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64-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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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叶荣钟、郭秋生、赖和等组建南音杂志社，1932年元旦，《南音》正式出版，该刊的宗旨：“第一就是‘怎样才能使思想、文艺普遍化’”，“本志应当期待充做个研究‘怎样才能够使多数人领纳得思想和文艺的生产品’的机关，换句话讲，就是有什么方法或是用什么工具和形式来发表，才能够使思想、文艺浸透于一般民众的心田，这是本志应当努力的一个使命”。由此看来，《南音》的办刊原则在于使得台湾文学朝大众化的目标前进，而不应是“极小部分的人们才能够享受它的恩泽的”刘登翰、庄明萱等：《台湾文学史》（上），海峡文艺出版社，福州，1991，第450页。，这与台湾新文学运动开展以来一贯的方针一脉相承。正因为如此，《南音》发表的文学作品大都有着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如赖和的《归家》、《惹事》，周定山的《老成党》、《摧毁了的嫩芽》，赤子的《擦鞋匠》，郭秋生的《猫儿》，凉的《幻影的消灭》等等。此外，《南音》杂志开展的台湾话文讨论、乡土文学论争及郭秋生、李献璋对民谣民歌的收集，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南音》社成员多为台湾中部人士，如彰化的赖和、许文达，鹿港的周定山、庄遂性、叶荣钟、洪炎秋，丰原的张焕珪，大屯的张聘三等，其中叶荣钟、庄遂性、张焕珪、张聘三、陈逢源、吴春霖又是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的重要成员，台湾民族运动与台湾新文学的密切关系，很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1934年5月，台湾文艺界的全岛性组织台湾文艺联盟成立，同时出版《台湾文艺》杂志，随后还召开了第一回全岛文艺大会。有意思的是，这个象征着全岛文艺家大团结的组织也是设立在台中，这显然与台中在日据时期本来就是台湾民族运动的主要策源地有莫大的关联。从历史上看，台湾人争取受教育权力的台中中学校事件发生在此，台湾民族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林献堂是台中人，台中还被日本殖民者视为不稳思想和行动的多发区域，加上台中离总督府所在的台北略远，殖民政府的控制力相对较弱，因此成为活跃文学家的集中地并不奇怪。河原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与日本文学的连接点》，研文出版，东京，1997，第208页。《台湾文艺》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艺杂志，发表了张深切、黄得时、雷石榆、邱耿光、杨逵、吕赫若等等作家的小说、诗歌、戏剧、随笔、评论等作品，杨华的《薄命》和杨逵的《送报夫》、吕赫若的《牛车》还被介绍到了祖国大陆，同时也将鲁迅、郭沫若介绍给了台湾的读者。1935年，由于对人事及稿件审核标准等问题的意见分歧，文艺联盟内部发生了矛盾，杨逵等脱离联盟另创办了《台湾新文学》杂志，从后者与日本国内左翼运动的密切联系和刊发作品来看，相对于《台湾文艺》而言，其激进色彩明显较为浓厚。譬如1936年12月号的汉文创作专辑刊出赖贤颖的《稻热病》、尚未央的《老鸡母》等作品就因民族意识较浓被当局冠以“内容不妥，全体空气不好”的罪名遭查禁。再如该刊还出版高尔基特辑号，发表纪念鲁迅的文章。古继堂主编《简明台湾文学史》，时事出版社，北京，2002，第103页。
第八部分殖民地文学（5）
台湾新文学发展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本土作家，其中中文作家有赖和、杨守愚、郭秋生、张深切、朱点人、林越峰、廖毓文、蔡愁洞、周定山、赵枥马、徐玉书、林克夫、张庆堂、杨华、王锦江、黄得时、李献璋、黄石辉、庄遂性等；日文作家有杨逵、赖明弘、张文环、吕赫若、翁闹、吴希圣、赖庆、巫永福、郭水潭、吴新荣、龙瑛宗、吴浊流、王白渊、吴坤煌、刘捷、苏维熊、徐琼等。古继堂主编《简明台湾文学史》，时事出版社，北京，2002，第105页。基于面向民众、面向社会、注重乡土特色的理念，他们的作品，大都反映台湾基层社会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的揭露了殖民统治给台湾人民带来的痛苦及他们的反抗斗争，如吴希圣的《豚》就描述了主人公阿三一家为维持生计女儿被迫卖春的惨痛经历；白滔的《失败》叙述了主人公被警察逼迫而发出要“用我们不屈不挠的果敢毅力于之拼命”的怒吼；张深切的《鸭母》讲的是怒不可遏的农民闹到了村镇役所；林克夫的《阿枝的故事》表现了台湾工人起来斗争的故事。或者是描写了台湾人的爱情婚姻和女性在封建主义与殖民主义双重压迫下的命运，如毓文的《玉儿的悲哀》讲的就是殖民主义教育制度和封建势力下的爱情的悲剧；马木枥的《私奔》讲述了女性挣脱封建枷锁投奔自由的历程；瘦鹃的《出走的前一夜》更是借主人公的口说出了台湾妇女的心声：“卑怯的女子，你愿意当奴隶，当玩物吗？不，走吧，打断旧制度的桎梏，跑向光明的前途去吧。”古继堂主编《简明台湾文学史》，时事出版社，北京，2002，第108页。也有的作品描写了女性的悲惨遭遇，如郭秋生的《死么》、瘦鹃的《冬夜》等，就述说了“女子被出卖而成青楼摇钱树”。瘦鹃的《生命的价值》这么描写小婢女秋菊的生活：“每早起床就要扫地、拭椅桌、换烟筒水、煎茶、排水、洗衣服、洗碗箸、买菜蔬、搥腰骨、清屎桶、当什差、守家门，还要管顾小主人。这么多的工作，都要她一个人担当。万一不提防、不小心，还要饱尝那老拳、竹板、绳子的滋味呢！”许俊雅：《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研究》，文史哲出版社，台北，1999，第605～606页。读之令人酸鼻。
在文学作品的体裁方面，也有了较大的突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相继问世，如林辉焜的《女之一生》、赖庆的《女性悲曲》、山竹的《突出水平线的恋爱》、吕赫若的《牛车》、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等等。在诗歌方面也出现了不少的优秀诗人，形成盐分地带诗人群、风车诗社诗人群和台湾艺术研究会诗人群。较著名的诗人如王白渊、陈奇云、郭永谭、林永修等。古继堂主编《简明台湾文学史》，时事出版社，北京，2002，第111～116页。总之，1927～1937年发展期的台湾新文学进入了台湾近现代文学史上的繁荣时期。
第八部分皇民文学及其他（1）
1930年代，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台湾的政治就已经环境趋向紧张化，台湾共产党、台湾民众党乃至台湾地方自治区联盟等民族运动团体相继遭到取缔。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台湾进入战时状态，军部法西斯势力空气膨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地政策开始从缓进的同化政策——内地延长主义转换到激进的同化政策——皇民化运动。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文化环境的急剧恶化，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禁止汉文。1937年4月1日各大报刊登联合声明废止汉文栏，台湾人不得不接受日文对台湾社会文化生活的全面占领。
在文学界，新的重组也开始了，右翼分子西川满组织成立了台湾文艺家协会，发行《文艺台湾》季刊，该刊运作中充满了西川满的个人专断色彩，且配合总督府皇民化运动的倾向十分明显。张文环等人愤而退出，另创新刊《台湾文学》，由于得到大财团三井物产的资助，反倒比《文艺台湾》更不受财政的困扰而能发表质量较高的作品，一些著名作家如吕赫若、黄得时、工藤好美、坂口零子等都投身到《台湾文学》阵营。与《文艺台湾》的皇民化色彩浓郁不同，《台湾文学》发表的作品主要关注台湾传统社会生活，如婚姻、养女、迷信、大家族封建势力等，其实质是对《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以来一直坚持的新文学运动精神的延续。河原功：《战时台湾之文学与文化状况》，藤井省三、黄英哲、垂水千惠等编《台湾的“大东亚战争”》，东京大学出版会，东京，2002，第300页。
随着时局的发展，日本殖民者显然不满足于对文坛的间接控制，皇民奉公会成立后，内设文化部，以台北帝大教授、台湾文艺家协会会长矢野峰人任班长，进一步促进了台湾文艺家协会向皇民奉公会系统的靠拢。1943年2月设置台湾文化奖，其中的台湾文学奖授予西川满、滨田隼雄和张文环，前二者属《文艺台湾》、后者属《台湾文学》，如此安排似乎有拉拢台湾人文学家的意味在内。作为皇民奉公会的机关刊物——《新建设》于1942年10月创刊，该刊的主要功能在于全力宣传皇民化运动的主旨，彻底灌输日本精神，召集日台人作家开座谈会，介绍台湾各地方文化动向，以引导社会舆论。
1942年11月1日，台湾总督府新设官房情报课，该课的主要职责是：“为遂行国策进行有关基础事项的情报收集”，“指导及启发舆论”，“作为报道及启发宣传机关的指导”。 河原功：《战时台湾之文学与文化状况》，藤井省三、黄英哲、垂水千惠等编《台湾的“大东亚战争”》，东京大学出版会，东京，2002，第305页。1943年，成立了台湾文学奉公会，台湾全体文学家均被纳入其中。为了使台湾的文学为皇民奉公运动服务，1943年11月13日，由台湾皇民奉公会主办，总督府情报课、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日本文学报国会协办，召开了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会议主题就是“本岛文学决战态势”、“文学者的战争协力”。会上西川满首先表示向皇民奉公会献上《文艺台湾》杂志，由皇民奉公会来做新的文学刊物的统合。与此同时，短歌杂志《台湾》、俳句杂志《原生林》也要求“献上”本杂志。只有《台湾文学》对所谓的杂志统合表示反对，但迫于时局，随之不得不停刊告终。1944年4月，皇民奉公会主导的新文学杂志《台湾文艺》创刊。自此，日据末期除了《台湾艺术》改名为《新大众》作为南方战线的慰问品而存在之外，台湾岛内就只剩下皇民奉公会——实际上是总督府情报课控制下的《台湾文艺》一家独霸文坛了。1944年6月，在总督府情报课的策划下，组织了日台作家13人赴各地进行生活体验，“与产业战士同吃同住一周”，创作出的作品结集编成《决战台湾小说集》乾坤二卷，各出版1万部，在战时纸张匮乏的年代，这应属于大手笔的活动了。这次创作活动表明台湾的作家们受到了行政权力的直接掌控，文学处于被政治利用的状态。 河原功：《战时台湾之文学与文化状况》，藤井省三、黄英哲、垂水千惠等编《台湾的“大东亚战争”》，东京大学出版会，东京，2002，第308页。
第八部分皇民文学及其他（2）
战时的台湾文学呈现出复杂的生态，受法西斯高压政策的胁迫，台湾作家们陷于苦闷之中，在连生活中偶有不满语言就会被扣上“非国民”大帽子的环境下，文学创作就更加艰难了。汉文被取缔了，文学创作不消说是要用日文来进行的，反战反日的言论没有生存的余地，一些有民族正义感的作家或封笔不写、或以曲折迂回的方式表达内心的不平。如杨逵的《鹅妈妈出嫁》、《无医村》，吴浊流的《水月》，巫永福的《祖国》等等。有的还暗中写作有反战意味的小说，如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在审查制度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