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雄师:中国五大野战军-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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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说:“部队试攻受阻,主要原因是轻敌,次要原因是敌工事坚固,敌人顽强。这次试攻是我决定的,时间仓促,部队准备不够。不过通过这次试攻也达到了了解敌人的目的。你们要告诉部队沉住气,总结经验,仔细研究敌人,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待命向敌人发动总攻。”
当时,第一野战军有的干部仍认为,当前形势已是“秋风扫落叶”,马步芳未必会固守兰州。彭德怀再三提醒说:马步芳、马继援都是反动透顶的家伙,他们就象输红了眼的赌棍,把最后一点赌注全押在兰州。我们部队大部分还没同他交过手,不是有个“困兽犹斗”的成语吗?对敌人切勿疏忽大意。马军惯打反扑,在占领敌阵地后,改造工事未完成时,最须注意。
他还意味深长地说:“兰州这一仗打好了,西北可以早一点解放。打不好,让敌人跑掉,我们就是对人民犯罪。”
我军经严密侦察,判断敌人主力集中在南山,而东西两翼薄弱,北面的黄河铁桥是敌人唯一退路。这样,占领南山就成为攻打兰州的重点,而能否夺取黄河铁桥是能不能全歼敌人的关键。
围绕这一重点和关键,彭德怀适当调整了作战部署。
8 月24日21时,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二兵团、十九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军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的准备工作看,攻占兰州有六七成把握,故决定在25日晨开始攻击。”
毛泽东在26日复电:如25日攻城得手,则局势起了变化。如不得手,则作为侦察性质之作战,按来电确定先打援,后攻城。
第一野战军作了充分准备后,于25日拂晓发起总攻。
敌军坚固工事一个个被突破。经过异常激烈的战斗,沈家岭主阵地上的上、下狗娃山,首先被第四军攻占。下午,第六军攻克了南山最高峰营盘岭的主阵地三营子;六十三军攻占敌另一主阵地豆家山。六十五军于黄昏占领古城岭、马架山。至此,兰州的“锁钥”已全部掌握在我野战军手中。
在战斗中,敌军指挥官用机枪和大刀督战,连续向野战军发起反冲击。
进攻部队每攻占一条壕沟,攀登每一道削壁,夺取每一个阵地,都需经过艰苦的战斗和反复的争夺,并用刺刀同敌人肉搏。
敌人在皋兰山主峰营盘岭的工事最强。第六军十七师五十团冲到该阵地第一道削壁时,未及时炸开突破口,并遭敌钢筋水泥暗堡火力猛烈射击,几次爆破和攻击均未成功。
只见七连指导员曹德荣挺身而上,抱起炸药包,趁着手榴弹升起浓烟雾之际爬到削壁下,身贴崖壁,手托炸药包炸开了缺口。这位舍身炸削壁的英雄,用自己的身体开辟了前进的通道。
随后,攻击部队又突破第二、三道削壁,在友邻第十六师的密切配合下,胜利地攻占了三营子阵地和皋兰山主峰营盘岭。
沈家岭是沈家坪上一个馒头形状高地,东侧坡度不大,一直延伸到兰阿公路边,生长着一些杂草灌木;西侧是红色岩石的绝壁;北面是一片白土开阔地;南面有一个高地,与沈家岭高地形成了一个马鞍形。敌人把沈家岭高地筑成一个大圆形堡垒,设有三道防线。在扼守交通要道的阵地前,除布雷外,还设置了鹿砦、铁丝网等障碍,并在阵地上堆放了许多在汽油筒内装有炸弹的“飞雷”。守敌在两高地间的马鞍部,挖成一条长100 多米,宽20多米,深10多米的战壕。
为了争夺沈家岭,我军与敌军展开了一场血战。
下面是守卫该阵地的敌第一九○师参谋长李少白回忆沈家岭战斗的一个场面:25日凌晨2 时,解放军攻击开始了,来势很猛。原来这几天,正面的解放军,利用夜晚,接近我前沿阵地战壕下,埋好了炸药,我方守军没有发觉。
所以攻击一开始,我方阵地就被炸开一个大缺口,解放军从这缺口冲进来。
这种出其不意的攻击,使守军措手不及,一度陷于混乱。经过一阵冲杀后,才稳定下来,双方形成尖锐的对峙。这个缺口,在解放军强大火力下无法修补,成为第一九○师阵地的致命伤。解放军打开正面缺口后,同时又向东西
两翼迂回包围我阵地。天拂晓时,整个阵地被包围,战斗十分激烈。
25日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但这一天并不是“日月无光”的战争天气,而是一个万里无云的秋天。大自然彼我无私,晴朗的天气,能见度高,对双方射击都有利,命中率高。这样双方的伤亡,也就更大了。在这紧张的关头,我们很希望来几架飞机,在解放军的阵地上轰炸一下,也能助助我们的威,使我们换一口气。
飞机终于盼来了,但只有一架,令人失望的是它在高空,嗡嗡地盘旋了几转,没有投一枚炸弹,便溜走了。
解放军攻势,越来越猛,沈家岭上,炮声隆隆,烟尘滚滚,官兵伤亡重大。这时,除我们右翼的狗娃山暂时无战斗外,左翼的东岗坡,三台阁,都和我们一样处在硝烟弥漫中。我们的预备队,早已用完,需要援兵。但这时马继援已决定要逃跑,不再向山上增援了。
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解放军的攻势,更加猛烈,我们已渐渐失去还击能力,阵地已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各阵地间的电话线路早已中断,阵地内短兵相接,一片混战。
这时,突然约有一班解放军士兵,前面一个战士扛着一面红旗,从我们右前方冲过来,接着各阵地的解放军,也都发起了冲锋,我方士兵们纷纷向后逃跑。
这时我与师长杨修戎等在最后一道阵地上督战。我们想用手枪制止阵地上的士兵后退,但没有一个人听指挥了。我们也趁机跟着他们逃出阵地。我看看四周和我们一块逃跑的人已是寥寥无几。
这约一班兵力的解放军,跟在红旗后,并没有对我们射击。我们沿着公路向坪下跑,他们向着坪的前沿前进,红旗在晚风中飘荡,胜利属于解放军了。
在兰州鏖战之际,我野战军左路第一兵团于8 月22日解放了临夏。马步芳深感后方空虚,老巢危急,不得不由兰州抽调骑兵第八、第十四师回援西宁。
马步芳急派亲信赴宁夏求援,但马鸿逵为保存实力,虚与委蛇。
马步芳又于24日急电国民党政府:请火速分催陕署、宁夏友军行动,也是没有回音。
求援无望,保命要紧,保住老巢要紧,马步芳决定当天自兰州飞回西宁。
他行前叮嘱其子马继援说:“如马鸿逵、胡宗南及空军再不来援,则迅速撤守青海。”
可他不知,在兰州作战的同时,担任钳制任务的我第十八兵团,乘胡宗南集团的第三十六、第三十八、第六十五、第一军向西和、宝鸡、虢镇进攻之机,命第六十、第六十一军向敌展开猛烈反击,先后歼敌3700余人,迫敌南撤。
我第六十四军在海原地区钳制住了宁马集团的增援,使其先头部队到达海原以北后不敢前进。
25日下午,那个发誓“与兰州共存亡”,嚣张一时的“马家军”总指挥马继援,秘密从阵地上撤走部队,趁夜幕降临之际,想通过黄河铁桥退至北岸。
敌人的企图被我第二兵团三军七师首先发觉,他们一面报告上级,一面发起追击。
26日凌晨,我军攻占西关,抢占铁桥,堵死了敌军的唯一退路。经过巷战,我野战军于当日中午肃清了城内残敌,并越过铁桥占领白塔山。
马继援仓皇逃出兰州城。他以及他的马家军在当时逃出的狼狈样,被一位国民党官员如实记载下来:25日,我在永登见到马继援仅带少数随从,自红城子方面蹒跚而来,光头鹄面,状极狼狈。
见面时他哽咽落泪,语不成声,半晌才说出:“我以为第一○○师还完整,不料也完全损失了。”
他随即赴永登西北地区陆续收集残兵败将,约得五六千之众。其中,仅有原在兰州至河口北岸担任守备的三个骑兵团尚称完整,由韩有禄率领,在秦王川担任收容掩护任务。剩下的多系老残勤杂,其中有一部分是不久前由甘肃保安团队拼凑来的甘籍官兵。马继援对这些部队极不信任。
马继援原想收集残余,逃奔京州(武威),与新疆骑兵第五军马呈祥部会合,作最后挣扎。后闻西宁紧急,其父已逃离西宁,并连续接到西宁方面电,催彼从速返青,乃遣散已收容的全部官兵,自率少数亲信,仓皇从小道向青海逃去。
当我们由永登向古浪撤退时,只见马部官兵,不成队伍,数十成群,络绎不绝地沿公路朝东向河口走去。我们感到诧异,问彼何往?
他们回答说:“马家不要我们了,我们回家去。”
就这样,被国民党倚为金城汤池的兰州宣告解放。这是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也是西北战场上最后一次大战役。这次战役,共歼灭马步芳主力2。7 万余人。
在回忆兰州战役时,彭德怀多次谈到:打兰州是一场恶仗,是艰巨的攻坚战,有的团一千五六百人的建制,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几百人。这些战斗英雄们为了人民事业,粉身碎骨,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兰州解放后,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防守景泰、靖远之敌第九十一、第一二○军等部,沿河西走廊向张掖、玉门逃窜;宁夏援兰兵团由兰州以东迅速撤回宁夏。
8 月6 日,中央军委给彭德怀来电说:“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性打击”。
第一野战军首长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以第一、第七、第六十二军及第四军一部分别留置西宁、天水、临夏、兰州等地,担负警备、剿匪及维护后方治安任务;以第二兵团及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分别由兰州、西宁地区追歼河西走廊之敌;以第十九兵团部率所属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进军宁夏,求歼马鸿逵部。
毛泽东对宁夏马匪深恶痛绝,专门致电彭德怀:马鸿逵残杀陕北人民甚多,从来没有做过好事。对宁马军“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改编的部队愈少愈好”。
1949年9 月2 日,杨得志率第十九兵团将士,浩浩荡荡杀向宁夏。
宁夏是马鸿逵经营多年的地盘。说到历史,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封建军阀势力,主要有马鸿逵、马步芳、马鸿宾三家。马鸿逵拥有宁夏,马步芳拥有青海,双方都不断地扩充势力,企图控制更大的地盘,以遂其霸占西北的野心。马鸿宾栖居宁夏一角,率领第八十一军万余人,分驻中卫、中宁、同心一带,势单力薄,政治上只求荫及其子。按照三马的情况,马步芳为最强,
马鸿逵次之,马鸿宾为最弱。西北各马,彼此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但遇有共同利害,则通力合作,一致对付。
马鸿逵继其父马福祥、堂兄马鸿宾之后,统治宁夏17年,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在施政步骤上采取以军治政,以政治党,军是基本,政是工具,党是招牌。他的军队来源,一部分是过去从冀、鲁、豫各省招募来的,大部分是在宁夏就地征选的。解放前夕,马鸿逵共有步兵三个军,每军辖三个师,另有一个骑兵师,连同直属部队和地方团队,共计8 万余人。宁马军队的主要军官几乎全是甘肃临夏地区(河州)各县的人,下级军官中宁夏回族人约占一半。所谓“甘(甘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