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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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点钟时，约翰轻轻地敲响她的房门。她即将度过的是漫长的一天：接受学校广播站的一个采访，还要参加他们的一个会议；晚上，她要出席颁奖典礼，还要在典礼上讲话。
她应付主持人的招数是，掌握谈话的主题，跟他们谈那些在她脑子里反复出现过的内容。她老是那么做，以至于约翰以为那些内容已经凝固在她的脑子里了，已经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真相。先是一大段关于她在墨尔本郊区的童年情景的谈话（袋鼠在花园的地上尖声嘶叫），然后是一小段关于危险的谈话，即中产阶级安全的想象是危险的。她又谈到了她父亲的死亡，那是在马来亚，由于肠炎。她还谈到了她母亲在某个不显眼的地方，用钢琴弹奏肖邦的圆舞曲。然后，她又谈起音乐对她自己的散文创作的影响；这听起来像是即兴演奏。她谈到了自己在青少年时代的阅读情况（狼吞虎咽、没有选择），随后，她把话题跳到了维吉尼亚·伍尔夫，以及伍尔夫对自己的影响；她初读伍尔夫的作品时，还是个学生。她谈到了在艺术学校度过的一段时光，又谈到了战后她在剑桥大学度过的一年半时间（“我记得比较牢的，是如何想方设法取暖”），还谈到了她在伦敦度过的岁月。（“本来，我以为，我可以作为翻译家谋生；可是，我掌握得最好的语言是德语，而在那些日子里，德语是不受欢迎的。这一点你可以想象得到。”）她谈起她的第一部小说。尽管那部小说比起别人的作品来要高出一头，但她自己对它作了适度的贬低。接着，她又谈起她在法国的岁月（“那时很任性”），暧昧地回顾了一下她的第一次婚姻。最后，她谈到自己如何带着年幼的儿子，即约翰，回到澳大利亚。
总之，约翰边听边断定，这是“匠人般的”表演———如果我们还能用“匠人般的”这个说法的话。这番表演吞噬了几乎一个小时。伊丽莎白似乎故意要这么做。最后只剩下几分钟了，她用来绕着弯子回答那几个以“您认为如何”开头的问题———她如何看当今的新自由主义、妇女问题、土著人权利、澳大利亚小说等大问题。约翰在她身边时近时远地生活了将近四十年，仍然并不确切地知道她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确实不太清楚；不过，谢天谢地，他不是非得要知道。因为，他怀疑，母亲的思想跟大多数人的一样，没什么意思。一个作家，不是思想家。作家和思想家。粉笔和奶酪。不，不是粉笔和奶酪，而是鱼和鸟。但伊丽莎白属于哪一类呢？鱼还是鸟？她何以为生呢？水还是空气？
这天上午来采访的主持人是专程从波士顿赶来的，是个年轻人，伊丽莎白对年轻人往往很宽容。但这一位是厚脸皮，没法把她糊弄走。“请您说说您主要的思想是什么？”
“我的思想？我有义务带来思想吗？”
这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反驳，采访者乘胜追击：“在作品《爱可尔斯街的房子》中，主人公马伊蓉·布卢姆在她丈夫混出个人模狗样来之前，拒绝做爱。您说的是否是这样一个意思：在男人们努力取得受人敬重的新的身份之前，女人们应该跟他们保持距离？”
他母亲瞥了他一眼。她是在用一种滑稽的方式，向约翰求救！
“你这想法有点意思，”伊丽莎白嘟哝道，“当然，至于马伊蓉·布卢姆的丈夫这个个案么；要求他费力去取得新的身份，是特别过分；因为他是一个———我说什么好呢？———一个身份不确定的、有许多化身的人。”
第一课第一课 现实主义（3）
《爱可尔斯街的房子》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也许，它将跟《尤利西斯》一样永存；在它的作者躺进坟墓很久之后，它还将四处流传。在伊丽莎白写这部小说时，约翰还是个孩子。当他想到创作这部作品的和生他的是同一个人时，他感到不安，感到迷惑。现在他该介入了，去把母亲从那已经变得单调乏味的探问中解救出来。他站起身来。“母亲，我想，我们得打住了，”他说，“有人来接我们去参加电台举办的会议。”他又对主持人说：“谢谢您，不过，就到此为止吧。”
那主持人恼怒地噘起了嘴。她会在她的访问记里，把约翰作为一个角色安排进去吗？正在失去权利的小说家和她的老板一样的儿子？
在电台，母子俩被分开了。在监控室里可以看到约翰的形象。他惊讶地发现，这回的主持人，就是中午坐在他身边吃饭的那个优雅的女人，姓莫比乌斯。“现在是‘作家在工作节目’，我是苏珊·莫比乌斯；今天，我们要跟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聊一聊。”那女人道了开场白，继而干净利索地介绍了伊丽莎白。“您最近的小说，”她继续说道，“叫《火与冰》，背景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澳大利亚，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人不顾家庭和社会的反对，努力想成为一名画家。当您写这部作品时，心中是否有一个特定的人物形象？这故事的基础是否是您自己早年的生活经历？”
“不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还是个孩子。当然，我们总是把自己的生活作为创作的资源———生活是主要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惟一的资源。不过，《火与冰》可不是自传。它是一部虚构作品。我是杜撰的。”
“我必须告诉听众的是，这是一部有力的作品。不过，站在一个男人的立场上来写它，您是否感到轻松？”
这是一个常规问题，可以打开那扇通向她的那些老生常谈的门。让约翰惊讶的是，他母亲并没有抓住这开门的机会。
“轻松？不。如果是轻松的话，就不值得去做。恰恰是不轻松，是挑战。虚构出一个跟你自己不一样的人物，再虚构出一个世界，让他住进去。虚构出一个澳大利亚。”
“您在您的书中所做的，就是这个吗？就是您刚才说的，虚构出一个澳大利亚？”
“是的，我想是的。不过，在如今，那可是件不太容易的事。现在有了更多的阻力，许多其他作家已经虚构出了许多个澳大利亚，那些形象组成了一个很重的传统，你得推着它前进。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传统的肇始。”
“在咱们国家，您最有名的著作是《爱可尔斯街的房子》，那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品；我倒是喜欢谈谈这部作品，谈谈小说中的茉莉·布卢姆这个人物形象。您曾经声称或者说一再地声称，这个人物形象来自乔伊斯，您把她改写成了您自己的人物；对您的这种写法，批评家们曾集中讨论过。我不知道，您是否愿意谈谈您对这本书的一些想法，尤其是您对乔伊斯的挑战。他可是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开辟了他自己的领域。”
又是一个明显的机会，这回她抓住了。
“是的，茉莉·布卢姆———我指的是，乔伊斯的茉莉，她很有魅力，不是吗？在《尤利西斯》的字里行间，她留下了踪迹，像一只母狐狸，在发情时留下骚味。你不能说她在拿骚气诱惑男人，她做得不露痕迹。哪怕茉莉不在现场，男人们也会看到她的痕迹，闻一闻，转个圈，相互对着吠叫。
“不，我不认为自己像乔伊斯。不过，乔伊斯的有些书极富创造性，书中有很多材料可以留着以备后用，那些材料几乎是在邀请你去把它们接过来，用以建造一所属于你自己的房子。”
“可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您已经把茉莉带出来了———请允许我顺着您的比喻来说———把她从爱可尔斯街的房子里带出来了。她的丈夫，她的情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有塑造她的作者，都把她禁闭在那房子里，把她变成了一只蜂后，使她飞不起来。您把她带到了都柏林的大街上，给她松了绑。难道您不认为，从您这边来说，是对乔伊斯的一种挑战，一个回应？”
“蜂后，母狐……咱们还是把她的形象改一改，称她母狮吧；她在大街上趾高气扬，嗅着各种气味，看着各种景观。甚至寻找着猎物。是的，我要把她从那所房子里，尤其是那间卧室里，解救出来，床上的弹簧吱嘎作响。如你所说———就在都柏林———给她松绑。”
“如果您把茉莉———乔伊斯笔下的茉莉———看成爱可尔斯街房子里的一名囚徒，那您是否把所有女人都看成婚姻和家庭的囚徒？”
“你不能说所有女人。不过，是的，在某种程度上，茉莉是婚姻的囚徒，在1904年的爱尔兰，有那样的婚姻出售。她丈夫利奥波德也是个囚徒。如果说她被关在婚姻的房内，那么她丈夫是被关在房外。所以说，奥德修斯力图进屋，而珀涅罗珀力图出门。乔伊斯和我所尊重的就是那个喜剧，那个喜剧性的神话，只不过我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达了敬意。”
由于两个女人说话时，都戴着耳机，都对着话筒，而不是对着对方；约翰很难看清她俩合作得怎么样。不过，像平常一样，他对他母亲所表演的角色印象深刻：亲切的常识，无怨无恨，但也不乏尖锐和智慧。
“我想告诉您，”主持人继续说道（声音很冷淡；约翰想：一个冷淡的女人，很能干，但一点都不轻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我首次读《爱可尔斯街的房子》时，它给了我什么样的影响。当时我还是个学生，读过乔伊斯的书，被其中关于茉莉·布卢姆的章节及其所表现的极为正统的观念所吸引，也就是说，乔伊斯在此处写出了女性的真实的声音、女人的真实的感觉，等等。随后，我读到了您的书，才意识到，茉莉不是非得被限定在乔伊斯所给予她的生活方式里，她同样可以是一位知识女性，可以喜欢音乐，有自己的朋友圈子，还有一个与她相互信赖的女儿———我刚才说过，这是一个新发现。于是，我开始想到别的女人形象，想知道她们的情况；因为，她们的声音是男作家给的，而且以解放她们的名义，到最后，只落得给男性哲学帮腔或服务。我尤其想到D。 H。 劳伦斯笔下的女性形象，不过，如果您进一步回溯，这样的女性形象还可能包括‘苔丝’和‘安娜·卡列尼娜’，我只举出这两个名字。这是个大问题，不过，我不知道，您对此有没有什么可说的———不仅要说说马伊蓉·布卢姆和其他几个人物形象，还要说说广大妇女同胞从男人那儿夺回人生的方案。”
“不，我想，我没有任何想说的，你已经说得够全的了。当然，公正地说，男人也得从浪漫主义的老套中走出来，重新开始做‘希刺克利夫’和‘罗切斯特’那样的人，更不用说是又老又脏又贫穷的‘卡索邦’了。这将是一幅壮伟的景观。不过，严肃地说，我们不可能永远寄生于经典作品中。我自己正在摆脱经典的负担。我们得从事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发明。”
这一点根本不在采访脚本里。一个新的开始。她们的谈话会走向哪里呢？可是，唉，那个姓莫比乌斯的女人（此时，她瞥了一眼播音室的钟）并没有捡起这个话题。
“在您比较晚近的小说中，您把背景移回到了澳大利亚。能否请您谈谈，您是如何看待澳大利亚的？作为一名澳大利亚作家，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澳大利亚是一个遥远的国度，至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