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战记-第1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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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启荣没想到孙百里的胃口居然这么大，急忙劝阻道：“这样太危险了！日军虽然在华东地区的驻军比较少，可是以日本的运输能力，可以在十天之内把本土的部队运送过来，如果从华北调兵的话还要快一些。我军目前的兵力也不过七个师（暂第27师因为损失过大，已经撤退到福建休整），略强于日军的三个师团，一旦敌人大举增兵，怎么应付的来？我们可是孤军深入呀！”
孙百里胸有成竹地说道：“问题没有这么严重，马鸿兴的游击部队已经进入皖南和南京周边地区活动，会给我军有力的支援。再者，此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要缓解武汉战场的压力，一旦冈村宁次回师增援，我军就会主动撤退。当然，如果日军不管不顾的话，我们就改变策略，挥师东进！”然后安慰廖启荣道：“打仗嘛，肯定是要冒险的，关键要看值不值得！冈村宁次如果没有孤注一掷的决心，怎么可能突破我军防线呢？”
孙百里给廖启荣的解释也间接地说服了在场的师长们，于是大家纷纷出谋划策，准备大干一番。
正在这时候，突然从门口传来一声响亮的报告声，得到许可之后，一个机要参谋拿着一份电文匆匆跑了进来。
孙百里的目光迅速扫了一遍，脸色猛然变得惨白，然后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日军在惠州登陆了！”
第一百五十一章 广州陷落
日军突然在广东登陆，不但包括孙百里在内的第十九集团军的指挥官们没有想到，而且也大大出乎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大本营的预料！武汉会战已经打了两三个月，日军先后投入十几个师团，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损失惨重，兵力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以至于最后冈村宁次为了援救庐山地区的部队竟然用军舰硬闯十九路军重兵布防的马当要塞。
然而，国民政府大本营和高级指挥官们没有想到的是，日本统帅部在武汉会战陷入僵局的时候就开始计划在广东登陆，包抄中国军队的后路，只是碍于兵力不足才迟迟没有发动。但是，当苏联在‘张鼓峰’事件之后的低调处理使日本摸清了苏联的底细，知道这个强劲的对手暂时没有对付自己的意思，于是从关东军抽调了第五、第104和第18师团以及飞行第4团组成第21军，在海军第五舰队的配合下，集中四万余人的兵力，于10月12日在广东惠州的大亚湾地区登陆，并一举突破了守军防线，向内陆挺进！
广东省有将近两千公里的海岸线，内陆地形丘陵起伏，山峦纵横，非常不适于大兵团机动作战，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是以广州为中心的惠阳、博罗、增城、顺德和南海的粤中地区，这里东接香港，北连抗战爆发前夕才刚刚通车的粤汉铁路，可以直达华中腹地，是中国南方物资进出的大动脉。
根据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北起大鹏湾，南至宝安的这一段临近香港的水域的引水权归英国政府所有，也就是说港英政府对在这个地区的船舶出入有控制权，这里对英国来说具有极大的经济利益。故而，负责广东防务的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认为日军不会冒险与英国发生直接冲突，不会选择这里作为突破口。另一个合适的登陆地点是虎门，但是中国从十九世纪开始就在虎门修建了强大的要塞并多次重创外敌，日军如果选择这里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样一来，日军如果想切断粤汉铁路的话，只有一个合适的登陆地点——大亚湾！这里有天然的深水良港，洋面宽广非常适合大兵团登陆作战，陆路又有公路与淡水和惠州相通，便于登陆成功之后向内陆挺进。余汉谋和第四路军的指挥官们认定日军一旦入侵，肯定会选择这里作为突破口，于是在广州和大亚湾之间部署了四道防线，并且集中了十个师中的七个师布防，准备工作可以说非常的充分，后来的形势发展也证明了他们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
然而，抗战爆发以后，大本营抽调全国部队加入淞沪会战，先后从广东抽调了四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北上，接着又在广东整训的部队当中抽调了两个军投入兰封和南浔路战场，广东的防务因为部队不断被抽调而吃紧。与此同时，广东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物资转运的最重要路线，而当上海和华北地区的沿海港口全部沦陷之后，抗战所急需的物资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经广州转运，最主要的原因是粤汉铁路开通了韶关至株洲之间的线路，使广东的物资能够通过铁路非常方便的运送到武汉战场，这个优势福建所无法比拟的。
日本东京统帅部深知广东对于中国抗战的重要性，处心积虑地谋划了一个多月，终于在1938年10月12日击溃守军的抵抗，向淡水挺进。此时，驻守淡水的第151师541旅在日军逼近时，非但没有进行积极的抵抗，反而擅自后退，致使国军在淡水经营多年的永备工事白白落入敌手，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紧接着，驻防横岗的第453旅一触即溃，日军于14日占领惠阳城。就这样，整个大亚湾阵地在短短的两天之内全线崩溃，日军全速向广州攻击前进，整个广东的形势岌岌可危！
接到大本营的敌情通报之后，孙百里当机立断中止会议，大声说道：“东进芜湖的计划取消，第167师和新四师留守马当，其他部队向景德镇集结，准备南下！”接着又对机要参谋说道：“去电福州总部，命令防卫军立即在闽粤边境布防，犹太军团和第78师向龙岩集结，第49师进驻厦门漳州一线布防，新一师进驻泉州，新三师和补充师拱卫福州，补充师以及防卫军的其他部队在游击司令部下属部队的配合下防御闽北和赣南地区。另外，海军快艇部队要以最快的速度在日军可能登陆的地区以及各港口的外围布雷，准备反登陆作战。”
看着孙百里在自己口授的电文上签了字，廖启荣担心地问道：“军长，你这样安排大本营会同意吗？现在可是会战最关键的时候，万一有人攻击我们不顾大局，只想自己的一己之私，咱们就是浑身是口也讲不清啊！” 这时候，他已经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
孙百里苦笑着说道：“我敢打包票现在大本营也是手忙脚乱的，日军占领广州后，其下一步的目标肯定是韶关，一旦韶关失守，不但国军的补给线被掐断了，而且敌人可以乘机从湖南包抄我们的后路，把江西、浙江和福建几个省分割出来，会战的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了！我这么做，恰恰是为了确保会战胜利，谁又能够指责我们呢？”
廖启荣脸上显出痛苦的表情，不甘心地说道：“我就想不明白，余汉谋也算是老于行伍，广东的部队也不算太差，怎么就如此不堪一击呢？”作为一个广东人，这样的局面是他非常不想看到的。
孙百里倒是一点也不奇怪，他解释道：“你想想粤军有多长时间没有打过仗了？几次围剿都是作壁上观，两广事变又是和平解决，有点战斗经验、训练有素的部队又被大本营调走了，挡得住敌人才奇怪呢！”
接着孙百里对还没有从突如其来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的军官们说道：“日军在广东登陆其实也是一件好事！”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看看大家的反应。
师长们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住了，纷纷把目光汇集到他身上，等待他说出下文。
孙百里迎着大家期盼的目光侃侃而谈，他说道：“从武汉会战开始以来，我们一直以为日军的兵力不足，但是却忘记了敌人在东北驻有大量的精锐师团，随时可以增援。另外，日本早就建立了健全的预备役制度，以其强大的经济和工业实力，再加上将近一亿的人口，就是再扩编出一百个师团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我们真的按照原先的计划向芜湖挺进，肯定会迫使日军大规模扩充军队，到时候，和我军作战的很有可能是五个、十个甚至更多的师团，这样一来，咱们哪里还有什么取胜的机会！”
就这样，孙百里非常巧妙地把指挥官们的情绪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如何应付日军的攻势上面，消除了负面的情绪。
几天之后，除了第167师和新四师以外的部队全部集结到了景德镇，随时准备南下保卫福建，然后，。
就在日军第21军在大亚湾登陆的同时，从大别山北麓向武汉推进的日军第二军也攻占了信阳，然后日军第10师团以一部沿平汉铁路南下，主力则在平汉路以西经应山、安陆、云梦、应城向汉阳、汉口迂回，协同冈村宁次的第11军进攻武汉。日军第116师团的第119旅团也攻占了长江北岸的兰溪，并在几天之内推进到距武汉仅35公里的阳逻附近。与此同时，第11军在得到第101师团和第26师团的全力增援以后，迅速突破了国军庐山地区的防线，前锋突进到武昌的贺胜桥附近。这样一来，日军已经对武汉形成东、北、南三面包围的态势。
就在武汉形势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广东的第四路军却在日军的连续打击下节节败退，日军第21军迅速推进到广州城下，并于10月24日占领广州，彻底切断粤汉铁路，使国军陷入两面作战的痛苦境地。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大本营为了保留继续抗战的实力，开始有步骤地分批撤离党、政和地方政府机关，疏散城内的老百姓。10月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武汉外围战斗的形势及日军于10月12日在广东大亚湾登陆的情况，决定放弃武汉，同时组织各部队有计划撤退：长江以北的主力撤至平汉路以西的汉水沿岸及大洪山区，廖磊的第21集团军留在大别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薛岳的第一兵团仍于九江以南抗击敌人，并可视情况退往湖南；第二兵团依托幕阜山，掩护西面的粤汉铁路；罗卓英指挥武昌以南金牛方面的作战，掩护各军撤退；整个武汉城区只留卫戍部队一个旅的正规军作象征性的抵抗。
鉴于余汉谋和第四路军对日作战不力，蒋介石和大本营经过几天的讨论之后决定免去余汉谋上将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由第十九集团总司令孙百里接任，并命令第十九集团军各部立即向广东进发，力争把日军驱逐出去，最低限度也要把战线稳定在韶关一线。大本营的这一任命可以称得上是神来之笔：十九路军本来就是广东的子弟兵，虽然吸纳了大量的其他省份的兵员，但是在中高级军官当中广东人所占比例仍然超过半数，再加上十九路军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很容易得到广东军民的支持。
接到大本营的正式任命之后，孙百里把集结在景德镇的五个师分成两路，其中第60师、第61师和新二师向赣粤边境推进，经南昌、吉安等地进入广东，与第四路军汇合，确保韶关，暂编第一师和第53师与集团军总部一起向福建进发，在福州补充之后再继续南下，从汕头向南推进。此外，留守马当的第167师和新四师撤退至景德镇一线布防，巩固南昌的侧翼。
10月24日，蒋介石正式下令放弃武汉的命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郑重宣布国军自动退出武汉。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关报《扫荡报》和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分别发表了告别武汉的社论。24日晚，作为战时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和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乘飞机离开武昌飞往湖南衡阳。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