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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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找词———“感到恐怖”。
“恐怖”。战栗。这声音让人战栗。可能吧，当一个人凑近了听着它时。在伊丽莎白和那女歌手之间，掠过一丝微笑，也许这是头一回吧。至于那信天翁，由于她俩已经在那儿站了很久，它都对她俩失去兴趣了。只有那小的，在它母亲的身子底下，偷偷往外瞧，依然警惕着这两位入侵者。
伊丽莎白嫉妒吗？那怎么可能呢？但是，她被排除在这游戏之外，还是感到很难接受。她似乎又变成了一个孩子，一个即将就寝时的孩子。
那声音。她的思绪回到了吉隆坡。那时她年轻，或者说还年轻；她跟伊曼纽尔一起，在一条划船上，度过了三个晚上；那时他也是个年轻人。“口语诗人，”她揶揄他说，“让我看看，一个口语诗人能干什么。”于是，伊曼纽尔把她放倒，压在她身上，把嘴唇贴到她耳朵上，张开嘴，把气息吹进她耳朵；就这样回答了她。
第三课第三课 动物的生命之一（1）
第三课 动物的生命
之一： 哲学家与动物
在她乘坐的航班进入机场时，约翰正等在大门口。自从他上次见到母亲，已经两年了。尽管他自己也在变老，但他还是为母亲的衰老感到震惊。上次，母亲的头发中已有一绺绺的灰白，而现在，则全白了；她的双肩耷拉着，肌肤已经松弛。
他们家人从来都不张扬。母子俩相互拥抱，轻声寒暄了几句，算是完成了问候的仪式。默默地，他们跟随着旅客的人流，来到行李厅，取了她的行李，然后坐上车，路上需要九十分钟。
“您经过长时间飞行，”约翰说，“肯定累坏了吧。”
“很想睡觉，”她说。确实是，跟往常一样，她很快就睡着了，脑袋垂靠在车窗上。
六点钟，天正在变黑。约翰的家位于郊区的沃尔瑟姆镇，他们在家门前停了下来。他的妻子诺玛和孩子们出现在门口。诺玛必须费很大的劲，才能表达出她的欢迎之情；她伸出手臂，叫道：“伊丽莎白！”说着便跟伊丽莎白拥抱，孩子们也学她，尽管他们的样子显得比较勉强，但显示出了很好的教养。
小说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将造访阿波尔顿学院，在三天的访问期间，她将跟约翰一家住在一起。这可不是约翰所盼望的。他老婆跟他母亲不和睦。假如他母亲住宾馆就好了，但他无法让自己向母亲提出这样的建议。
几乎是在一瞬间，敌意就又来了。诺玛已准备了一顿简便的晚餐。伊丽莎白注意到，餐桌旁只有三个位子。“孩子们不跟我们一起吃吗？”她问道。“是啊，”诺玛答道，“他们在游戏室吃。”“为什么？”
这问题很无谓，因为她知道答案。孩子们之所以跟大人分开吃，是因为伊丽莎白不喜欢看到饭桌上有肉；而诺玛不愿意改变孩子们的饮食习惯，来迎合伊丽莎白；她跟约翰说，那是“你母亲的脆弱和敏感”。
“为什么？”伊丽莎白又问了一次。
诺玛怒冲冲地瞟了约翰一眼。约翰叹了口气。“母亲，”他说，“孩子们正在吃鸡肉，就是因为这个。”
“哦，”伊丽莎白说，“我明白了。”
约翰是阿波尔顿学院物理学和天文学专业的副教授。他母亲受邀来学院，发表一年一度的“盖茨演讲”，并跟文学专业的学生见面。因为科斯特洛是他母亲当姑娘时用的姓，也因为他从未曾找到任何理由到处跟人说，他跟伊丽莎白有关系；所以，当学院邀请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时，人们还不知道，在阿波尔顿这个地方，这位澳大利亚小说家还有家属。约翰宁愿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基于伊丽莎白作为小说家的声望，这位白发苍苍的女士受邀到阿波尔顿来，可以自己选择讲题。经过选择，她答复说，她不讲她自己，也不讲她的小说；因为，毫无疑问，资助方喜欢她讲讲她的癖好，比如她对动物的喜爱。
约翰·伯纳德之所以从来不张扬自己跟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关系，是因为他喜欢在这世界上自己闯出一条路来。他并不是为自己的母亲感到羞愧。恰恰相反，尽管母亲把他、他的姐姐以及他的继父都写进了书中，为此他有时候还感到过痛苦；但是，他为母亲感到自豪。不过，他不相信自己真想去听她再次讲什么动物权益，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知道，听完回家，到了床上，他会受到他老婆毁谤性的数落。
约翰和诺玛都曾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正是在那时，他俩相识并结婚。诺玛是哲学博士，专门研究心理哲学；跟约翰一起移居到阿波尔顿之后，她一直无法找到一个教书的职位。这是她痛苦的成因，也是夫妻俩冲突的原因。
诺玛和约翰的母亲从未曾相互喜欢过。也许伊丽莎白早就决定，不喜欢约翰娶的任何女人。至于诺玛，她从来是直截了当地跟约翰说，他母亲的书都被估价太高；而且，关于动物、动物意识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道德关系等，他母亲的看法都是不成熟、不理智的。目前，诺玛正在给一家哲学杂志写一篇论文，是关于灵长类动物学习语言的试验的。假如在文章中的某一条注解中他母亲受到奚落，约翰不会感到惊讶。
约翰本人对动物没有任何想法。小时候，他养过一阵子老鼠。除此之外，他对动物几乎没有任何了解。他们的大儿子想要一只小狗。他和诺玛都拒绝了。他们倒是不在乎小狗，但他们预见到，一条狗长大后，就会有大狗的性欲，那就麻烦了。
约翰相信，他母亲有权利坚持她自己的信念。如果她想把老年用来作宣传，反对虐待动物，那是她的权利。幸好，几天之后，伊丽莎白将踏上旅程，到她的下一个目的地去，而他也将回到他自己的工作中去。
他母亲在沃尔瑟姆的第一个早上，起得有点晚。他去上课，吃中饭时回到家里，开车带母亲在城里到处转了转。演讲安排在下午晚些时候。演讲之后，主办方将有正式的宴请，约翰和诺玛都属于被邀之列。
英语系的爱莱娜·马克思先作了一番介绍。约翰不认识爱莱娜，但知道她写过关于他母亲的文章。他注意到，在爱莱娜的介绍中，她根本不想把他母亲的小说跟演讲的主题结合起来。
随后，轮到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讲话。对约翰而言，她显得又老又累。他坐在前排，挨着他妻子，他力图给母亲加劲。
“女士们，先生们，”伊丽莎白开始说道，“自从上次我在美国作演讲，已经有两年了。在我上次的演讲中，我提到了伟大的寓言作家弗朗茨·卡夫卡，尤其是他的小说《给科学院的报告》；小说写的是一只受过教育的猿猴，叫红彼得，它站在一帮学者面前，讲述它自己的生平故事———它如何由野兽进化为跟人接近的猿猴。在那次演讲的现场，我感到自己有点像红彼得，所以才那么说。今天，这种感觉甚至可以说是更加强烈了；我希望，你们会越来越明白其中的原因。
“一般演讲者开始时都会说点轻松的话，目的是要让听众放松。刚才，我把自己比成卡夫卡的猿猴，可以看做是这一类轻松的话；我是想让你们放松，我是想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既不是神明，也不是野兽。在卡夫卡的寓言里，那猿猴在人类面前表演，犹如犹太人在‘非犹太人’面前表演。然而，在你们中间，有人读过这小说；甚至这些人都会———事实上，我不是犹太人———善待我，只作表面上的对比；也就是说，把这种对比看做是一种解嘲。
“我一开始就想说明，那不是我说这番话———我感觉自己像红彼得———的本意。我的本意并不在解嘲。我这是实话实说，我说的就是我想的。我已是个老人，再也没有时间说那些我不想说的话了。”
他母亲的演讲并不精彩，甚至作为她自己的故事的读者，她都缺乏兴奋之情。小时候，约翰一直为此而困惑，一个女人为了生计写书，居然那么不善于在床头给自己的孩子讲故事。
由于她讲得太平淡，也由于她的目光始终不离开讲稿，约翰感到，母亲的话产生不了影响。而他，由于他了解母亲，所以能感觉到她真正的想法。他并不期盼未来，并不想听母亲谈论死亡。另外，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母亲的听众们———总的来说，主要是年轻人———更不想听她谈死亡。
“在给你们谈论动物这个主题时，”伊丽莎白继续说道，“我要向你们说明，让我们快速地谈谈动物们在生时和死时所面临的种种恐怖情形。在养殖场（我在称它们农场时，总是犹豫不决）里，在屠宰场里，在拖拉船上，在实验室里，在全世界，此时此刻，动物们正在遭受磨难；尽管我没有理由认为，在你们头脑最活跃的中枢神经区域，你们会想到这一点；但是，我宁愿相信，在我面前，你们把揭发那些恐怖事件的能力藏起来了，习以为常，置之不理。我只是要提醒你们，我在这里不打算详谈种种恐怖事件，但它们仍然是此次演讲的中心内容。
“在1942年和1945年之间，在第三帝国的集中营里，有数百万人被害死：光是在特雷布林卡，就死了一百五十多万人，也许多达三百万。这些数字使我们的心灵麻木。我们自己只死一回。至于他人的死亡，我们一次也只能理解一个。在抽象意义上，也许我们能数到一百万，但我们无法计算一百万人的死亡。
“住在特雷布林卡周围乡间的人们———大部分都是波兰人———说，他们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情况；他们说，对于里面的情况，他们能猜个大概，但并不确切知晓；他们还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可能是知道的，但从另外的意义上说，他们并不知道，由于自身的原因，他们没有条件去了解。
“特雷布林卡周围的人们并不是特例。在第三帝国，到处都有集中营，光是在波兰，就将近有六千个，在德国也有几千个，具体多少，谁也说不清。很少有德国人的住处离开集中营的距离超过几公里的。并不是所有的集中营都是死亡营，死亡营是专门用来杀人的；不过，在所有集中营里，都有恐怖在蔓延；由于自身的原因，我们至今没有条件去了解全部的恐怖情形。
第三课第三课 动物的生命之一（2）
“我们并不能因为那特定的一代德国人发动了一场扩张主义的战争，并战败了，就总是在意识上把他们排除在人类之外，在能够重新被人类接纳之前，他们得有些特别的举动，或表现出某种特殊的形象。在我们看来，由于一意孤行，盲目无知，他们失去了人性。在希特勒统治下的那种战争环境里，无知可能是得以不死的法宝；不过，那是一个借口，由于我们具有可敬而严格的道德，所以我们拒绝接受这个借口。我们说，在德国，人们跨越了一条明确的界线，从而使自己超越了普通的杀戮和战争的残忍，进入了一种我们只能称之为‘原罪’的状态。但是，在过去，恰恰相反，我们曾说，标志那一代德国人的，一直是灵魂的疾病。这固然是那些做出种种邪恶举动的第三帝国国民的标志，但也是那些漠视这些举动的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