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西夏史-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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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慢”，不卑不亢了。
建国后西夏在经济上的依赖性，虽然一度有所减弱，但由于西夏经
济比较脆弱，水平不高，加上受到战争影响，因此这种依赖性不可避免
地将会长期存在。并突出表现在对宋朝“岁赐”与“和市”之上。史载：
“既绝岁赐，复禁和市，羌中穷困，一绢之直，至十余千。？？
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
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③。
绝“岁赐”、禁“和市”，西夏物价飞涨，生灵穷困，反之，“始有生
理”，两相对照，说明了西夏对宋经济依赖的严重性。
西夏不仅在经济上对宋朝存在比较严重的依赖性，而且对金朝也存
在着一定的依赖性。这主要表现在对金边境的榷场贸易之上。金先后于
②　《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
③　《西夏书事》卷7。
④　《宋史》卷335，《种谔传》。
①　《西夏书事》卷2。
②　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0，《论西夏札子》。
③　苏辙：《栾城集》卷39，《论西夏事状》。
兰州、保安、绥德、东胜、环州等地设置榷场，置场官管理①。西夏通过
榷场、走私，以及夏使至金，“许带货与官商交易”②，从而获得必要的
生活用品。
由于西夏在经济上对其邻国存在着依赖性，因此，在外交上不能不
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兹以元昊对宋朝的态度为例。宋末元初的史学家
马端临云：
“元昊倔强构逆，兵势甚锐，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锋；然
至绝其岁赐、互市，则不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以为国，是以亟亟屈
服”③。
元昊在对宋战争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之所以主动要求纳款称臣，“亟亟
屈服”，固然原因颇多，但与西夏在经济上对宋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有
着很大的关系。
西夏历史特点之三，是民族矛盾经常处于主要地位，对外战争频繁。
西夏自1038　年元昊建国至1227　年末主■灭亡，首尾190　年。在这
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西夏同它的几个主要邻国——宋、辽、金、蒙
均发生过大小不等的战争。另同吐蕃唃厮罗也多次兵戎相见。在同邻国
的战争中，尤以宋夏战争时间最长，次数最多，其影响与后果也最大。
西夏自景宗元昊立国到崇宗乾顺同宋高宗缔结和约，历时91　年（1038—
1128　年），双方和平共处仅26　年，其余75　年时间均处于交战状态。在
这漫长的时间里，总计战争15　次。其中比较著名规模较大的战役计有元
昊时期的好水川之战，三川口之战，定川砦之战。惠宗秉常时期的灵武
之战和永乐之战，以及徽宗时期宋夏争夺横山地区的斗争。
长达75　年的战争，归纳起来，大体上有如下特点：战争时断时续，
中间呈间歇状态；其主要战场集中于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以及宁夏
南部地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但两国信使却照常往来，“朝贡”
与“回赐”也很少间断；较量的结果，互有胜负，势均力敌，谁也不能
消灭对方。
除了对宋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外，至襄宗安全统治时期，夏金双方
又发生了长达13　年（1210　年8　月—1223　年7　月）之久的战争。在13　年
里，双方大小战争约25　次，其中规模较大的为4　次，平均每年2　次。
在夏金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蒙古成吉思汗也发动了旨在灭亡西夏
的战争。蒙夏战争首尾23　年（1205　年3　月—1227　年7　月）先后爆发了8
次重要战争，这些战争无一例外地均以蒙古的胜利而结束。
除了上述战争外，在景宗元昊和毅宗谅祚统治期间，还同辽发生过
两次较大的战争，另同吐蕃唃厮罗5　次兵戎相见（元昊时2　次，谅祚时3
次），前两次以西夏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后3　次以西夏的失败而结束。
频繁的战争，给西夏及其邻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与影响。
首先，它破坏了西夏同其邻国人民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使其人民
惨遭屠戮，流离失所。史载：
“自元昊叛，河西之民迁徙以避兵，因留雄勇津，循河上下，
①　《金史》卷50，《食货志》。
②　《西夏书事》卷38。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案语》。
侨寓者众，公躬训谕安辑之，俾还故业”①。
说明元昊发动对宋战争，使本国人民不得安宁，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至
于宋朝人民，受害更大，死伤惨重。“关中之民，自经西事以来？？亡
失太半”①，说明战争给宋朝沿边人民带来的灾难超过西夏人民。
第二，使西夏及其邻国元气大伤。如西夏同金长期混战，元气大伤，
由强变弱，最后因无力抵御蒙古的进攻而灭亡。蒙西战争的结果，使西
夏“田野荒芜，民生涂炭”②，“耕织无时，财用并乏”③。
第三，阻碍了西夏同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如元昊对宋战争，虽然
三战三胜，然“人畜死伤亦多，部落甚苦之；又岁失赐遗及沿边交易，
颇贫之”④。既失宋朝“岁赐”，又“丧沿边交易”，使西夏本来就比较
脆弱的社会经济，更加陷入困境。
总之，西夏对外战争频繁，在较长的时间里，破坏了其休养生息的
安定环境，妨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消耗了国力，影响了西夏社会经济
的正常发展（尤其在它的初期和后期），使本来可以发展较快的社会经
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历史的进程。
西夏历史特点之四，是文化上的多源与儒学佛教的兴盛。
所谓文化上的多源，即西夏文化渊源于汉族、吐蕃、西域文化，即
长期吸取这些文化的养料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但以吸收汉文化的养料为
主。
西夏文化大量吸收汉文化，同汉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
为当时西夏人所公认。西夏仁宗时的党项人骨勒茂才在其《蕃汉合时掌
中珠》一书的序言中指出：
“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自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
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
人不崇。若此者语言不通故也”。又云：“论末则殊，考本则同。”
一语道破了西夏文化同汉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
西夏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西夏字、音乐、绘画、建
筑、雕塑等方面。如西夏字的形体明显模仿汉字，以汉字为依据，参照
党项民族语言的特点而造成，音乐深受唐宋影响，等等。
西夏文化受吐蕃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佛教主要来源于中原，
其次来源于吐蕃；军制的最小单位为“抄”，由“正丁”和“负赡”组
成。这种“正丁”和“负赡”，来源于吐蕃的“组”和“仆役”①。至于
监军司的设立，则与吐蕃王朝，“在（其）东北和极西境地区建立的军
镇组织”②，十分类似；服饰：如元昊“衣白窄衫，毡冠红果顶，冠后垂
①　《折继闵神道碑》，转引自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①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38，《横山疏》。
②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③　《西夏书事》卷41。
④　司马光：《涑水纪闻》。
①　参阅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　年第5　期。
②　（匈）乌瑞著、荣新江译：《KHKOM（军镇）：公元七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西北史地》
1986　年第4　期。
红结绶”③，既受吐蕃赞普服饰的影响，同时也参考了回鹘可汗的服制。
西夏文化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回鹘僧人翻译佛教经典之
上。一些著名的回鹘僧人在元昊、秉常时期，先后负责主持佛经的大规
模的翻译，对西夏文化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西夏统治者早在李继迁时，就注意吸收儒学有识之士为己用，至元
昊时，除了注意搜罗儒学有识之士加以重用外，还将一些儒学著作翻译
为西夏文，从中吸取对其统治有益的东西。西夏儒学经过毅宗谅祚，惠
宗秉常及崇宗乾顺的提倡，到仁宗仁孝之时已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乾
顺、仁孝时大力振兴学校，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种学校（包括小学、
太学、内学，等等），同时注重发展科举制度。通过兴学，发展科举，
遵孔读经，不仅为西夏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还为元朝统治者储备
了很多人才。其人才之盛同辽金比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夏佛教的兴盛突出表现在广修寺庙和佛事活动的频繁之上。
西夏佛寺极为普遍，“名存异代唐渠古，云锁空山夏寺多”①。这是
对首都——兴庆府（今银川市）水利发达、广建寺庙的生动写照。至于
西夏全国各地所建寺庙，几乎到处都有。有的是对佛教旧址的修葺，有
的则属新建。在众多的佛寺中，其中最著名的有兴州的戒台寺、高台寺、
承天寺、凉州的护国寺、甘州的卧佛寺，等等。
西夏除了重修和新建了不少寺庙外，还重建和改建了不少石窟。据
有关专家统计，西夏在占领瓜、沙后，对莫高、榆林两地石窟，大约重
修和改建了70　余座。这些石窟为西夏各个时期各阶层的善男信女们顶礼
膜拜，从事宗教活动的佛教圣地，对于宏扬佛法，宣传佛教的唯心主义
思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西夏统治者带头崇奉佛教，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老百姓信仰
佛教，从事各种佛事活动者与日俱增。正如党项人骨勒茂才所记载：
“亲戚大小，性气不同，或做佛法，修盖寺舍，诸佛菩萨，天
神地p　祇，璎珞数珠？？供养烧香？？入定诵咒，行道求修”②。
这是对西夏老百姓信仰佛教的生动写照。我们从中看到了西夏百姓从事
各项佛教活动的盛况①。
六、西夏的历史地位
西夏在我国古史中究竟应该占有怎样的历史地位？有一种观点持否
定态度。如宋末元初著名的史学家马端临云：
“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
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虽骁悍如元昊，所有土地过于五凉，
然不过与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利，财货之殷富，
俱不能如曩时。是以北事辽，南事宋，仅足以自存”。②
马氏不仅从经济上完全否定了西夏的历史地位，而且全盘否定了中唐以
③　《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月丁卯。
①　《嘉靖宁夏新志》卷7；李梦阳：《夏城漫兴》。
②　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①　参阅拙作：《试论西夏的历史特点》，载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中国民族研究》第2　辑。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案语》。
后所有统治过河西地区的一切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作用，这种带有严重
民族偏见的评价，显然是不正确的。
与上述观点相反，当代一些史学工作者，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去评价西夏的历史地位、程度不同地肯定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和
贡献。如王忠先生认为：
“西夏的兴起并不完全是消极和反动的历史逆流。在祖国各族
人民互相融合为一个民族大家庭的过程中，党项族作为一个历史的
力量是有贡献的”③。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史学家对西夏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似乎都主张应
当予以充分的肯定，但究竟应当从哪些方面去进行肯定，则仍然是一个
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对于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