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本财团的中国布局:三井帝国在行动 作者:白益民-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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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2月底，经过北京市外企服务公司（FESCO）的推荐和一次简单的面试，我无意中进入了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现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的粮油食品部工作。这时，我是一脸的茫然，不知三井物产是什么样的公司，只是想来外企挣点儿高工资而已。只记得当时面试我的部门总经理内田龙太郎先生对我说：〃三井物产是日本最好的商学院，你是来学习的，需要做好长期在这里工作的准备。
第二年，也就是1994年，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上一年度的世界500强企业，三井物产名列第一，紧随其后排在第二至第五位的是另外几家日本综合商社，印象中分别是三菱商事、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和丸红商事。此时，我才意识到我进入的这家公司在日本乃至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同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现中化集团）作为首家综合商社试点企业。
上世纪90年代，在〃走出去〃战略影响下，学习日韩模式，做大做强中国企业曾成为一种主流趋势，期间出现了研究综合商社的高潮。这一时期出版的专著有辽宁大学出版社的《日本综合商社》（1995年）、天津大学出版社的《日本综合商社》（1996年）和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综合商社：理论？实践？借鉴》（1998年）等。以〃综合商社〃为关键词，查维普中国期刊库，1991…1997年间相关的论文有250篇之多。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1。7％。中国政府从1995年开始转向美国经济模式，通过宏观经济管理手段控制利率杠杆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实施干预措施。存款利率一度涨到12％左右，五年期以上保值储蓄还可以得到12％左右的保值利息，也就是说长期存款的利率几乎达到25％，这种高利率在全世界恐怕也是少见的。一系列政策的结果是货币的回笼，通胀的消失，同时也造成经济发展的急速刹车。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异常变化并没有引起日本企业的高度重视，我所在的三井物产北京事务所还是一如既往地忙于接待准备到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作为综合商社，三井物产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协助财团的关联企业进军海外市场。此时，由于中国市场没有真正开放，三井财团的众多企业正在大规模地向东南亚地区投资，但目标还是中国的市场。与此同时，三井物产已经带领日本企业在中国成立了一批合资公司。
1996年4月，我被派往三井物产东京总部研修和工作，主要学习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粮食贸易和美国的粮食期货操作，以及三井物产在日本国内粮食储运和物流体系等。学习这些业务知识让我受益匪浅，然而更加震动我的是三井物产总部的核心运作机制以及那里日本职员的精神风貌。记得教授业务的大江先生对我说：〃如果没有综合商社，日本经济就会垮掉了。〃更让我吃惊的是，他说：〃日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没有贫富分化。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一个词引起了上到国务院总理下到平民百姓的普遍关注，那就是〃三角债〃。1992年，以宝钢为龙头进行流动资金清欠试点，而后又在煤炭、电力、林业和有色金属四个行业清理了重点企业的〃三角债〃。然而，〃三角债〃到1996年达到了8000亿元。此时，〃三角债〃造成企业盲目扩大生产，形成产品过剩，孕育着经济危机。但是，〃三角债〃也有非常重要的积极面，就是形成了企业间的产业协作关系和命运共同体，从而维系了大生产的产业链条。
当时的很多大型国有企业采用西方会计制度后，暴露出的都是资不抵债，被不加区别地强行清理了〃三角债〃，最终导致大失血而纷纷倒闭，而且中国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由于企业间共生关系的破坏而不断瓦解。此时，宝钢这样的支柱型大企业在〃三角债〃被清理后，失去了来自众多国内企业的支撑，更与国内的外贸、海运、金融等企业形成了割裂关系，反而为三井物产（综合商社）这样的产业组织者带来机会。
然而，1997年在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暂缓了三井财团在中国市场的战略部署。与此同时，在这种突然逆转的形势下，三井财团的企业在亚洲刚刚投入长期的、基础性的巨额资金面临了亏损局面。日本财团企业的投资向来都是长期性和前瞻性的，一旦经济出现大波动，短期收益（1…3年）就会出现损失。尽管如此，三井物产作为财团的领头羊还在时刻注视着全球的商机，为长远的目标而做着精心的准备。
1999年9月，三井物产社长上岛重二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主办的《财富对话》节目中，他这样说道：〃因为我们和亚洲的生意有很多，所以1997年以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要克服这样的困难，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近十年以来，商社每年都在进行重组，以公司的收益来对包袱进行消化。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作为公司来说，我们已经恢复正常公司的形态，所以今后就是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了。
当日本国内经济〃哭穷〃之时，三井物产等几家日本综合商社趁着全球经济低迷时期矿产资源价格低廉，悄悄收购海外石油、天然气、煤炭、金属矿产等上游资源，进而控制商机和国内外制造业生产的命脉。此时，中化、中粮、五矿等几家原本有海外拓展能力的中国外贸企业失去了财政支持，又没有金融资本支撑，被要求按照西方公司模式进行公司治理，转向了实体经营，错失了开疆拓土的良机，也造成了中国近年原料进口受制于人的局面。
在中国，矿产类的资源与金融绝对是分开的两个领域，而日本综合商社却将矿产资源与金融紧密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三井物产并非简单的贸易公司，从本质上讲它是一家金融公司，综合商社历来就有〃第二银行〃之称。三井物产排名前10位的股东都是世界级的大金融机构，其中包括三井住友银行、中央三井信托、三井生命保险等。在中国人为抵御通胀抢购黄金的时候，三井物产早就把石油、天然气、煤、铁、铜、铝、镍、铀等当作真金白银而大肆收购了。
2002年12月17日，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在日本的《经济学人》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真的通货紧缩吗？〃的文章，表现出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真正号称世界第一的产品中，多数是家电类的组装型产品。从零部件数量来看，多不超过数千件。而在汽车、工业机械、船舶等零部件数量在10万以上，在飞机、火箭等拥有30万以上零部件的产品领域，在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极为精密和附加值高的产品领域，中国所占的市场份额仍然很低，而且技术力量非常薄弱。〃其实，三井物产在这里一方面暴露了中国产业的薄弱环节，同时又指出了日本财团企业在中国的商机。
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出自于大学教授们的意见所不同，日本的经济决策更多依赖于综合商社的研究机构，如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三菱综合研究所等，它们对日本的经济活动具有指导作用。正是从2002年开始，我所在的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的办公室又开始热闹起来了，不少日本企业表示出来华投资的意愿，要求我们陪同拜访中方的客户，寻找合作伙伴。2004年3月24日，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在日本的《世界周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扩张期〃的文章，从而正式吹响了日本企业大规模进军中国市场的号角。
2004年9月，我被聘为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的兼职教师，讲授〃国际贸易实务〃课程。2005年3月，我又参与了选拔应届大学毕业生进入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工作的面试。令人非常惊讶的是，几乎所有在校的学生和面试者（包括日语专业的学生）都没有听说过三井物产。当我告诉学生们，丰田、东芝属于三井财团，而三井物产是三井财团的核心领导成员时，学生们的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此时，我才意识到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充斥了美国教材，几乎无人关注日本经济模式。
其实，当中国企业家们开始从美国经济学博士们那里听说投资银行、风险投资、私募基金等新鲜名词的时候，三井物产这家日本最早的综合商社从1876年成立之初就一直在扮演这些角色了。当丰田、东芝、索尼等还是小作坊时，三井物产帮助这些小企业筹集资金、开拓市场、输入人才，使他们变为日本工业的脊梁，并最终成为世界级的企业。与美国金融资本追逐短期利益所不同，三井物产的投资是长期的，并用来维持财团企业间的协作。
当中国国有企业按照美国人设计的资本运作模式 〃抓大放小〃，以至于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分工协作关系生硬地分割开来之时，三井物产却在全球经营活动中〃抓小放大〃，努力培育新兴产业和新公司。在三井财团这个体系中，东芝、丰田等众多企业早已成长为巨人，并且都成为了〃综合性制造企业〃（制造业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已经不再过多介入这些巨型综合厂家内部的具体事务，而更多精力放在将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企业纳入到三井财团中来，将它们捆绑到三井财团的这些综合企业的产业链上。
事实上，三井物产这家综合商社及三井财团的综合性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在中国经济的微观层面上，这些日本财团企业的投资与经营活动，将中国支离破碎的产业链和各自为政的企业联系了起来。但是，这些产业和企业的主导权却已经不在中方手中了，这是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难道中国的产业真的要永远依赖于日本综合商社的分工与组织吗？中国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综合商社来掌握自己的产业体系呢？
2005年10月，看到中国经济中暴露出的很多问题，同时意识到当代的中国企业界和教育界对日本经济模式研究的极端缺失和漠视，我决心辞去在三井物产的工作，公开我的研究网站〃超级主义者〃（superist）。此时，曾在十二年前招聘我进入三井物产工作的内田龙太郎经理又调回北京工作，我正式向他递交了辞职报告。内田先生想挽留我在三井物产继续工作。我对他认真地说：〃我已经在三井物产学习了十二年，请允许我毕业吧。
离开三井物产之后的半年中，我将一些自己的研究文章传到互联网的几个论坛上，很多青年学生反应热烈，纷纷进入〃超级主义者〃网站来求知，并且进行互动学习。不久，在媒体工作的翟玉忠先生找到我，希望我将网站上文章整理成书，以便更好地让企业界和学术界了解以综合商社为代表的日本经济模式。这时的三井物产已经将很多重要部门独立出来形成新的产业公司，世界500强排名在2005年降到了的第148位，似乎是有意识地隐藏起来。
2006年6月，《环球财经》的执行主编梁志坚突然打电话来，提出要采访我。此时，我正在专心创作第一本书《三井帝国启示录》。梁志坚解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