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疑云:960年到1279年之两宋典故 作者:吴蔚-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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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两次上书的小官郑侠又有惊人之举,第三次上书,这次弹劾的是宰相吕惠卿。郑侠认为吕惠卿本性奸诈,又与王安石是朋党,建议罢黜吕惠卿,任用冯京为宰相。郑侠还指出元绛、王介、孙永、冯京是仁义之人,可以担任执政大臣的重任。吕惠卿对此怒不可遏,结果郑侠被贬官汀州(今福建长汀),不许再入仕途。
此时,变法派的中坚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吕惠卿本是个极有野心的人,他一开始依附王安石,不过是为了个人利益,想借新政出头。王安石离开后,他大力提拔亲戚吕升卿、吕和卿等人,想通过裙带关系来扶植自己的势力。最令人寒心的是,吕惠卿还打着变法的招牌,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内部的其他成员,想趁机取代之前王安石的领袖地位。吕惠卿如此肆意妄为,引起朝中大臣普遍不满。韩绛等人上书,强烈请求宋神宗召王安石返京复职。宋神宗也认为只有王安石才能挽回局面。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十个月后,重新回京复职。
王安石虽然回京了,离开相位也不满一年,然而,情况已经变化得太多。吕惠卿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积极帮助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了,他不但不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处处离间,公然挑拨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宋神宗发觉了吕惠卿的阴谋,将他贬出京城,但变法派阵营已经开始分裂。虽然王安石还是想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将变法进行下去,然而,实际情况表明,他已无能为力了。最大的问题,王安石与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宋神宗此时已经将近而立之年,近十年的经历足以使曾经稚嫩的皇帝变得成熟,他对变法有了自己的理解和计划,不想再事事依靠王安石。既然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改革之路越走越难也是在所难免了。
熙宁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的爱子王雱(音pang,同乓)病逝。王雱精明能干,是王安石政治上有力的支持者。儿子早逝对王安石的打击极大,加上政治上并不如意,弄得身心俱疲,王安石就此请求退休,宋神宗也顺水推舟地同意了。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离开了京城。从此,他退居金陵,潜心于研究学问,再也不过问政事。
王安石回到金陵后,就收到二女儿的省亲诗:“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泪看黄花。”诗中充满恋亲之情。王安石写了一首和诗回答:“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忆家。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唯有妙莲花。”不但不让女儿回家省亲,还劝她在黄卷青灯中了却尘缘。这并非王安石真的不近人情,而是二女儿嫁给了前宰相吴充之子,吴充刚于前年罢相,两个罢相之家亲密往来,岂不是要让宋神宗起疑。从这件事多少可以看出,王安石与宋神宗之间的关系早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王安石离开了,宋神宗失去了最有力的同盟,但他并未就此放弃变法改革的理想。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宋神宗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并特意改年号为“元丰”。不过,变法并不因为是皇帝主持就一帆风顺了,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异议不断,这不免让少有变革之志的宋神宗有了强烈的挫败感。面对纷纷的非议和巨大的压力,宋神宗恼怒异常,他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表现皇帝权威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几个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大臣,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以此来杀鸡骇猴。而著名的大学者苏轼刚好赶在了风口浪尖。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词开豪放一派,为著名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之后才名满天下。他资禀忠爱,议论英发,历典州郡,所至皆有建树。其文章政事为天下所宗仰,甚至盖过欧阳修为文坛领袖。苏轼的书法也极为出色,与黄庭坚、米芾、蔡襄(一说蔡京)并称北宋四大书法家,打破了晋代“二王”和唐代颜真卿、柳公权书法的严整格局,建立了抒发个性、纵恣疏放的书风,统领了南宋书坛并影响各代。苏轼“自幼好书,老而不倦”,其书博取古之众长,擅长行、楷,从《兰亭序帖》入手,后取颜真卿之神,故其书风绵里藏针。他多用卧笔、偏锋,笔形丰腴酣畅,笔势在翻澜中不失豪爽劲骨,被黄庭坚赞为“本朝善书,自当推第一”。
宋英宗在未即位前便听说过苏轼鼎鼎大名,十分仰慕。即位后,宋英宗本想按照唐朝的惯例将苏轼召入翰林院,授予他知制诰职务。但宰相韩琦却说:“苏轼是能成大器的,今后必然会被皇帝所重用,只要朝廷好好栽培他,那么全国的文人学士都会为皇帝效劳。那时,人心所向,也就不敢有人对此有异议了。倘若现在突然重用苏轼,天下士大夫恐怕会怀疑他的能力,这对苏轼是极为不利的。”宋英宗还是不甘心,又问韩琦:“让苏轼修起居注怎么样?”韩琦说:“修起居注与知制诰官职性质相同,官品接近,恐怕也不太合适。”由于韩琦的一再阻挠,宋英宗只好任命苏轼在史馆试用。在宋神宗时,苏轼才受重用,官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等职,但不久就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黜出京。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到了湖州后,苏轼作《湖州谢上表》。其实这只是例行公事,只要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之类便可以上交了。但苏轼性格豪迈,不拘小节,兴之所至,又在谢表中添加了一句“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其实就是发牢骚的意味,以此来表示对新法的不满。
本来这种谢表送到朝廷,也不会有太多人留意,偏偏苏轼文名满天下,文章一出,世人莫不争相一睹为快,就连苏轼的谢表也格外为人瞩目。由于“新进”是暗指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结果惹怒了一些尚在当政的新进们。他们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诽谤朝廷,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
天下不满新法的人大有人在,苏轼这一句牢骚也不是太大的罪名。为了置苏轼于死地,一张有预谋的罗网悄悄展开了。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弹劾苏轼“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还专门举出了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为了罗织更大的罪名,这些人更是处心积虑地从苏轼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予定罪。如苏轼自责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一句,本来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却被说成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而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则被指称为影射皇帝。“皇上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之心,莫过于此”!
如此一来,苏轼的罪名就大了,已经到了罪大恶极的地步,非死不可了。
尽管想要苏轼死的人很多,宋神宗也对苏轼非常恼火,但他还是不愿意下杀手,只同意逮捕苏轼,而且特意要求在进京途中,不得将苏轼关入监狱过夜。
同年七月,御史台派遣皇甫遵前去逮捕苏轼。苏轼密友王诜得知消息后,紧急派人告知苏辙,苏辙立即派人送信给兄长。苏轼得知消息后,立即告假在家。皇甫遵到后,苏轼心中恐惧,甚至不敢出来与皇甫遵见面。后来经皇甫遵反复解释,并非前来捉拿,苏轼才勉强出来相见。
在进京的路上,苏轼听说罪名重大,不知道此行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因此数次想跳水自杀,只是担心自己一死,会牵连到弟弟苏辙,这才没有下定决心。苏轼走后,他妻子王闰之为了避祸,将苏轼诗文手稿全部烧毁,苏轼的作品因此而湮没不少。苏轼后来在给文彦博的信中说起这事:“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着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黄州上文潞公书》)
到京城后,苏轼被正式逮捕下狱,交御史台审讯。与苏轼关系密切的亲友,如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均受到了牵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其长子苏迈(第一任妻子王弗所生)每天都去监狱给他送饭。在等待最后朝廷判决的时候,由于父子不能见面,二人便暗中约定:苏迈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得到判决死刑的坏消息,就改送鱼,好让苏轼早有心理准备。凑巧的是,有一天苏迈刚好有事,不能去给父亲送饭,就委托一个朋友代劳。朋友十分热心,特意给苏轼准备了一条鱼。结果苏轼一见鱼就大惊失色,以为朝廷已经判决自己死刑,便写了两首绝命诗,托人带给弟弟苏辙。两首诗为: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辙看到哥哥的绝命诗后,也大吃一惊,立即痛哭流涕地给宋神宗上书,要求用自己的官爵为其兄赎罪。其实此时朝廷还没有判决苏轼死刑,不过是代苏迈送饭的朋友并不知道“鱼与死刑”的约定。不过,此时宋神宗正为如何处置苏轼而犹豫不决,宋太祖曾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而朝廷中也有很多人爱惜苏轼才华,为苏轼求情。就连赋闲在家的王安石听说此事后,也紧急上书劝说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重病在床的曹太后已经奄奄一息,听说苏轼的事后,抱病责备宋神宗。这些台前幕后的人,对挽救苏轼的命运起了决定的作用。宋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相当于待遇好点的囚徒。
苏轼被拘禁近百日后,终于获释。巨大的挫折并没有改变苏轼豪爽的性格,饱经忧患的人生体验反而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正是在黄州的日子,他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脍炙人口的诗词。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苏轼被贬到黄州,还写了一首名叫《猪肉颂》的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其中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名菜“东坡肉”的烹调法。苏轼后来任杭州太守,修苏堤,兴水利,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为当地的一道名菜。
受苏轼牵连的人中,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