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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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她能看得出来，自己之所以比韦斯特高明，是因为自己已不再相信讲述故事本身有什么好处；而对韦斯特来说，至少在他写作《封·斯陶芬伯格伯爵的富足时光》时，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出现。假如她，像她现在这样，必须在讲故事和做好事之间，作出选择；那么，她相信，她宁愿选择去做好事。尽管在她听到韦斯特亲口告诉她，他宁愿选择讲故事之前，也许她应该先别下判断；但她相信韦斯特会作出那样的选择。
有很多事情，跟讲故事这档子事很相像。其中一件（在那些她还没有删掉的段落中，有一段说到了这故事）是魔瓶的故事。当讲故事的人打开魔瓶后，魔鬼就被放到了世界上，举整个地狱之力，才把他抓回到瓶子里。伊丽莎白的处境，她这得到了改善的处境，暮年的处境：整体来说，比那待在瓶子里的魔鬼要好多了。
比喻的智慧，是千百年的智慧（因此，她宁愿用比喻来思维，而不是用理性来推理）；这智慧就表现在：它对魔鬼被囚禁在瓶子中所度过的生涯不置一词，而只是说，假如那魔鬼一直被囚禁在瓶子里，那么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魔鬼，或者说，恶魔。信奉上帝有什么意义呢？对此，她越来越表示怀疑。与此同时，对于恶魔，她却深信不疑。那恶魔无处不在。躲在万物的表面之下，寻找着走到光天化日下来的方法。这恶魔进入了那天晚上在斯宾塞街上的那个码头工人，这恶魔进入了希特勒手下的刽子手。通过那个码头工人，这恶魔进入了她自己的身体；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她仍然能感觉到他蹲伏在自己的身体里，像一只鸟一样蜷缩着，等待着飞出来的机会。通过希特勒手下的刽子手，这恶魔进入了保罗·韦斯特的身体。韦斯特进而在自己的书中把自由交给了恶魔，使他在这世界上为所欲为。当她读到这些黑暗的书页时，她感到撒旦的皮革一样硬邦邦的翅膀抚触着她，这肯定是为了讨好她。
她很清楚，这些话听起来多么像陈词滥调。韦斯特将拥有上千个拥护他的人。这些拥护者会说，“如果我们的艺术家被禁止对纳粹的种种恐怖行径进行生动的描写，那么我们怎么能了解这些恐怖行径呢？保罗·韦斯特不是一个恶魔，而是一个英雄：他已经冒险进入了欧洲过去的迷宫，神勇地降伏了牛怪，并回来讲述他的经历。”
她拿什么回答呢？假如我们的英雄一直待在家里，或者，把他的冒险经历悉数放在心里；那会更好一些吗？艺术家们的尊严已经所剩无几，有时，他们会把少许尊严的布片拿来紧紧地贴在自己身上。如果她这样回答，那么作家同行们会如何感谢她呢？“她让我们丢脸，”他们会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已经变成了一个爱管闲事的大妈。”
她真希望手头有本《封·斯陶芬伯格伯爵的富足时光》。其中有几页是专门描写那个刽子手、那个屠夫的。她确信，只要她再看一眼那几页，只要迅速扫一眼，她所有的疑虑都会消失———她已忘记了那个屠夫的名字，但无法忘记他的手，就像那些被他杀害的人，无疑会把他们对这双手———这双曾经摸索他们脖子的手———的记忆带进永恒。在这里，韦斯特让那屠夫发出声音，允许他用他那嘶哑的，比嘶哑更难听的声音，把那些无法言表的嘲笑，投向那些即将被他杀死的浑身颤抖的老人。他嘲笑他们的是：当他们的身体在绳子尽头跃动着、舞动着时，他们将如何背叛他们自己的意愿。这是可怕的，可怕得无法形容。可怕的是：这世上居然曾经存在过这样的一个人；更加可怕的是：当我们安全地认为，他已经彻底死掉了时，居然又被人从坟墓里拉了出来。
“龌龊”。就是这个词，这个其起源有过争议的词，她必须像戴着护身符一样一直戴着它。她相信，“龌龊”的意思是“幕后”。为了挽救我们的人性，有些我们可能想见的东西（之所以想见，是因为我们是人！）必须留在幕后。保罗·韦斯特写了一本龌龊的书，他让人看到了不应该看到的东西。当她面对听众时，她一定要把这一点当做她讲话的思路，一定不让这思路出岔子。
她趴在写字台上，睡着了，衣服全都穿着，而脑袋枕在胳膊上。七点钟，铃声响起。头昏眼花，筋疲力尽，她尽可能地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脸，然后，乘坐那有点可笑的小电梯，来到大堂。“韦斯特先生登记了吗？”她问前台的服务员，还是昨天的那个男服务员。
“韦斯特先生……有，韦斯特先生在311房间。”
阳光透过窗户流进早餐厅。她自己拿了一杯咖啡和一个新月形的面包，找了个靠窗的位子，扫视着另外六个早起的人。一个健壮的矮个子男人戴着眼镜，正在读报纸；他会不会就是韦斯特？他不像那本书封套上的照片上的样子，但是照片证明不了什么。她是否应该走过去说，“韦斯特先生，您好，我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我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想法，它跟您以及您对恶魔的看法有关；如果您愿意听，我就把它讲出来。”假如在她吃早饭时，有个陌生人走过来跟她说这样的话，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伊丽莎白站了起来，朝着餐具柜走去；她选择从桌子之间走，那是一段比较长的路。那个男人读的是一张荷兰文报纸，叫《人民报》。他的夹克衫的领子上有些头皮屑。他的目光越过眼镜上方，向上看了一眼。一张平静而平常的脸。他可能是任何一个人：卖布的商贩，或梵文教授。他有多种伪装，其中一种可能跟撒旦一个模样。伊丽莎白犹豫着，走了过去。
荷兰文报纸、头皮屑……不，保罗·韦斯特不会读荷兰文报纸，也不会有头皮屑。但是，如果她下定决心要做研究恶魔的专家，那么，她是否就应该能够把恶魔的气味嗅出来？恶魔会有什么样的气味呢？硫磺味吗？硫磺石？祖克隆B的气味吗？或者，恶魔像精神世界里的其他许多东西一样，变得无色无味了？
八点半，巴丁斯来叫她。他们俩一起走过两三个街区，到达了一个剧院，会议将在那里举行。在演讲厅里，巴丁斯指了指一个自个儿坐在后排的人，说：“那就是保罗·韦斯特，要我给您介绍一下吗？”
尽管这不是她在吃早饭时见到的那个人，但两人在身材上甚至在相貌上，不无相似之处。
“过会儿吧，”她轻声答道。
巴丁斯找了个借口，走开了，干他自己的事去了。还有大约二十分钟，会议才会开始。伊丽莎白走过听众席。“韦斯特先生吗？”她问道，尽可能显示出高兴的样子。这种样子可能会被叫做“女人的诱骗术”；自从她上次用过以来，已经有些年头了。不过，如果诱骗术果真有效的话，那么她愿意用一下。“我能跟您说会儿话吗？”
韦斯特，真的是韦斯特；他正在读一本书。让伊丽莎白感到大为惊讶的是，那似乎是某种搞笑书。这时，韦斯特的目光离开书，向上看了一眼。
“我叫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她说着，在韦斯特的身边坐了下来，“这事我不太好说，所以干脆让我直说了吧。我今天的演讲会有几处涉及您的一部大作，就是《封·斯陶芬伯格伯爵的富足时光》。实际上，我这演讲的大部分是关于那本书的，也是关于您这位作者的。在我准备这次演讲时，我没料到您会来阿姆斯特丹。组织者没告诉我。不过，当然，他们为什么就应该告诉我呢？他们一点都不知道我打算讲什么。”
伊丽莎白顿了顿。韦斯特盯着远处，没有给她任何帮助。
“我猜想，我能够，”她继续说道，此时她真的不知道后面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提前请求您原谅，请求您别觉得我是针对您个人说的。不过，您也许会问———这是完全正当的———既然都要提前道歉，我为什么还要坚持把话说出来，为什么不干脆把那些话从演讲中删掉。
“事实上，我的确考虑过删掉那些话。昨晚，我熬了大半夜。我在听说您要来这儿之后，力图找到一种方法，把我的观点弄得不那么尖锐，不那么无礼。我甚至想过干脆称病不出席今天的会。但是，我如果那样做，对组织者来说，将是不公平的：您不这么认为吗？”
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让韦斯特说话的机会。他清了清嗓子，但是什么也没说，而是继续盯着前方，让伊丽莎白看着他那相当英俊的轮廓。
“我要说的是，”她说着，看了看手表（还剩十分钟，剧院里开始人头攒动；她必须直奔主题，没时间细谈了），“我主张的是，我们应该警惕种种恐怖行径，那些您在书中描写的恐怖行径。作为作家，我们应该保持警惕。不仅为我们的读者，而且毫无疑问，也是为我们自己。我们可能会被自己所写的东西毁灭，我相信这一点。因为，如果我们所写的东西能使我们把人变得更好，那么，当然，我们的作品也会把人变得更坏。我不知道，您是否会同意我的看法。”
第六课第六课 邪恶问题（4）
又是一个机会。但那人还是固执地保持着沉默。他心里闪过的是些什么样的念头呢？他是否在想：他来到荷兰，这个风车和郁金香的国度，是来参加会议的，现在却被迫听着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巫婆发表长篇大论，而且看来，在后面的会议期间，他将再次不得不干坐着听这老巫婆发表这同样的长篇大论。他这是何苦呢？“一个作家的生活，”伊丽莎白应该告诉他，“是不容易的。”
一群年轻人，可能是学生，一眨眼之间，就在他们前面的那些座位上坐了下来。韦斯特为什么没有任何反应？伊丽莎白被激怒了；她真想提高嗓门，把一根瘦骨嶙峋的手指戳到他的面门上。
“您的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说，它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像是烙铁烙下的。有些页码燃烧着地狱的火焰。您肯定知道我说的是哪些页码。具体说来，就是那个绞刑场面。我怀疑，我自己是不愿意写出那样的文字的。这就是说，也许我能写，但我不愿意写，我不愿意让自己写，绝对不愿意，就像现在我不愿意写。我认为，作为作家，我们想象出那样的场景，然后从自己的想象中走出来，我们无法一走了之，不可能完全不受伤害。我认为，那样的写作可能会伤害作者本人。这就是我在演讲中想说的。”她往外托着她那个绿色的文件夹，摸着里面的演讲稿，“我不是来请求您的原谅的，甚至不是来请求您的宽容的。我只是在做一件正当的事，只是在通知您、警告您，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突然，她感觉自己更强大更有信心了，而且更愿意对这个男人，这个懒得跟她搭话的男人，表达自己的恼怒，甚至愤怒。）“因为您毕竟不是孩子了，您应该知道您这是在冒险，应该意识到，您这样做可能产生的后果，那不可预测的后果；现在，您瞧，您看”———她站起身来，把文件夹紧紧贴在自己胸口，就好像那文件夹是盾牌，可以使她避开那在韦斯特周围扑腾着的火焰———“后果已经产生。我讲完了。谢谢您听我讲完，韦斯特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