军建设与“两广事变”
1932年宁、粤复合后,陈济棠为了巩固其地位,防止蒋介石报复,他把“整军经武,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加强对广东的控制,作为当务之急。他将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3个师扩编为3个军,各辖2个师,另增编教导师1个、独立师2个、独立旅5个、独立团8个和炮兵团、战车营等,使陆军兵力猛增至15万人。为使广东海、空军将领反对蒋介石,他把历来由陆军节制的海、空军划分出来,独成体系,直属西南政务委员会管辖。任命陈策组织海军司令部,接管各舰艇队、海军学校、修船厂、仓库等,并组建一团陆战队,驻守琼崖;任命张惠长成立空军司令部,接管两个飞行大队、空军学校、一团地勤部队和飞机场等。这样海、空军将领都皆大欢喜。1932年4月下旬,他又以节省军费为名,突然下令撤销陈策的海军司令部和张惠长的空军司令部,以武力接收,并以他的亲信张之英和黄光锐分任海、空军司令,独揽了广东海空军大权。接着他购买了4艘鱼雷快艇装备海军;将空军扩充为4个飞行大队,各种飞机130余架,在全省各要地分建中型飞机场10多个,大大加强了海空军的战力。
他在扩编部队的同时,还扩充了军事学校,把培养军事干部做为发展军事势力的基本问题。他说:“军队之基础,建筑在下级干部。如各个班、排长自身都不振作,那这种军队就不能用,不能替党国效力。”早在他任第4军军长时,就设有军官教导队,到任第八路军总指挥时,他把教导队扩充为军官学校,自兼校长;此后,他又将军官学校改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燕塘军校)。每年招收三、四百名学生,在复试时要经过他兄陈维周亲自逐个看相,认为有福气而无反骨的才加以录取,编入步、骑、炮、工、辎重等兵种,施行定期教育训练,毕业后分派到各部队任下级军官。他将部队行伍出身的尉级军官分期分批调进该校补充班受训6个月,提高其组织指挥和学术水平。在该校还设有军事深造班,将各军机关和部队的校级军官,分批调训。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自成一个军事系统,保持本集团的部队不至被其他军事派系所渗入而起分化。他亲自规定选拔军事干部的五个条件:第一要立志,要有做非常的事业之志。能刻苦耐劳,努力奋斗,眼光远大。第二要锻炼身体,具有金刚不坏之身。规定干部每天早晚都要到野外出操,锻炼身体。第三要明白主义,为“三民主义”而战,“顺逆攸分,为胜败攸分”。第四要有团体生活的意识。在本团体内要亲爱精诚,同患难,共生死。意识统一,行为统一,保持团体的生存。第五要有牺性精神。要能损弃个人的私利私见,把个人的自由牺牲,把个人的知识技能献给团体。第六要得到人民的同情。要具有不要钱、不怕死、爱人民、爱国家、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的军人的人格。陈济棠还亲自担任军事政治学校的“心理改造”课讲授。他提倡道德修养,要注意八大要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公正、守法”。能力方面的训练要注意三大要点:“求知识,习技能、重力行。”
为满足扩军的需要,陈济棠亲自抓全民军训。他在“对各机关军训公务员的训词”中强调说:“举国人民都要能够服兵役,不能单靠少数的军队单独负起卫国的责任。如果单靠少数的常备军队以卫国家,那就是很危险的。”“侨居我国的外国人,无论其为商人或教授等等,一接到国家命令,便即回去,担负军事责任,而他们何以能够随时为国家服军役呢?当然是由于平时受过军事训练的缘故。反观我国,平素没有这种训练,因此当着国家有事时候,只管举国沸腾,怎么热烈,但因没有军事的常识与技能,毕竟不克担负战争责任。”他规定广东各级政府机关、军事机关和中学生普及军事训练,举办全民训练骨干队,训练期满后,分配到全省各高级中学,担任军训领导骨干,实行军事管理。他还与省主席林云陔分别担任正副主任,领导全民军训。
1931年秋,陈济棠着手整理行政基层组织,改革民政机构。他在广东省府各机关长官僚属欢宴会上,提出要“改革陋习,刷新政治,造成模范新广东”。强调“西南情形特殊,地处国防前线,毗连香港澳门,还有众多的华侨,南京方面的决策和所颁布的法令未尽适合实际,应该有所损益。”他批评全国政象:无论何省,未尽根据总理所定政策而行,遂至散漫无序、步骤紊乱,缺乏一个具体计划,负责政治者缺乏革命之一贯精神;中国之荐人,乃替找生活,觅碗饭,故各机关中之公务人员,缺乏为国民义务之责任心;因循陋习,不以创作为目的。他认为挽救危亡,建树新的广东,随军事进展之后,应为政治建设。第一步要勤慎服务,先得人民之同情,第二步须开诚布公,期与人民通力合作。不久,他受意林翼中(民政厅长)将琼崖抚黎局改建为3个县,以提高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将三罗地方的一些不合理的“插花飞地”,分别划归所在地的县管辖,解决了长期以来的行政和社会纠纷,将杂乱的行政基层组织形式和职责不明的机构实行改革,规定在县以下,一律设置区乡村公所(中、小县不设区),明确其职权。
他认为“为政在人”,“政治的优劣,在乎官吏的良否”。规定甄别、考试、训练、奖惩诸项,审核全省机关现行公务人员,分别去留。设立公务人员考绩委员会,对县长,局长等人员,实行考试,以资选拔。将热中利禄的青年知识分子,吸收到广东军事政治深造班受训(最多的一期为500余人)。毕业前,以3个月时间进行实地考察社会动态,然后派任县、市长或县、市政府的秘书、科长等职务。在燕塘设立行政人员训练所,将各县现任区、乡长分期分批调所论训,学习行政知识,提高行政效率。
他主张“军民分治”,“然军事、政治当局则应通力合作”。把广东省划分为5个绥靖区,分兵驻守。每区设立一绥靖公署,以当地驻军高级将领一人任委员。令各县、市设警卫队。他说:“现在的民团,这乡与那乡彼此不能逾界,逾界时候,又发现牵牛捉猪担谷抢家私等等毛病,不守纪律。像这样的民团——不能统一的民团,哪里可以把地方保护得好呢?所以现在就得赶速把它编为警卫队。在同一编制之下,受统一之指挥,达到统一地方人民武装的目的。”到1935年2月,广东全省都有警卫队,共8800多个中队,2700多个独立小队,官兵总数约106。8万人,增强了对广东各地的控制,同时也扑灭了各地打家劫舍,勒收行水的土匪。特别是他藉以为荣的,是肃清了徐闻山的积年匪帮200余人,维护了社会秩序。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陈济棠被任命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11个师又1个旅,构筑碉堡,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11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电粤桂方面,请一致行动。陈济棠怕失掉广东地盘,表示“不忍苟同”。不久,他派兵入闽,配合蒋介石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把十九路军最后编成的黄和春旅缴了械,杀害了政治部主任徐名鸿。
10月上旬,正当陈济棠指挥其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进而占领宁都、于都、瑞金以围歼红军时,中央红军已从瑞金出发,开始了向湘西的战略转移。此时,陈济棠害怕蒋介石乘机进兵广东,一面令余汉谋的第1军由东向西追击红军,一面命李扬敬纵队在赣部队,立即撤回粤境,撤销纵队组织,各部归还建制。并在广州近郊和粤东的惠州、淡水、平山、老隆、兴宁、焦岭、丰顺,潮安、汕头等各要点,赶筑半永久防御工事或野战工事,以准备抗日为名,积极防备蒋介石攻粤。他还以粤北缺乏防御兵力为由,将在同红军作战中已残破的范德星旅,扩充为独立第3师,不久又改编为第2军第6师;以独立2师改编为第1军的第3师,以独立4师改编为第3军的第9师;把驻琼崖的警卫旅调防从化。各军师以团为单位就地集中进行教育训练,并补充了大量新武器,以加强战斗力。
1936年6月,陈济棠联络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为名,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在此之前,李、白曾多次劝其反蒋,但他怕反蒋不成,反丢了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