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指津--(青年版·社科卷)-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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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房龙所说，《圣经》本身千头万绪，主线并不分明，文字未加修饰。
房龙的《漫话圣经》却做到了删繁就简，主线分明并保留了最亮丽、最富有
人情味和人性色彩的故事情节或细节，并以房龙极富文学色彩的文字加以表
达。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构成了犹太人定居埃及的完整故事
线索；摩西——约书亚——参孙——路得——大卫——所罗门，构成了犹太
人自我独立建立国家又陷入内战直到灭亡的完整故事线索；之后，波斯、希
腊、罗马相继对犹太人的生活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行文至此，犹太人


最伟大的先知耶稣诞生。整个叙述脉络分明、主线清晰，犹太人的生存史和
心灵史跃然纸上。

当然，在我看来，《漫话圣经》最引人入胜的恐怕还不是故事情节的精
彩纷呈、富于想象，更可能是房龙思想的明晰透彻，深刻精警。整本书虽然
以历史事件为线索，但同时贯穿着房龙的整体思考，即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
能征服犹太人民和整个西方。信仰的征服力不是武力，而是精神之力。具有
这种精神征服力的人就是先知。房龙说，“先知是犹太人民的精神领袖”，
“先知的声音就具体表达了民族的良知”。基于这样的认识，房龙把握了《圣
经》中最可宝贵的思想，那就是耶稣关于“生命的真谛究竟是什么？”的思
考，他这样说：“耶稣的这颗纯朴而伟大的心，提出了一种改变这些不良现
实的方法。他称之为爱。他的教义总的来说也就是这一个字。”

爱，在房龙看来，正是《圣经》抑或基督教信仰中的全部精髓所在。基
于此，房龙高度赞美了无名氏对耶和华性格的新的、独特的见解。在无名氏
看来，耶和华不再是小小的一个闪族部落的上帝，他的名字是横贯在所有土
地的上空的，他是全人类的统治者，他是唯一的上帝。这个上帝不是一个仇
恨非信徒的凶暴的上帝，恰恰相反，即便是对生活在黑暗中、从来不知道他
的名字的人，他也给予爱和同情。他不是把自己的容貌藏在秘不可测的云雾
之后而不让人看见；任何有眼者都可以看到他，任何有耳者都可以听到他的
话。他是所有人的慈父，他是要把无知的羊群引导到和平和正义的安全港的
牧羊人。

如果说无名氏正确地理解了上帝，那么耶稣则不仅正确理解了上帝，并
且，他还以生命殉了他的这种理解。于是，耶稣的理解成为信仰。耶稣殉道
的一生，为信仰孜孜不倦、生命相许的一生使之完成了他人所不可取代的功
业。因此，耶稣成为上帝之子。耶稣的肉身虽然死去，他的思想却超越躯体，
成为永恒。

关于《圣经》的著作汗牛充栋。以虔信的态度待之的不计其数，走进任
何一个基督教堂，都可以听到牧师虔诚的赞美；以批判的态度待之的亦有不
少，我就读过诸如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圣经是怎样一部书》和陈鼓应的《耶
稣新画像》等等。然而，在我看来，房龙的《漫话圣经》既尊重了《圣经》
的历史叙述，又保留和突出了《圣经》最可贵的思想信仰，加上房龙极富魅
力的文学叙述，我想，《漫话圣经》恐怕是最好的一部引导人们走进原作《圣
经》的通俗读本。而这，恰恰也是房龙本人希望达到的目的。

（黄伟林）


《禅外说禅》

张中行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中行生于20　世纪初，一生孜孜于学问，直到20　世纪末才有了著书立
说的机会。文坛学界、报刊传媒才知道有这样一位文化老人。他的文章，称
得上“亦诗亦史，亦哲亦痴”。这个概括实际上是说张中行是文史哲的通才，
并且有执著的情怀。他的《文言和白话》、《作文杂谈》是中学教育界极为
实用又极有品位的参考书；他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在散文界开出
一条新路，成为一种典范；他的《顺生论》以简妙文体谈人生哲学，堪与培
根《论说文集》媲美。此外，张中行还对佛学有精湛研究，著有《禅外说禅》、
《佛教与中国文学》等著作。

张中行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学者，有点像曾经风行一时的长篇小说《青春
之歌》中那个令人难忘的人物余永泽。上的是北京大学，兴趣是跑图书馆、
钻故纸堆。这样的人在20　世纪中叶的中国颇不得志，生得早者被斥为胡适的
信徒，生得晚者被认为走白专道路。张中行人生哲学的精义在乎顺生，从而
能在时宜不合时，尽可能保持缄默。这种人生姿态给他免去了不少麻烦，在
大动荡的时代幸存下来了，并在大建设的时代有了大器晚成的机会。

《禅外说禅》是一部谈禅的著作。作者认为，在中国文化中，禅是相当
重要的成分。“有相当多的人走入禅堂，企图了他们的所谓‘大事’，不走
入的，有不少人乐得从禅堂讨些巧妙，来变化自己的文章，思想，甚至生活。”
既然禅有如此大的势力，作者也就有了个心愿，弄个放大镜，上上下下，前
前后后，左左右右，对禅作一个仔细的观照，弄清其庐山真面目。所以，《禅
外说禅》是一部全面揭开禅的庐山真面的书。

何谓禅外？作者指的是自己并非禅堂中人，或者说，作者并非参禅者。
基督教堂中的牧师讲教义，那是教中说教。教中说教或许有一份虔诚，但也
少了些客观。禅外说禅或许没有那份虔诚，却也多了份客观和公平。所以，
书名的禅外，实际上不仅指作者并非禅堂中人，更指作者是以客观、公平、
无偏倚的姿态来说禅。

何谓禅？作者解释：禅是梵语Dhyana　的音译化简，全译是禅那；意译，
早期是思惟修，后来是静虑，也可兼音及义，称为禅定。这是一种修持方法，
用现在的话说，是用深入思索的办法改造思想。

当然，这样的解释不过是泛泛而言。实际上，《禅外说禅》全书20　多万
字，共计12　章，包括《佛法通义》、《中土佛教》、《禅宗史略》、《禅悟
的所求》、《机锋公案》、《禅的影响》等章目，确实是从上下前后左右方
方面面对禅作了一番详谈宏论。

以我的阅读经验，大多数关于哲学宗教的图书，要么抽象艰深，玄虚难
解，要么武断主观，简单肤浅。前者容易走向神秘化，后者容易变成虚无论。
张中行的《禅外说禅》避免了这两种极端。他反复强调，他是以常人的思想
探究禅这一种超常的方法。禅外说禅，也因此有一种以平常心谈超常事的意
思。以常对付超常，并不等于把超常降低为常，而是在承认超常的前提下尽
可能去理解超常。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知识被局限于常人的理解范围
之内。张中行则试图往前多走一步，承认禅悟之境难言，但难言也要言。这
里的言不是乱语胡言，而是通过精研之后谨慎地发言。这些发言，是对禅的


力求客观公正体察入微的理解。其中，关于禅是一种人生之道。禅，或说禅
悟，是有关人生之道的一种设想，一种试验，其中有智，尤其有勇。就对“欲”
的态度而言，儒佛就正好相反，儒家是“顺”之，佛家是“逆”之。佛家思
想与天命战。如此种种，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常人对禅这种超常事物的真
知灼见。

禅宗是中土佛教的一个宗派，禅是佛教中一种有特点的修持方法。佛教
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也是中国传统中与儒、道并列的文化体系之一。在这
个意义上，作为一个中国人，自然应对佛教有所了解。那么，《禅外说禅》
应该说是一部关于佛教，特别是关于禅宗的雅俗共赏的入门书。

（黄伟林）


《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

［美］史景迁著，廖世奇、彭小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　世纪80　年代有两位美国学者在北京大学作了讲演。一位是杰姆逊，
他的讲演题目是《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另一位是史景迁，他的讲演题
目是《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副标题是《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

杰姆逊似乎比史景迁走运，他的话题恰好契合了中国20　世纪80　年代的
文化语境，在中国刮起了一阵后现代主义文化旋风，他的讲演录《后现代主
义与文化理论》几乎成为中国文化界的必读书。

相比之下，史景迁远没有杰姆逊走运。他在北京大学的讲演既没有产生
轰动效应，他的观点似乎也很少在学术界被广泛征引。在某种意义上说，这
是一次寂寞的讲演。高大英俊，颇有绅士风度的史景迁教授的北大之行似乎
是悄然而来，悄然而去。

寂寞悄然并不等于虚空无有。史景迁的讲演录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
版。它尽管远远比不上杰姆逊那部讲演录显赫，但认真读这部书的人，却不
得不承认，这是一部极其罕见的角度新颖、立场公正的西方人研究中国的著
作。

西方人把他们对中国的研究称为汉学，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人就被称为
汉学家。史景迁生于英国，长期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
被认为是美国汉学界继费正清之后最有成就的汉学家。他的《文化类同与文
化利用》讲述了从16　世纪到20　世纪400　多年西方理论学术著作和虚构文学
中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用史景迁的话说，就是“看一看中国对西方文化的
影响，了解一下在欧洲或美国的西方思想家是如何被中国文化的某些因素所
打动或吸引的”。

20　世纪的人类世界，西方文化无疑是一种强势文化。世界各国都饱受欧
风美雨的浸淫。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西化成为唯一的文化正宗乃至人类前景。
然而，史景迁在《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这部书中，却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
明了自16　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产生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诸如利
马窦、马可波罗等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传教士、旅行家身上，而且体现在一批
为人类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思想家、作家身上，像莱布尼茨、孟德斯鸠、
伏尔泰、黑格尔、马克思、韦伯、施本格勒等思想家，歌德、卡夫卡、布莱
希特、庞德、马尔洛、卡内蒂、博尔赫斯等作家。这批声名显赫的人物无一
例外地表现了他们对中国的关注。尽管关注并不意味着肯定和热爱，有时甚
至意味着否定和敌视。然而，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热爱还是敌视，
关注本身已经证明了中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证明了中国在人类最优秀
的一批思想者头脑中的重要地位。这种重要性的极端表现，可以用伏尔泰的
《世界史》以中国为开端作为典型例证。

西方最优秀的一批思想家、作家不约而同地对中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用史景迁的话说就是：“对于西方来说，中国具有深刻的魅力。西方被中国
迷住了。”西方被中国迷住是一个事实，知道这一事实的人或许更愿意进一
步了解其中的原因。史景迁在列举事实的同时也阐释了原因。他认为原因有
两方面：其一，这种魅力的确产生自对中国政府和社会的深刻认识；其二，
这种魅力来自关于中国的抽象观念，这种观念在16　世纪和17　世纪似乎触及
了欧洲文化想象中的某些因素。这两方面原因实际上由知识和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