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明史-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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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力地从军政职务上撤换了下来；同时，他们还不受文官的限制。 ②
乍看起来，这种大封军事贵族之风很像洪武帝所推行的政策，但它们之
间却有重大的不同。洪武帝所封的贵族大多数是他原来的战友们；他们享有
很高的社会特权，自有一帮追随者，因此他们拥有很大的自治权。他们终于
被开国皇帝视为对王朝长治久安的严重威胁，从而被无情地加以清洗。永乐
皇帝所加封的将军们在 １３９９ 年的社会地位本来很低，而他们之所以得受封赏
是因为他们在内战中给燕王出了力。为了防范他们抗命，皇帝不把正规军交
给他们指挥，而是让他们节制原在建文朝廷中那些带兵的将须们所带的部
队，或者为了特殊任务让他们带领从全国各卫所抽调来准备搞军事屯田的那
些部队。因此，这些将军们不能轻而易举地同他们所带的部队加强个人关系，
还不得把自己树立为能向皇权挑战或破坏皇权的独立的权势者。③
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皇帝还经常御驾亲征，跟他的下级军官们一起战
斗；这就加强了他和他的军事贵族们之间的关系，提高了他们的士气，并且
促进了他们对他的个人忠诚。在 １４１０ 年和 １４１４ 年的头两次对蒙作战中，他
使用了 １４０２ 年册封的几名将军作为他的副手，而且终他之世他总是给那些在
这种战争中有功的人以封赠。因此，这些军事贵族和皇帝都亲如一体，同时，
由于他们依靠君王的恩宠，所以都表现得极忠诚，打仗极勇敢，他们中的有
几个人在讨伐蒙古的战斗中还以身殉职。只有一两次对军事贵族的指控，但
这些指控都起因于他们行为上有过失而不是因为不尊重朝廷，并且没有导致
清洗扩大化的案件，象太祖当年的所为那样。总而言之，军事贵族大大地加
① 这问题的详细讨论见陈学霖：《篡位的合法性》＇23＇，第 3 节。
① 我们这里关于内战的叙述是据王崇武著作的评价中关于此时的更具批评性的记载综合写成的，见王崇
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特别是第 53—102 页；寺田隆信：《永
乐帝》＇510＇，第 71—127 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20＇，第 5 — 8 章；以及德雷尔：《明初政治
史》＇146＇，第 5 章。
② 公关于耿炳文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718 页。
③ 关于李景隆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386 页。
强了皇帝的权威和权力；他们也大大地增长了军方的特权，同时也大大地有
助于在永乐帝时代在反对外国民族的战斗中取得各种各样的胜利。
文官之治
在改组文官政府的时候，皇帝首先重建了在动乱的内战中陷于混乱的帝
国的官僚体制。他通过重建帝国的官僚政制取得了士大夫的支持，其中有些
人曾在前朝服务，另外有许多人可能仍然心怀不满，把他视为篡夺者。他在
历次战役中作出的争取他们支持的努力大大地牵扯了皇帝的注意力和精力。
但是，这些努力给永乐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永乐帝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恢复他父亲的制度，这些祖制已被建文帝放
弃了。一方面他保留了洪武帝的基本行政结构，一方面他的改组又注入了革
新的内容，以矫正从前时代安排上的失误和适应变化中的需要。第一步是先
组建新的内阁，使之作为皇帝和官员之间的联系桥梁而在内廷发挥作用；这
样就弥补了 １３８０ 年取消外廷的中书省之后所引起的结构上的缺点。内阁马上
变成了官僚政制的主宰，并且作为文官政府中的主要执行机构来进行工作。
永乐皇帝即位后不久就着手组织新的内阁：他任命七位学者到翰林院的
高级岗位上来，然后让他们担当国家事务的主要顾问。开始时是在 １４０２ 年 ８
月和 ９ 月分别任命解缙（１３６９—１４１５ 年）和黄淮（１３６７—１４４９ 年）做翰林学
士。不久又任命了胡俨（１３６１—１４３１ 年）、胡广（１３７０—１４８１ 年）、杨荣（１３７１
—１４４０ 年）、杨士奇（１３６５—１４４４ 年）和金幼孜（１３６８—１４３１ 年）。这些
人都很年轻，又都来自中国南方和东南方，都是因他们优异的文学才能和行
政经验才入选的，尽管他们几乎都在建文朝廷服务过。除了胡俨、解缙和杨
士奇以外，其余的人都在建文时代中了进士试。①在洪武朝，这种翰林学士马
上会加大学士衔；现在在新皇帝统治之下要到晚些时候才能加这个衔。但是，
虽然他们享有很大权力和势力，他们的品级却比较低，高不过正五品。他们
全都任职于皇宫内的文渊阁（１４２１ 年以前是在南京，以后是在北京），所以
他们能随时待诏。这种办法也和洪武时代的不同，在洪武帝时期这些大学士
都在禁城内的四殿二阁供职。②
这些步骤导致内阁起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炙手可热的翰林学士开始成
为皇帝的主要顾问和作为皇帝与官僚政制之间的承上启下的人。在洪武朝
代，大学士主要是在内廷起草制诰；现在这些新翰林学士则能够与皇帝进行
个人接触，决定国家事务，参与制定政策。他们常常和六部主管官员开联席
会议审议国事，但是他们逐渐地左右了外廷的六部，因为他们很容易接近皇
帝。皇帝无论驻跸在什么地方，也都一般地要把大学士召到身边：１４０２ 年年
到 １４０９ 年在南京时是如此，１４０９ 年到 １４１７ 年在南京和北京两地时是如此；
以后定都北京时也是如此。
皇帝甚至在 １４１０、１４１４、１４２２、１４２３ 和 １４２４ 年几次讨伐蒙古的战役中
也随身带着几位大学士。在这些情况下，皇帝让太子朱高炽（１３７８—１４２５ 年）
——即后来的洪熙皇帝——先是在南京、后来是在北京留守，看管政府，并
且指派他的秘书班子的成员做太子的顾问。这种安排在他后来的统治年代中
变得司空见惯了，因为皇帝这时经常离开京师，内阁就变成了一种政府的内
阁。这种办法使得太子和大学士更加密切了关系，它在永乐帝死后对稳定政
① 关于茹瑺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686 页。
② 关于盛庸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196 页。
府起了作用，因为这些人一如既往地继续为皇帝服务。
皇帝在 １４０２ 年挑选了那七名翰林学士之后再没有选用新的大学士。除了
胡俨在 １４０４ 年另就国子监祭酒外，其余的人都任此职许多年，其中有四个人
一直到死。在永乐之治的初年，解缙是这些人中的首席学士；但是他在 １４１１
年被囚禁，并在四年之后死于狱中，因为他得罪了想取代朱高炽为太子的皇
帝的次子朱高煦。解缙曾经竭力支持朱高炽为太子，而强烈反对另换朱高煦。
①
皇子争嫡的斗争的卷入也使得黄淮和杨士奇失宠并于 １４１４ 年被拘禁，因
为他们也捍卫太子朱高炽，反对朱高煦的指责，即所谓朱高炽在皇帝离京远
征蒙古时在南京处理国事中未能恪尽职守。杨士奇马上被释放，但是黄淮一
直被囚禁到 １４２４ 年，在永乐帝去世后立即官复原职。①在解缙于 １４１１ 年倒台
以后，胡广变成了首辅；胡广在 １４１８ 年死后，杨荣接了他的位置。胡广和杨
荣——同金幼孜一起——有一两次跟随皇帝讨伐过蒙古部族。杨士奇一直跟
随太子，终于在 １４２４ 年上升为首辅，迄 １４４４ 年他去世时都未离开过这个职
位。①这个大学士集团终永乐之世一直在职，并一直献身于皇帝的各项政策；
他们是永乐帝重建文官政府中的柱石。
皇帝用专门知识的标准仔细地挑选六部首脑；和大学士的情况一样，他
也让他们长期任职，让行政官员酌情处理行政细节，比明太祖放手得多。这
种办法保证了文官政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些长期任职的尚书包括吏部尚
书蹇义（１３６３—１４３５ 年），在 １４０２ 至 １４２１ 年任户部尚书的夏元吉（１３６６—
１４３０ 年），从 １４０９ 年到 １４２４ 年任礼部尚书的吕珍（１３６５—１４２６ 年），分别
在 １４０４ 至 １４１５ 年和 １４０９ 至 １４２１ 年任兵部尚书的金忠（１３３５—１４１５ 年）和
方宾（１４２１ 年死）；分别在 １４０５ 至 １４２２ 年和 １４０７ 至 １４１６ 年任工部尚书的
宋礼（１４２２ 年死）和吴中（１３７２—１４２２ 年）。②
和新任命的大学士一样，这些关键性的尚书都是少壮派，四十来岁。事
实证明，他们全都是很优秀的尚书：在永乐帝整个统治时期任吏部尚书的蹇
义是文官制度的设计师；一直到 １４２１ 年被拘囚时为止同样地担任户部尚书的
夏元吉是一位理财能手；１４２２ 年去世之前一直任工部尚书的宋礼负责监督迁
都至北京的工作。政治的连续性只有一次严重地中断过，那是 １４２１ 年当夏元
吉、吴中和方宾因反对第三次征讨蒙古之议而使他们的宦途经受危险，因为
他们主张减轻人民的财政负担比出兵更重要，这便激怒了皇帝。方宾自杀了；
夏元吉和吴中被囚禁，直到皇帝驾崩以后才官复原职。
不幸的任命只发生在刑部和都察院。原任刑部尚书（１４０５—１４０８ 年）的
吕珍在 １４０９ 年改任礼部尚书，后又被刘观（１３８５ 年进士）接替，刘观一直
干到 １４１５ 年。１４０３ 年被任命为都御史的陈瑛在 １４１１ 年因滥用权力被处死。
刘观在 １４１５ 年接手做左都御史，直至永乐帝宾天之时；他最后也被指责有贪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北京，1980 年），第 161—169 页。又见王崇武：《读明
史朝鲜传》＇545＇，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1947 年），第 6—10 页；王崇武：《明靖
难史事考证稿》＇540＇，第 130—132 页。
① 关于陈瑄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57 页。
① 关于朱文圭的命运，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403 页。
② 关于废除建文帝年号的问题，见吴缉华：《明代建文帝在传统皇位上的问题》＇579＇和《明代纪年问题》
＇577＇，均载他的《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分别见第 350—355 页和 366—371 页。
污行为，可是他直到 １４２８ 年才垮台。刘观的刑部尚书的后任是吴中，他被认
为是一个好尚书，但也在 １４２１ 年因抗议皇帝第三次出兵讨伐蒙古而被下狱；
自此以后，刑部尚书一职一直虚悬以迄永乐帝之死。①由此看来，六个部中有
四个部（吏、户、礼、工部）在整个永乐帝时期或其大部分时期是只有一个
尚书主持部务，其中某些尚书继续在后来的君主下面任同样的职务。整个 １５
世纪中在主要尚书之中存在这样异常稳定的情况，这与洪武时期权力被肢解
和任期短暂的特点相比是刚好相反的。它保证了永乐帝时期和永乐帝以后的
时期文官政府中行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