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最新报告-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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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文化的一个另类代表。
中国学生同志调查现状篇：中国高校的欢腾和寂寞（2）
中国高校与传统教育的矛盾和尴尬
与博亚网在清华大学的遭遇不同，在中国的其他高校，同性恋的声音却日益公开。在文化中心城市的北京，这一点尤为明显。
2001年12月13日，一场命名为“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的影展在与清华大学引颈相望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南配殿拉开帷幕。虽然距离今天已一年过去，但它的影响仍未停止。
经过学校官方机构批准直接冠名为“同性恋电影节”的影展在开放的当代大学校园仍有些令人惊愕，同性恋影像如此集中而直观地出现在中国高等学府，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史无前例。影展的举办者北大影视协会的这个创举吸引了包括新华社、三联生活周刊、中同新闻网等50多家华人媒体。北京的一家生活周刊描述说：“出现在‘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中的同性恋形象弥补了银幕上的不足。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已经被我们看到的形象提醒我们，这个话题才刚刚开始，有更多的东西正在被我们忽视着，或者被错误地理解了。” 这场影展甚至被某些公开发行的媒体视为同性恋在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积极信号。人们有理由对北大的这一“宽容”之举表达他们的赞赏。
举办者将“电影节”冠以“首届”，足可见他们对校方的合作态度给予过高期望——可能的话，他们会举办“第二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但是，由于“影响超过学校的预期”，“电影节”在放映完中国大陆导演拍摄的四部地下同性恋影片后被喊停。影视协会会长张江楠后来接受中同新闻网采访时称，尽管影展被当作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和艺术交流活动得到校团委批准，但在这个消息被瞬间放大后，惊动了中国电影检查部门、北京文化部门，甚至张还接到北京市安全部门的盘问。显然来自校外的压力使这个大三学生无法承担。电影节在一片嘘声中落下帷幕。
现在看来，一些比个人兴趣更强大的爱好被善意地利用了，北大“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在一个冬天划上了华丽而凄凉的句号。
那个冬天被更多同性恋者记住。就在北大影展的一个月前，这里刚刚做完一个关于同性恋的专家报告。11月14日，在北大一间普通教室里，一名英国同性恋问题研究专家在这里就同性恋历史、成因、现状等话题与300多名兴趣盎然的大学生平等对话。北京《华夏时报》以《同性恋现身中国高级讲堂》为题在头版做了报道。
类似的火爆场面一个月后即12月2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再次出现。“当时我们伦美社正在搞一个‘伦理美学月’活动，同性恋是八个主题其中之一。我们请北京医科大学胡佩诚教授来做讲座。化学楼化二教室被200多人挤满了，这是八个主题活动中反响最热烈的一个。”伦美社现任社长王娟对中同新闻网说。这个刚满二十岁的女孩子承认，以前对同性恋印象不佳，所有被丑化了的同性恋形象来自于大众传媒。“公开地、正面地了解他们，有助于消除偏见。这是理解和尊重的前提。”她说。
同性恋在普通公众中讳莫如深到堂皇登上中国高校讲堂，一些正试图走出封闭压抑的影子正在校园里日益明朗和活跃起来。然而，一些看起来宽松和喧闹的背后，是教育当局僵硬而冷漠的面孔。中国高校在这个被传统教育有意遮蔽的同性恋话题面前充满了矛盾和尴尬。
教育的终极目标
多项针对中国当代大学生的调查都显示了同样的结果：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一代，性观念和性行为多元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性恋话题已越来越多地从课堂以外的其他渠道进入中国未来社会中坚力量的视野，传统的道德观正在被年青一代颠覆。性健康教材的编制和改革被认为是这个传统国家面临性道德危机的一个补救措施。从今年开始，在中国部分省市中学校推行的性健康教育教材开始涉及性指向问题，但这些全部针对异性恋学生编制的性教材，对同性恋要么语焉不详要么避而不谈。据记者了解，目前，中国高校仅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潘绥铭教授开设了“性社会学”这门课程讲到同性恋问题。“1990年代初，我申请在北大开设‘性社会学’课程未被批准。教育界的保守和固执显而易见。”曾出版过《同性恋亚文化》的中国社科院李银河博士对中同新闻网说。
“中国高校做为一个社会的组成部分，它与大环境息息相通、相互影响。同性恋学生这个群体庞大，正确认识和引导民众对同性恋的看法，首先应该从教育抓起。学校应该公开地谈，正视它而不是回避它。这将使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产生长远影响。”李是中国不多的同性恋问题研究专家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李还希望同性恋者自身能对教育者和公众起到影响作用，权益意识被更多提及。2002年2月1日，李在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栏目中就“中国同性恋者的处境”话题指出，中国同性恋者面临主流社会的漠视，
正是由于这种有意无意的长期漠视，使同性恋者滋长了一种苟且偷安的心境，躲在阴暗角落，不敢也不愿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合法地位。这是在像清华大学这样的中国最高学府里录制的一档谈话节目。在这个大多数内地观众收看不到的电视台，李呼吁社会，包括教育当局应该抱着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同性恋问题。
显然，教育和教育界在对待同性恋问题上被寄予更多期望，它的教育终极在于尊重差异、包容多元文化形态。这是一个公民社会最眩目的理想。
中国学生同志调查文化篇：互联网之舞（1）
2002年11月24日晚上6点，北京清华大学多功能体育馆5号、8号、9号，超过三十名的男生聚集在这里，打羽毛球是他们例行的周日之娱。在同一个周末，北京大学五四馆、首都体育师范大学体育馆、北京体育大学游泳馆也有由人数不等的男生们组成的排球队、游泳队。
他们是来自北京不同高校的大学生，他们为自己的活动划定一个圈，圈子外面挡着非同性恋的学生和其他人；他们可能在这之前根本互不相识，网上的ID是他们对彼此唯一的印象
；他们在班上有各自公开的身份，在学校评优名册上，一些人甚至名列榜首；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每个人的经历和方言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背景：同性恋学生，这种共同的身份使他们有机会走到一起，共度人生中的某段下午时光。
学生同志网站
25岁的朱正渔是北京清华大学在读的博士研究生，他的履历表上记录着他曾担任班级团支书，在系里面的团委实践组做过工作。然而，他不公开的身份是某同志网站的站长。
因为网站的程序编写、内容制作，包括访问者主要以在校学生为主，它习惯被人称为学生同志网站。
网站为访问者提供免费电子邮箱，写日记、网上传呼、交友，及以同性恋为主题的电子贺卡等功能。一些诸如“小说接龙”、“影音时尚”等内容吸引了这些年岁尚幼的同性恋者们。
“每天下晚自习后，我都会打开这个网站看看，有时候随手写点自己的所思所感，或是翻翻其他人的帖子。那些讨论419（一夜情）或是卿卿爱爱的帖子点击率是最高的。”北京电影学院一位要求匿名的大四学生说。
一些不能跟其他同学讲的话题被这位男同性恋者很容易地帖到了这个学生同志网站上，很显然，这里成了这些同性恋学生校园生活中区别于其他学生的最重要的地方。在这个远离同学的隐蔽的地方，他们与自己的同类自成一体，其乐融融。
“现实中同性恋毕竟不能堂而皇之地讨论。好多人往往不知道何去何从，感觉很无助、孤单，特别是那些刚刚发现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朋友。而在这里， 他们发现自己并不是孤独的，他们周围有很多和他们一样的人，他们之间可以相互聊天、相互倾诉，甚至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人。”站长这样评价他的网站。
现在，这家网站的访问者遍及全国高校，他们情愿将自己与“社会同志网站”区分开来，区别者认为学生同志比“社会同志”单纯得多（但是也有人私下里对记者举出学生同志也在校外频繁更换性伙伴反驳此一说）。因为内容的敏感性，这家网站曾被校方要求迁出教育网。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在这家网站被关闭的半月时间里，来自同性恋学生提供重建的捐款超过万元，足见这家网站在学生的地位和影响。
文化认同
同性恋行为一直被视为传统教育的判逆，然而，在被教育当局忽视的角落，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同性恋文化正试图在校园中建立自己的一席之地。出于对同性恋文化的需要和鼓励，有人在朱主持的这家网站上倡议以网站名称印制文化衫。显然，一种与异性恋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教育的挑战在这里萌芽。
2002年仲暑，倡议者模仿水木清华BBS其他板块的文化衫设计出标有“sunny、confident、healthy”字样和卡通形象图案的文化衫。“有人希望做个东西作为对这段时光的回忆和纪念，当然，也有人希望自己穿上衣服的时候，能够一下子看出来别人也是（同性恋），可以更方便的找到‘自己人’。当初的设计定位是一种健康、青春活力、帅气、阳刚的感觉。”朱在接受中同新闻网采访时描述当时定做文化衫的热烈情景。但是设计者仍被要求在现时语境下不要过于张扬他们的与众不同，“不要突出Gay的色彩，只要普通的正常的就可以了。”朱补充说。
文化衫受到关注的程序超过倡议者的预期，一个多星期里，定购数近二百件，最终卖出的总数超过三百件。
“做完文化衫以后，我自己预留了两件衣服，当时天天都穿着在学校里面转悠、到实验室干活。到学校外面干活，我都一直穿着，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而且，排球队活动的时候，好多人都是穿着文化衫来的。”作为一种象征，朱欣慰接受了属于他自己的文化认同。
但是，与朱不同，更多人愿意把文化衫当做大学生涯的一件纪念品收藏，或是躲在家里穿，既使别人根本从文化衫上看出他们的性指向。在强悍传统势力的面前，这些同性恋学生显得身单力薄。
体育小组
实际上，清华大学的同性恋文化在北京高校里最为瞩目。一些通过互联网传递的消息甚至认为，清华大学的同性恋者“大胆且出众”。
朱的这家个人网站被校方驱逐出教育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校方认为“他们组织不轨的学生活动。”这种说法遭到网站站长的反驳：“我们并没有刻意地组织什么学生活动。目前一系列的体育活动都是大家自发参与形成的。”尽管这些只是周末的郊游或是打排球之类的活动，但引起校方的注意足以从一个侧面证实同性恋文化在清华的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