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的首长-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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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6月于慕尼黑
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
佐勒的书《希特勒的私生活》的出版经过
在许多当代史书籍中，佐勒的书《希特勒的私生活》中的章节曾不止一次地被引用。格哈德·L·魏因贝格在他为《希特勒的第二本书》（斯图加特出版社1961年版）一书写的序言中曾提及佐勒的书的资料历史价值，他写道：“对住勒的书也需要进行史源学方面的考证研究，但这种研究只能局限在引文的出处上。”文章接着写道：“编者同意特雷弗·罗珀斯的看法，认为该书（指佐勒的书）并非毫无价值。例如有些细节，像摄影师霍夫曼患所谓副伤寒病、（见第275页）和希特勒的一位女营养师系非雅利安人出身（见第135页）等说法在现在可供查阅的莫雷尔档案中都可得到证实。”
达维德·欧文在《希特勒走向战争的道路》一书的前言中详细论述了某些书籍和资料来源的不可靠性，他写道：“1949年由阿尔贝特·佐勒编辑出版的名为《希特勒的私生活》一希特勒女秘书的回忆录（同样地）是不可靠的。书中涉及的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虽在被盟军拘留期间被迫写过一部回忆录底稿，但是对于这部在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发表的回忆录中的许多内容，她坚决否认是出自她的笔下。
那么，佐勒的书的真相究竟如何，这本书是谁执笔撰写以及它是怎么产生的，对这些问题我将一一作出回答。
书名为《希特勒的私生活》，副题为《他的女机要秘书经历谈》的这本书的确是根据1945隼对我的审讯和我的笔记写成的。我在被拘留的初期，在美国第七军团奥格斯堡拘留所里认识了当时任审讯官的一位上尉。他的年龄约在40—50岁之间，是美军中的法国人，讲一口非常好的、带有阿尔萨斯口音的德语。他待人和蔼，他的这种态度使得以往令我感到阴森恐怖的气氛（在每个门口，每层台阶上都站着手持刺刀，眼睛骨碌碌转的门卫）一下子变得轻松和亲切起来。
这位当时自称伯恩哈德的上尉屡屡向我表示友好。有一天，当我非常激动地向他述说起刚刚发生的事情时，他十分关切地听着。我告诉他，早上一个美国人来到这里，要我交出所有的首饰，我说我没有首饰，这位美国人便指着我的珍珠耳环说：“这是什么？”就这样，我不得不把这副耳环交给了他。
伯恩哈德上尉对我的恼怒表示谅解。他虽没有进行任何努力把这副耳环归还于我，但是他却主动提出愿为我保管其余有价值的东西：一个装有首饰以及剩余的钱（几千帝国马克）的贴身小皮中和一个装有大约100幅阿道夫·希特勒的草图的亚麻布信封，这些画都是我在贝格霍夫被摧毁之前抢救出来的。佐勒后来在他的书中部分地发表了这些草图。
伯恩哈德上尉此后便对我进行了一连串的口头审讯，如：我是怎样当上秘书的，希特勒怎样口授，他的谈话，为什么他不吸烟，不喝酒，还有他的生活方式，他对最亲近的下属的态度，他与已去世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的关系，与爱娃·布劳恩的关系和其它许多问题。
他每隔几天露一次面，有一天早上他布置我把我所讲的一切都写成书面材料。他对我很好，不时地带给我一盒香烟，有一次还给了我一瓶香槟酒。在得不到任何安慰的无聊的监狱生活环境里，在令人沮丧的状况下，他的态度似乎使我得到了某种安慰＿
就这样，我把他所要的情况清楚、准确和简明扼要地写成了材料，心想，但愿能以此影响他为我尽早获释尽力。在拘留所里，当时已有几个被拘留者获释。
有一天他对我说，“但愿别轮上你也去纽伦堡作证！”我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和里宾特洛甫的女秘书、莱伊和弗兰克部长已经去了八天了。显然伯恩哈德上尉已经知道我的去向，知道我今后多年将会被遗忘。他给了我一个假地址，让我在获释之后按照这个地址去找他，向他索还在被拘留期间交给他的物品。自那以后过了3年，1948年5月我在路德维希堡拘留所附近的霍亨内克获释。于是我将我的居住地点通知了伯恩哈德上尉，没过多久他就来到了霍亨内克，确切地讲，他只不过是路过此地而已。他来去匆匆，连汽车都没下，因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女士。他从汽车里将我那装有首饰的皮包递给了我。我托他保管的钱已被没收。他说：“……我差点被当作外汇投机商给抓起来。”装在亚麻布口袋里的大约100幅希特勒的速写画，他只还给我约50幅，剩下的他都留下了。伯恩哈德上尉现在已改名叫阿尔贝特·佐勒。
1949隼他通知我，说他想以我的名义发表我当时的笔记。我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此前我曾多次请求佐勒将手稿还给我，但他始终不肯。就这样，1949年设在巴黎圣哥塔尔大街18—20号的利布莱尔·阿戴姆·法亚尔出版社出版了佐勒的《在希特勒身边12年》一书法文版，此后不久，德译本《希特勒的私生活》由杜塞尔多夫出版社出版。尽管希特勒过去从未有过女机要秘书，但佐勒还是选择了《一位女机要秘书经历谈》作为该书的副题。
对于我提出的异议，佐勒一方面表示尊重，但另一面又予以回避。他虽然划掉了我的名字，但在前言中却对我的为人和工作描述得那么确切，以至于在知情者中对我的身份不会产生任何怀疑。佐勒的书给人的印象是，似乎该书是在我的参与或是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写成的。
实际上，我感到我撰写的笔记是客观的，所发的议论是符合时代特点的。笔记中使用了一些过去我从未使用过的语言。由于先译成法文而后又译回到德文，有些用词不再符合我的本意。另外，别人还借我之口，说出了一些我根本不知道的情况，如军事技术方面的情况，形势讨论会上的谈话内容等等。
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口供想必是出自他人，出自那些被监禁在奥格斯堡拘留所的要犯们，佐勒作为审讯官也对他们进行过审讯。对于这些情况的真实性我并不怀疑，只不过是它们并非出自于我。
当我读到这本书时，我感到吃惊，因为我当时还毫无经验，不知如何对付这种“精神掠夺者”的做法。我断定，我绝对根据事实写成的这本笔记不仅在篇幅上有所增加，而且部分的在格调上也降到了画报的水平。我的东西，被别人剽窃、篡改之后又公然摆在我的面前，令我万分恼怒，真想把它推得远远的，无视它的存在。
带病离开拘留所、恢复了自由后，我孤苦伶仃、一无所有，我在柏林的所有东西都失去了。我一个心眼地为好歹活下去而奋斗。这本书的发行工作持续了没多长时间就被政府方面禁止了，——记得佐勒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当时虽然名义上从佐勒先生那里得到了全部稿费的50％，但实际上我无法了解稿费的收入情况。现在我再也想不起来从他那里得到了多少钱。当然，这一点就是在现在对该事件本身也是毫无意义的。
后来，佐勒先生又多次试探我与他合著一本新书，基于当时积累的经验，对他所有这些试探我都予以拒绝了。他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问我是在1963年2月，对此我完全像拒绝来自各方的这类请求一样，明确地予以拒绝了。
在后来的年月里，对于记者和历史学家们就这本书写给我的信函，我均未予回复。这其中也包括英国记者海因里希·弗伦克尔的信，他写到：“我认为，澄清这部毕竟在当代文献中被引用颇多的著作的真实出版过程，不仅是对你的尊重，而且对当代史研究也是一种义务……，当然，为此我需要你说明真实的过程……等等。”在这期间，我已注意到这本书在整个新闻界被廉价推销的势头，所以我保持了沉默。几年后，意大利《晚邮报》上发表了题为《克里斯塔·施罗德号外》的连载。这篇文章曾使我一时不知所措。我猜想，这篇用意大利语写成的连载文章是根据佐勒的书写的，不管是不是这样，我于1964年1月26日通知佐勒先生，我已看到这篇文章，并且同时向他提供了就此进行表态的机会，然而他却未这样做。
周末版的每期杂志的封面上都登着一张照片，这是1939年的一个晚上希特勒到达布拉格赫拉德欣宫时拍摄的。此前我还从未见过这张照片。照片所展示的情景是；我站在打字机的后边等待着内政部长弗里克对我刚刚打好的材料提出需要修改或补充的意见。照片上，在场的重要人物还有拉麦斯部长和施图卡特国务秘书。这种用我的名字做成的生意对我说来的确过分了，因此我过问了此事，但终无结果！我请求《晚邮报》澄清此事，《晚邮报》却让我去找一家米兰通讯社，而这家通讯社却又让我去找设在巴黎的另外一家通讯社。就这样我搞不下去了。一位我朋友熟悉的律师说：“……得帮助一下像你这样的女人。”于是我把所有的材料都提供给了他。但是，他的主动姿态并非像我开始所感到的那样大公无私，而是像律师本人后来坦率承认的那样出于一种非常现实的考虑。他希望为将来办理类似的案件积累经验。
他到处写信，发向所有曾在某个时候引用过所谓我的言论的报纸和杂志。甚至给当时纽伦堡监狱里的精神病科医生凯利大夫也发了信。凯利大夫在这期间已出了一本书题为《希特勒周围的22个人》，书中登载了由我撰写、但署着我的假名的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文章，他认为这篇文章最完美地刻划了希特勒，这种刻划将载入史册。
但这位律师的努力无济于事。凯利先生这时已经自杀。律师也像我自己刚刚经历过的那样搞不下去了。相反地，他非但没有澄清问题，反倒制造了更多的混乱。他答应巴黎通讯社，他将说服我接受该社记者对我进行1小时的采访。为此我可得到5万法郎。我说：“我不稀罕这5万法郎，我要查明这篇连载的幕后策划者。”然而这个人始终没找出来。为澄清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努力不仅毫无结果，而且我托付给律师办的关于四幅希特勒草图的案件也使得我更加不幸。
是在德国和美国的大学里担任社会学和哲学教授的爱德华·鲍姆加滕提出的论据才
激励我再次介入这个事务。他在1974年3月11日写给我的信中说：“……这个人（指佐勒）很可能在你的《经历谈》中的不少地方，稍加修改做了手脚，否则这本书自然就不能是他所写的了……，但尽管如此，我感到他并未触动核心部分。从核心内容看，这的确是一个女人的经历谈，尽管她受了惊，但还是在恐惧中静下心来，认真地回忆她毕竟在其眼皮底下工作和生活了那么长时间的那个人。一句话，我非常感谢你，感谢你的为人，是你经过自己的努力保持了一个人本来所具有的人的形象，而只有这个人从近处和在各种形势下认识另外一个人，她始终充分理解他，但却与他保持着个人之间的距离，保持着独立的个人判断力（和充分的思考）。”
由于不断地有新书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