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多鹤 作者:严歌苓-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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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鹤竟让轻轻滚动的西瓜给晃睡着了。
她是被冷醒的;身上的油布不知哪里去了。回过头;七八个孩子全不见了;不少西瓜随他们一块下了车。火车扎在无尽的黑夜里;往更深的夜色里躜着;她不知道时间、地点。但她知道;什么都帮了张俭的忙;让他得逞了;让他分开了她和她的孩子。她和祖国、代浪村、死去的每一个竹内家的骨血终于被分开了。
西瓜车在毒太阳里开开停停;在大雨里也开开停停。她多次下狠心跳下车;又多次下狠心留在了车上。一连几天的西瓜餐;她浑身都让红色、黄色的西瓜汁泡透;被风吹散的长头发又被西瓜皮汁粘住;成了一件头发结成的蓑衣。她脑子里全是呼呼的风声;是火车和黑暗磨擦出来的声响。那声响灌进皮肉、血管;随着两行泪横飞。她伏在一个个冰凉、滚动的西瓜上;任这些无信的、不负责的球体把她抛到左抛到右。多年前她被装在麻袋里;被土匪搁在奔跑的马背上;她也不比这时更绝望。她仰面躺在西瓜上;想到了阿纹。
那个躺在路边生孩子的阿纹。阿纹长发披散;脸色如蜡;嘴唇煞白;就这样躺在一九四五年的九月傍晚。她躺得像一堆血糊糊的垃圾:泡透了血的一件和服;两条血淋淋的腿;一个还在冒热气的血孩子。她是走着走着就完成了分娩的。婴儿眼看着就不动了;长长的脐带打了好几个弯;瓜蔓一般连着未熟的瓜。阿纹不要人们靠近;一边龇牙咧嘴一边嘶喊:“加油啊!快走啊!别过来!别杀我!我一会儿就跟上!别杀我——我还没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她的手掌满是血污;向人们一下一下地挥舞;要从她身边过去很久人们才悟到;她那龇牙咧嘴原来是笑容。她笑着向人们讨饶:“别杀了我;我还没有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她血淋淋的手掌握起拳头;一上一下地挥动;给自己的嘶喊打拍子:“加油!加油!”
嗓音撕布一样……
不体面的阿纹。就因为要找她的孩子。
于是这样一个不体面的多鹤出现在南来北往的旅客眼前;披着头发结成的黑蓑衣;馊臭的连衣裙上一片绿苍蝇。
那个苍蝇如云的车站叫做“武昌”。她不知道到达这个站之前火车被换过几次车头。迎面而来的楼、房屋、密集的电线杆让她知道这是个大地方;比她住过的两个城市都大。西瓜一车皮一车皮地被人卸下去。快要卸到她这一车了;她突然想到;她吃下去的、用作洗脸洗手当便盆的西瓜有几十个。跟那七八个孩子下车的西瓜至少也上百。那上百个西瓜的账也会记到她头上。你有证据说你没有吃或者糟蹋掉那上百个西瓜吗?你有证据没有跟沿线的盗匪里应外合把西瓜抛下去;回头再跟他们分赃吗?多鹤不了解中国的法律怎样制裁这样的事;但她知道天下法律都不会轻饶这样的事。
她看准一个空子;从车上爬下来;等正在卸前一辆车的工人们反应过来;她已经成了他们眼里一条披头散发、肮脏的花影子;在一大团蒸汽里一闪而逝。蒸汽发自一列刚刚停靠的客车;她从客车轮子间爬过;车肚皮上挂着迢迢千里的黑色尘土又蹭在她泡透红色、黄色西瓜汁的白底子带红点、绿点、黄点的花连衣裙上。
她走在旅客当中;人们不顾肩上扛的沉重行李一再向她回头。
前几天的西瓜餐这时发作了。她被肠道内突然的冲击力弄得浑身发冷;脖子上和手臂上乍起一层鸡皮疙瘩。她会用中国话打听厕所;但人们终于听懂她的话之后给的回答却是她不懂的。所有人都用完全不同的音调、吐字;和气地对她一遍又一遍地讲着什么。她觉得肠子里的咕咕响动一定让他们听见了。她捂着肚子;半佝着腰;一动也不敢动。
人群中终于有一个女人;扯起她黏糊糊的手便走。
蹲在茅坑上她突然想起自己没有草纸。
那女人竟十分善解人意;推开茅坑的隔门;递给她一张印满人脸的纸。纸的背后还有石灰;是刚从墙上撕下来的。人脸上画着红叉;对着自己的终极下场目瞪口呆。她但凡有一点办法;绝不会把这样带脸的纸做那样的用途。
等她头重脚轻地走出厕所;两个戴口罩的人朝她走来。她蹲在茅坑上的时间足够那个女人推测她是怎么回事了。那女人用多鹤完全不懂的话对戴口罩的人大声说着;一边指着多鹤。两个人走近了;才能看出男女。他们中的男人用音调奇怪的中国话说多鹤病得不轻;得跟他走。他们中的女人说车站医疗室不远;走几步就到。
两人的眼睛在大口罩上面微笑。多鹤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跟他们走了。
医疗室的长椅上躺着哼哼唧唧的男人女人;还有两人躺在白色带轮子的床上。多鹤被带进来;戴口罩的女人对一个躺着的男人说了句什么。男人缩起腿;戴口罩的女人让多鹤坐在刚刚搁过男人赤脚的地方。多鹤刚坐下;那男人的脚又回来了;她只好坐在地上。
戴口罩的女人从里屋拿来一根体温计;放在多鹤嘴里。这根体温计让多鹤安全起来。她到张家这些年;每次发烧;体温计就是一个手掌。小环或张俭的(过去是张站长或二孩妈的)手掌在她额头上按一按;体温就测出来了。自从离开代浪村;她的嘴还是第一次接触这冰凉的易碎的玻璃棍;她闭上眼;醉在那微辣的酒精气味里:那气味就是她对于铃木医生的记忆。戴口罩的男人这时走出来;翻开多鹤的眼皮;仔细地看;手指也像铃木医生那么轻盈灵巧。
根据体温计的测量结果;她的体温不高;基本正常。戴口罩的女人是个护士;这时走上来;说是要抽血。她一边在多鹤胳膊上擦酒精、系胶皮管、扎针头;一边用她那一口总有点偏差的中国话告诉多鹤;正在流行的血吸虫病很厉害;从东边来的火车总会带来几个病重的。
多鹤对他们的话不全懂;但猜出此地正流行某种可怕的疾病。她问护士什么叫血吸虫。
护士看着她;好像没听懂。
她想她的话有那么难懂吗?她会不会把句子讲颠倒了?她硬硬头皮又问了一次;这次换了一种句法。
护士反问她是哪里人。
多鹤不讲话了。
护士抽了血;拿了一个硬皮夹子;上面铺着一张表格。她说这是病历;必须填写。要填的项目有:姓名、住址、家庭成员、婚姻状况……多鹤拿起笔;又放下。不知为什么;她哭起来。填什么也不准确。代浪村的家是多鹤唯一记住的住址。代浪村的人走上逃亡血路;从那一刻起;这些项目就没法填了。从那颗手榴弹落在妈妈、弟弟、妹妹身边之后;她怎么填写“家庭成员”?从张俭把她丢弃在江边礁石上;从她的乳房因为没人吮吸而胀成两只铁球;从她断了跟丫头之间的私密对话;她两臂间空着大孩二孩的位置;“家庭成员”四个字成了她最不想去读、最不愿去理解的四个字——四个中国、日本共用的字。
女护士先站在她身边看她哭;过一会儿;她蹲下来;想从她两只捧住脸的手缝里找她的眼睛。再过一会儿;男医生来了;问她到底怎么了。
躺在椅子上、床上的五个病人全停下了哼唧;听她哭。
她哭得气也喘不上来;几次噎住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和护士以为她哭完了;刚开口问她“家住哪里;有证件吗”?她一口气捌过来;疏通开;又接着哭下去。哭得她浑身筋骨疏开又抽紧;男医生两只焦虑颠动的脚;在她泪水淹没的视野里;成了一对不可认识的异物。
她哭尽了最后一把力气;靠在椅子腿上。医生和护士小声嘀咕她什么;她不在乎;在乎她也听不懂。他们之间讲的话跟这里人一样;冒出许多陌生的滑音;完全不同于张俭和小环的中国话。
他们改用先前的语言同她谈话:家里出了什么事?家里还有人吗?碰到坏人了?她的样子让他们怀疑她遭受了人身袭击。她是死里逃生逃出来的吗?她一定受了太大的刺激;他们理解她——谁受了过度的刺激都一时不愿开口。
他们给她打了一针;等他们拔出针头;两个戴口罩的人影在她眼前已经一层虚光;再一眨眼;他们跟灯光不太亮的空间混成了一片灰白色。
她醒来已是早晨。两个乳房把她胀醒了。她看看周围;发现她已经不在原先那间医疗室;而在一间病房里。窗外在下雨;病房还有三张空床;她不明白她为什么享受单间的特权。身上的衣服被换过了;现在是一身不分男女、印着红十字和某某医院字号的衣裤。她的花连衣裙被团在对面空床上、她想到那五元钱;她不知五块钱到底是多大一笔财产;但那是她眼下仅有的财产。
五块钱竟然还在那个带荷叶边的布包里;和裙子一样带着黏稠的潮润和西瓜的馊味。她把五块钱和连衣裙都塞到自己枕头下。
似乎是她的动作引来一个人。那人穿白色制服;戴领章。她想起了:是警察。警察她是见过的;过年过节到居民楼来;站在楼下;跟趴在公共阳台上的家属孩子们讲“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趁机破坏;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
这个警察二十多岁;一边打量她一边把手里的硬壳帽戴到头上。他问她是不是好一点。他的话又跟那个男医生和那个女护士不同;又是一种音调。因此他讲到第三遍时她才点点头;接着给他鞠了躬。
“你暂时先养病吧;啊?”警察说。
这回他讲到第二遍她就点头了;点完头她又鞠一躬。
“不要那么客气。”警察皱起眉头;有点嫌烦的意思;同时他做了个手势。她是先懂他的表情和手势的:他嫌她鞠躬鞠多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再谈。”
然后警察又做了个手势;请她躺回床上;他自己出去了。她躺在床上。看着急需粉刷的天花板;想警察到底是友善还是敌意。似乎都不是。似乎兼而有之。天花板上一条条细细的裂纹;有的地方石膏蜕皮了。警察和她谈完话会拿她怎么办?
为什么会是一个警察?是一个常常到楼下宣讲“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的警察?那么;就是昨天的男医生和女护士给她打了安眠针之后向警察报告了。她是一个可疑的人。难怪她单独住一间病房。可疑的人威胁正常人的安全。
一个年纪很轻的护士推着小车进来;从屋角拉过一根铁架子;又从车上拿起一瓶药水;走到床尾;大眼睛愣了几秒钟;再回到药水瓶上。她在多鹤手臂上极其认真地扎了三四个眼;终于成功地扎了进去。两个小时后;输液结束了;多鹤爬到床尾;看到那里挂了一个牌子:姓名:?性别:女;年龄:?籍贯:?病因:急性胃肠炎。
这是一个充满疑问的病人。这个病人给看起来了。门外的警察有枪吗?可疑的病人一旦出了这个门;沿着走廊飞奔时;一颗子弹就会把她撂倒在光滑的水磨石地上吗?这条走廊有七八米长;从小护士推车走来的声音;能大致测出它的长度。上厕所呢?就在床下便盆里解决。不行;不习惯便盆;必须去厕所。习惯不习惯;由不得你!
可疑的人或许连最不可疑的生理要求也显得可疑。从窗子看出去;白杨树的高度让她明白病房在二楼。
她悄悄地下床;眼睛同时搜索她的鞋子。那是一双凉鞋;鞋面是用白布自制的;在鞋匠铺上了轮胎底;走路一点声响也没有。可是它们不见了。可疑的病人一旦没了鞋就更好看守了。
她抖开一团馊臭的连衣裙;飞快地换下身上的病员服;再一次摸摸小包里的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