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股文-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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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乾隆初方苞奉敕编了《钦定四书文》,后来收到《四库全书》中。明代八股文虽然名家很多,时文选本、专集很多。但没有钦定的专书收八股文。梁章钜《制义丛话》例言中说:
“《四库全书》中,所录历代总集别集,至为详晰,而于制义,惟恭录乾隆初方苞奉敕所编之四书文四十一卷,此外时文选本,及各家专集,一概不登。”
按方苞,字灵皋,江南桐城人(清代江南包括安徽和江苏)。康熙四十五年会试中式,因母病未应殿试归。学宗程、朱,著文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是桐城派古文创始人。融古文笔法入八股。乾隆初奉钦命编制艺文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四集,清文二集。凡例八则。《四库全书总目》介绍云:
“是编所录,一一仰禀圣裁,大抵皆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承学之士于前明诸集,可以考风格之得失;于国朝之文,可以定趋向之指归。圣人之思教无穷,即于是乎在,固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时文选本,汗牛充栋,悉斥不录,惟恭录是编,以为士林之标准也。”
“以为士林之标准”,这说的是很重要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样板”。广大士子就照着这个标准模式来写八股文。但是文风也在不断变化,一时有一时时尚,同样是八股文,康熙、乾隆各个时期,也有不同的时尚差别。据记载:嘉庆中叶,文体变的怪异,可能受当时汉学考据的影响,参试士子往往寻找僻书字句,以炫耀新奇,显示自己的学问。当时有一御史黄任万,奏请续选“钦定四书文”,以正文体。奉上谕云:
“制义一道,代圣贤立言,本当根柢经史,阐发义蕴,不得涉于浮华诡僻,致文体驳而不醇。自乾隆四年,钦定四书文选,凡前明大家名家,悉按其世代裒次。而于本朝文之清真雅正者,一并采列成编,选择精严,理法兼备,操觚家自当奉为正鹄,乃近科以来,士子等揣摩时尚,往往摭拾《竹书》、‘路史’等文字自炫新奇,而于经史有用之书,转未能潜心研讨,揆之经义,渐失真源,今该御史奏请修正文体,固为矫弊起见。但折内所称欲另选近年制义,以附《钦定四书文》之后,此则尚可从缓。试思近时能文之士,求其经术湛深,言皆有物者,未必能轶过前人。即广征博采,亦恐有名无实。是唯在典司文衡之臣,悉心甄别,一以‘清真雅正’为宗,而于引用艰僻,以文其固陋,专尚机巧,以流入浮浅者,概屏置弗录,则海内士子,自各知所趋向,力崇实学,风会日见转移,用副国家振兴文教至意。钦此。”
这篇“上谕”较长,在此全文引用,除说明当时八股文风情况外,有一点却十分值得赞赏,就是对御史奏请续编“钦定八股文”全无兴趣,而指出“即广征博采,亦恐有名无实”的本质,十分坦率可取。使人不免想起近年不少大部头书,种种“辞书热”,辗转剪贴(连抄袭都不肯),似乎自知之明差多了。当然为了发财那是例外。
七是钦定的统一衡文标准,就是上段所引嘉庆上谕中“清真雅正”四字,不过这不是嘉庆定的标准,而是他祖父所定的。据梁章钜《制义丛话》记载:雍正十年,始奉特旨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备”。乾隆三年,复经礼部议奏,应再饬考试各官,凡岁科两试,以及乡、会衡文,务取“清真雅正”,以为多士程式。乾隆十四年,复奉“上谕”云:
“国家设科取士,首重在四书文,盖以六经精微,尽于《四子书》。设非读书穷理,笃志潜心,而欲握管发挥先圣之义蕴,不大相径庭乎?我皇考有清真雅正之训,朕题贡院诗云:‘言孔孟言大是难。’乃古今之通论,非一人之臆说也。等因钦此。”
梁章钜于此则笔记后小结说:“是‘清真雅正’四字,代圣贤立言者,非此不可,宜乎圣训相承,规重矩袭,永为艺林之矩矱,制义之准绳矣。”可见这四字,是清代八股文评价的法定标准。俞曲园《曲园课孙草》序言中说:“教初学作文,不外清醒二字。”这也是按照这四个字的法定客观最高评价,进行按程序教学的。梁章钜《制艺丛话》卷二十一记云:
“余五上公车,惟辛酉科以回避未入场,前三科皆荐而不售。第一科为乾隆乙卯,房师胡果泉克家批曰:‘文笔清矫’。第二科为嘉庆丙辰,李石农师銮宣批曰:‘格老气清’。第三科为己未,吴寿庭师树萱批曰:‘词义清醇’。每次领回落卷,必先呈资政公。公一日合阅之笑曰:‘功令以清真雅正四字宣示艺林,而汝文只得头一字,毋怪其三战而三北也。’余不觉爽然若失。迨壬戌科,立意欲以词藻见工。又闻纪文达师为总裁,最恨短篇假古文字。故于首艺竭力降格为之。中二比云:
古未有为君而见疑于人者,而艰贞蒙难,至文王始际其难。夫受命改元之迹,后世可断其必无,而阴行善政之疑,当日几无以自解。则子民将嫌于震主,怀保且指为阴谋,尽君之心而不克释臣之憾,固时事之未可轻言者也。
古未闻外臣而见忌于内者,而毁谤丛生,至文王始极其变。夫崇侯之谗,犹以小人而中君子;而祖伊之告,竟以忠臣而忌忠臣。将加之罪,固无补于圣明;即不加之罪,亦何减于忧患。竭臣之力,而祗以彰君之非,斯又圣人所不忍当此者也。
后二比云:
畔援歆羡之悉泯,无私乃为博爱之原,盖仁所从生,文王实身入其中而深知其故。其统斯民而被之者,其先斯民而全之者耳。视如伤者仁心,不敢侮者仁政。想当年勤勚多端,惟此祥和无己之心,虽至难甚有以相赴。所以洛西除刑之献,以纍臣而感动天朝。
雍宫肃庙之交修,主一实为靖其之本,推敬所由立,文王独精于其体而妙于所施。其臣节之无少亏者,皆其圣功之无或及者也。翼翼者敬之原,祗祗者敬之实。想当日危疑交迫,惟此旦明不渝之志,历万变而不离其宗,所以汝坟恨乱之词,虽邦君而不忘王室。
本房韩湘帆师抡衡批云:‘酣畅流丽,典雅之章。’却无清字,始悟闱中风气果在此而不在彼也。”
这个例子很有趣,不妨略作解说:按所说乾隆乙卯、嘉庆丙辰、己未三科主考官房考官及试题均载于法梧门(式善)《清秘述闻》一书。“壬戌科”是嘉庆七年会试。则载于王家相《清秘述闻续》卷一,具体记载如下:
“嘉庆七年壬戌科会试,考官:礼部尚书纪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人,甲戌进士。左都御史熊枚字谦山,江西铅山人,辛卯进士。内阁学士戴均元字可亭,江西大庾人,乙未进士。内阁学士玉麟字振之,满洲正黄旗人,乙卯进士。
题《为人君止》四句,《道之以德》一节,《居天下之》三句。《赋得‘山辉川媚’》得‘藏’字。
会元吴廷琛字震南,江苏元和人。
状元吴廷琛字震南,江苏元和人;榜眼李宗防,字芝龄,江苏山阳人;探花朱士彦,字郁文,江苏宝应人。”
梁章钜所说“纪文达师为总裁”,不但这科是,嘉庆元年丙辰科也是礼部尚书纪晓岚挂帅,为阅卷大臣总裁。所记三题,首题“为人君止”四句,见《大学》,原句是: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题目删去后三止、六句,只出了四句。这四句是赞美周文王的,前面引了《诗经》句子:“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这章书是释“止于至善”的,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适可而止,恰到好处。朱注云:“诗,文王之篇,穆穆,深远意……引此而言圣人之止,无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之大者也。”梁章钜这中二比、后二比四股文章专写文王,集中写“君、仁、臣、敬”四字。文王是纣的臣子,纣王被武王所灭,建立周朝,武王又尊其父为文王。又成周朝开国之君。四股文章一弹三叹,反复论证这四个字文王如何止于至善处。文章有内容,有文彩,有气势,即使现代人读起来也很有意思。评语是很中肯扼要的。有“雅”字而无“清”字,可见“清真雅正”四字,“清”似乎是初步的,清楚、清晰、当然“一清如水”,也是很高的境界,“真”应是真实、率真、醇真,不做作。“雅”的标准是什么,它排在第三个字,“典雅之章”,比“清矫”、“清醇”等似乎好看多了。因而只是“清矫”等等,虽由分房阅卷官荐给主考官,却未取中,写出“典雅”文字,才入了试官眼,中了进士。丙辰科总裁也是纪昀,梁的荐卷批语是“格老气清”,却未取中。这科相隔七年,同样是纪昀总裁,却取中了。也可见这七年功夫不是白下的,至于最后一字“正”字,那就更是封建时代衡文的极限。谥法上文下加一正字,也不容易,如宋代范文正公,清代曾文正公等等。大概要十分圆满才能当得一个“正”字。八股名家韩菼后,追谥“文懿”,当时上谕云:“谕旨,故礼部尚书韩菼,种学绩文,湛深经术,其所撰制义,清真雅正,实开风气之先,足为艺林楷则,从来未邀易名之典,着加思追谥。”这就“清真雅正”,四个字都有了。
八是要“磨勘”。所谓“磨勘”,就是每届乡试、会试之后,为防止敝端,把取中的卷子,派官拿来重新研究,如发现毛病,便要追究;纵无毛病,也可以研究文风,观察士子思想动态,这在清初是十分注意,十分认真的。在乾隆时,更加注意此点,乾隆每每亲自过问。戴璐《藤阴杂记》记云:
“自己卯严磨勘之条,顺天停科四人,亦有幸免者,有诬指者。壬午勘卷,某摘一用‘社稷镇公子’卷应议,裘文达公充大磨勘官,心疑非杜撰,归第问公子麟,对以句出《国语》,客有以出《左传》对者,命立取书以证,果出《左传》,遂长跪而几受责,时麟己官编修矣,自是勘卷不敢妄加指摘。庚寅顾天骏五十外中举,题为《孟公绰……》节,用‘国狗之瘈’句,为大磨勘指出停科,安得有文达虚心查《左传》而救之。”
戴璐所记:“己卯科”是乾隆二十四年,“壬午科”是乾隆二十七年,庚寅是乾隆三十五年。裘文达公是裘日修、字叔度,乾隆己未进士,江西新建人。累官礼、刑、工部尚书,替乾隆编过不少书,学问很好,但《左传》忘了。按《左传》是当时八股文教育中的必读书,这些“大磨勘”居然忘了,可见不知多少人因磨勘而被诬指了。
据记载乾隆十九年,甲戌科会试首题为《唐棣之华》至《未之思也》。场中士子,有用“肠一日而九回”句者。上以言孔孟言,不应袭用《汉书》语。先是派方苞选录《四书文》颁行,至是令再颁礼部、顺天府,各于外帘存贮,俾试官知衡文正轨,并严重磨勘。著以下科为始。磨勘诸卷俱于卷面填写衔名。据此可知当时磨勘多么重要。其他具体例子的记载还多,不一一赘举了。
说清代八股文,必然先要知道一点清代八股的特征,以上八点,可供参考。不过所说大多是具体的规则条例等等。至于文风派别,因太抽象,要举大量原文才能比较,今天亦难说清,不多赘述了。
第十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