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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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菲利普说，一切都有寓意。每一个造物对其他所有造物都很重要。他说，一条狗坐在一片阳光下，舔弄着自己。这一刻，它是狗；下一刻，则是启示的容器。也许，他说的是真的；也许，在我们的造物主的心里（我说是“我们的造物主”），我们到处乱走；就好像是在急流里，我们在成千上万的同类中穿来穿去。不过，您可能会问，我是如何跟耗子、狗、甲虫等生活在一起的；日日夜夜，它们爬过我的身体，淹没我，压得我喘不过气，还抓我、挠我、拉我，促使我越来越深地陷入启示———我是如何做到的？“我们不是为启示而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想大声叫出来，“我的菲利普，你不是，我也不是。”那启示会烤焦您的眼睛，就跟您盯着烈日时一样。
敬爱的阁下，救救我，救救我的夫君！写信告诉他，那时间，那巨人的时间，那天使的时间，还没有到来。告诉他，我们依然生活在跳蚤时代。话语不再能进入他的耳朵，而是颤颤巍巍地，变成了碎片。这就好像（我说的是“就好像”），这就好像他由一块水晶盾牌遮护着。可是，那些跳蚤，他将知道，那些跳蚤和甲虫，还有耗子，依然会爬过他的盾牌。有时，我，他的妻子，是的，我的爵士大人，有时我也会爬过那块盾牌。他把我们叫做“上帝的替身”，还说，我们让他不寒而栗；事实上，我也有过他那样的战栗。在那些既狂喜又剧痛的时刻，我有过那样的战栗。无论是他的，还是我的，这样战栗的时刻太多了；我都快写不下去了。
无论是拉丁语，我的菲利普说———我是照他的原话说的———无论是拉丁语，还是英语，还是西班牙语或意大利语，都表达不出我的启示。确实如此，虽然我只是他的影子；但是，在我狂喜时，我能明白他的话。不过，他给您写信，我也给您写信；阁下乃人上之人，请拣选词汇，按部就班，构建您自己的判断，正如泥水匠用砖砌墙。沉沦的命运教我们俩分别致函阁下。救救我们吧。
您驯顺的仆人
伊丽莎白·C
于公元1603年9月11日
说明：
第一课更早的版本曾以《何为现实主义？》为题，发表于《杂录杂志（Salmagundi，nos）》，114—115页（1997年）。
第二课更早的版本曾以《非洲小说》为题，发表于《专题论文（Occasional Paper）》第十七期，伯克利加州大学人文学院汤森德中心（Townsend Center）编，1999年。柴克·哈米窦·凯恩的引文经作者授权，摘自《走向非洲文学的独立》，西港绿林出版社（Greenwood Press，Westport），1980年。保罗·扎姆托尔的引文经巴黎门槛出版社（Editions du Seuil）授权，摘自《口语诗研究绪论（Introduction a la poesie orale）》。
第三、第四课曾以《动物的生命》为题出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9年。
第五课更早的版本曾以《非洲的人文学科》为题由慕尼黑的西门子基金会（Siemens Stiftung）发表，2001年。
第六课更早的版本曾发表于《杂录杂志》，137—138页（2003年）。
《钱多斯夫人伊丽莎白函》曾由间奏曲出版社（Intermezzo Press）发表，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丁市，2002年。
后记译后记
译后记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是我读到的形式上最新颖的小说。它的主干是八篇演讲，所以副标题是“八堂课”。而英文中的“lesson”兼有“教训”之意，所以有人把这个副标题理解或翻译成“八个教训”。库切是用双关语的“高手”。他确实是在总结作家个体或者说人类全体所应该汲取的一些“教训”。“八堂课”之间没有明显的逻辑串联和情节线索，反正主角都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她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或发表演讲，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因为，主办方在向她发出通知前，对会议的主题，一般都有相当明确的规定。她发表的是“命题作文”。把某人生平中比较类似的几个片断串联起来，弄成一部作品；这种写法，在以某一人物为主人公兼叙述者的小说里，是比较常见的。
这八篇演讲，内容有关于文学的，如文学之于作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文学的意义以及功能的局限；创作心理机制中主体伦理的保持和丧失问题。也有关于文学之外的，如动物权利保护问题；理性问题；邪恶问题；甚至神学问题。总的来说，是哲学大于文学。因此，很多人对这部小说之为小说的文体归类问题提出了质疑。有人说它是非小说（non…fiction），有人说它是超小说（meta…fiction），有人说它是非非小说（non…non…fiction），有人说它是一部演讲集而已，而且是哲学演讲集。以至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在去年评选年度最佳英文小说时，评委会的专家们狠心地把它从预选名单中给剔除了，说它根本不是小说。我们对文体的界定更应该从形式上去考察和判断。本书不止，远远不止是那几个光秃秃、赤裸裸的演讲，还穿插着许多主人公（作为一个老年）对过去的回忆，以及她发表演讲前前后后的一些细节性交代，包括她跟周围人关系的来龙去脉。况且这里的上课也并不全是“高头讲章”———在讲台上唱独角戏，有的是她与别人的辩论（在美国的大学里，有的课程就是以辩论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并没有超出“课”的范畴）。可以说，本书具备小说的———哪怕是最传统、最普通的小说———一些所谓不可或缺的要素，如人物（有主有次），如地点（从美洲到欧洲，从陆地到船上），如事件（女主人公不正常的性爱经历，她儿子的艳遇）。而这些因素是实在的，更是虚构的；尤其是最后一个场景，虚得简直让读者摸不着头脑，类似于拜伦在讽刺诗中所描写的“最后审判的幻景”，或我们说的“奈何桥”。似乎有一个村子，有一些房子，但那个审判厅不是真正的审判厅，监狱也不是真正的监狱；惟一具体的是一个大门，通过审判，主人公就可以进入大门。至于大门后面，是天堂还是地狱，还是别的所在，就不得而知了。这样的场景设置难道还不够无稽荒诞，还不够小说？
库切借女主人公之口说，思想家和作家完全不同，当然，他也没有对两者孰优孰劣作出价值判断。但从他的抱负来看，他倾向于做思想家型的作家。在以往的作品中，他喜欢用故事说话，用寓言传达思想，间接、微妙而含蓄。读者只能从字里行间去揣摩他的思想，而且得高度警觉才行；否则，在表面极为顺溜的阅读中，我们很难充分把握住作品的“里子”。
库切惯于在纷繁复杂的世事后面，冷眼旁观，冷静思考；所以，对于有些读者的不解，他至今没有一句回应。对本书文体的质疑，他也没有做出任何辩解。本书有些部分（主要分布在主人公的长篇大论中）可能略显沉闷，但决不空落；可能深奥，但决不玄虚。在学理的冷峻面庞下，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库切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眼泪，他的悲愤和沉痛。事实上，在伏尔泰、狄德罗等十八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小说中，在二十世纪萨特和加缪等存在主义思想家的小说中，都夹杂着类似的说理段落；我们有什么理由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认可《拉摩的侄儿》和《恶心》是小说，而且是经典小说，另一方面又否认《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为小说？
正如法国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偏爱“情节剧”，现在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偏爱“情节小说”。但是，“情节”固然是小说的一个要素，但不是惟一可以取胜的要素。在十九世纪后期，“情节剧”就成了严肃的作家和观众嘲弄的对象。那种认为“有丰富曲折的情节就是小说，否则就不是”的小说评判模式，恐怕也该寿终正寝了。库切不是一个善于编排离奇情节的作家，他是一个更大意义上的作家，他更关注的是故事的寓意，更着力的是人物的命运。
对本书文体提出质疑的另一个理由，是它具有太多的非虚构性（在西方，小说等同于虚构，也就是庄子所说的无根游谈之类的“小说家言”），证据据说是它的浓厚的自传色彩。这样的指责库切是逃不掉干系的。他是大学教授，曾长期任教于开普敦大学，而《耻》的主人公卢里就是开普敦大学的教授，而且也是文学教授，所以有人说《耻》是库切的半自传；本书女主人公是一位知名作家，而且也来自澳大利亚（库切在2001年就移民澳洲了），跟库切一样，她也被邀请到世界各地去讲学，在本国反而不怎么受欢迎……人们不能不怀疑本书又是库切的半自传。于是，有人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这个形象是库切的一个自我写照。他之所以采用反串法，可能只是为了避免执着的读者径直认为那整个就是他的自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伊丽莎白慷慨激昂发表的讲话都是库切的肺腑之言。我们若要研究库切的思想，可以直接把那些话拿来做论据。我们若要研究他的生平，也不妨把伊丽莎白的行状、交游、脾性、习惯等拿来，至少可以作为索引的线索。如伊丽莎白性格孤僻，言语尖酸，举止僵硬，很难跟人相处；有人会推断出，库切也是这样一号人物。这显然有把贾宝玉等同于曹雪芹的危险，是行不通的；所以，另有人认为，我们不能在库切和伊丽莎白之间划等号。伊丽莎白不是库切自身的写照，而是他观照的对象，甚至是批判的对象。伊丽莎白的言论不一定是库切的心里话。这会引起麻烦：从伊丽莎白口中说出来的话，到底哪些是库切为她专门虚拟的？哪些是她为库切代言的？要命的虚虚实实。正如我们无法分清《柏拉图对话集》中，哪些是苏格拉底的原话，哪些是柏拉图自己的而硬装到老师嘴上的。不过，我倾向于认为，即使我们在伊丽莎白和库切之间拉开距离，伊丽莎白至少是库切的镜子，或者说是镜像。他对伊丽莎白的微讽只是自嘲，他对伊丽莎白的指责（常常借别人之口）只是自责。
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不管是写作还是阅读，都有明显的“实化”倾向。这种倾向跟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乃至自然主义不同，那是客观的，而时下的是主观的。与这种“实化”倾向想交融或匹配的是“我化”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