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白血红 作者:张正隆-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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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参谋部原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老人，当时是“东总”作战科参谋。一下江南时，５师在靠山屯打了胜仗，林彪让他去了解情况，总结经验。还未赶到，敌人增援上来了，５师撤了，他被隔在敌后。５师没见到人，家里慌了神，以为又跑了一个。他带着两个骑兵通信员绕了一天一夜赶回来时，有人正在查他的档案。
高秀成老人讲得更有意思：抚顺撤退后，营长高占会开小差了，带着管理员、通信班长和通信员跑了，骑我的马。营长开小差了，教导员有责任，这没说的。师里领导（老人是讲了姓名的）却非说我知道不可，是故意放走的。我和营长是老乡，关系也挺好，可他要跑谁知道呀！把我“下放”到铁岭一个兵站当站长。四平撤退那个乱劲，师找不到团，连找不到营。我那个兵站也没人管，大概认为我旱跑了。兵站加上一个宣传队，男男女女１００多人，就一支枪。转哪转哪，也算老天爷照应，在东丰找到了部队。哪知道领导还是不放心。
我这个人心里不存话，爱发个牢骚，爱发牢骚就是重点对象。撅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就坏在这张嘴上了。
让我到师里当秘书。就念４年书，“秘”字都认不大准，怎么当这个“秘书”？为的是放到领导眼皮底下好放心。还派个通信员监视，上街买盒烟也跟着我。
那个通信员也不争气，他倒跑了。
领导又说是我放走的，在柳河关我三个月，真能把死人气活了。闲着没事，我就敲门砸窗。领导来了，说你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我说我没法经受这种考验，我不能把他们的觉悟都教育提高到中央委员那水平上。
某军副政委刘学友老人，１９４７年入伍后，就在北安军政大学读书。毕业后到哈尔滨，还没分配工作，先搞“内部清理”。会几句日本话的，不是“汉奸”，就是“特务”，关起来先打一顿。他那个区队抓起１／１０，最后又把抓人的人都抓起来了。
把这些都归咎于王继芳，是不公正的。
很多老人讲了很多关于“内部清理”的事情。讲“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一些被特派员找去谈话就没影了，也不知为的什么。当过特派员的老人，讲起来也直摇头叹气。
陈世勋老人说，１９３７年微山湖西“肃托”，杀了３００多人。哪来那么多“托派”呀！用电话线把大拇指和大脚指捆上，摇电话机上电刑。受不了就招，招谁抓谁，招了就杀。大都是些参军不久的男女学生，平时敢说话，爱发点牢骚的。为了节省子弹，就用刺刀扎，女的朝阴道里扎……
有的老人说，要打仗了，被关押的“敌人”都要求上战场经受“考验”。一些人就是想死在敌人手里——死在自己人手里是什么滋味呀？命大的，没死了，回来再吊起来拷打，审问……
一些人挨整，是因为开小差，投敌，或是被疑为要开小差要投敌。
肺部至今还嵌块弹片的吕效荣老人，正好与此拧着劲儿。
——日本投降后，你为什么要搞暴动，不回家？后来那么多人都跑了，你为什么不跑？
老人说，他当指导员的那个８连，１８５人全是本溪茨沟暴动的“特殊工人”。
四平撤退前伤亡、逃亡１／３，进关时剩下２０多个，全国解放就不到１０个了。
战争年代剩下的都是金子，信任又重用。１９５５年审干，这些人被拨拉出来过遍筛子，倒也没什么。到“文化大革命”就都成粪土了，翻来覆去问你留在革命队伍里想干什么？有个石子亮，是山西决死队的，暴动负责人之一，在广州一个区公安分局当局长，活活给打死了。留在部队的几个挺幸运，去农场喂猪养鸡种地。我们有那么多这样那样的“办公室”，有那么多想干事，没事干，或是没正经事干的人，能不能再增加一个办公室，把党内军内历次“内部清理”的“战果”统计一下，看看从“ＡＢ团”，“托派”到“叛徒特务走资派”，究竟有多少？
再研究探讨一下，其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夏天穿棉袄
５月２９日，林彪在给“周林陈并曹”（49）的电报中说：你们炮兵团的直属队，及一门榴弹炮，共五百人，其中大部分为革命的韩国人，另外有十余日本人，因未接你们撤退命令，在吉林附近被敌人机械化步兵追上，全部被俘……
６月１日，彭真、罗荣桓和高岗在给“饶伍叶周（50）并中央”的电报中，说：我军自四平撤至公主岭附近时，敌以多路平行纵队各附汽车坦克向我追击，其受我抵抗之路则停止，而他路则进行包围，飞机进行放肆轰炸，故被割断我部队甚多，至今尚存数团，数个营，数个连，落在敌后面，尚不知去向……
在梅河口南，中长路和沈吉路之间的三角地带，一支部队行踪这定，漫无边际地转悠着，从百花盛开的５月下旬，直转悠到一片浓绿的７月。
看穿着是群叫花子，而且是“叫花子之最”。分不清什么颜色的棉衣，也不管袖口、膝盖或肩头什么地方，到处开花绽朵，和路边香气袭人的野花争妍斗艳。那脸也不知多长时间没洗了，那头发、胡子也不知多长时间没理了。猛一见，就像从人类原始时代走来的一群野人。再看肩头还扛着枪，又分明像“胡子”。可在这方面见多识广的黑土地人，祖祖辈辈也没见过这样破衣烂衫，头发、胡子长了这样长的“胡子”呀！
这是被阻隔在敌后的３师独立旅直属队和两个团。
离休前为沈阳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石瑛老人，挺爱笑，笑得文雅，达观。也挺爱动感情，讲着讲着，脸色骤变，有时还骂两句，挺吓人。
在东北野战军的师级干部中，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讲，“是个走到哪里都要说了算的人”。他也确实能说了算，因为他有能力，又有魄力。
可现在，独立旅政治部主任石瑛，只能带着他的部队像没头苍蝇似的瞎转悠。独立旅原在大洼一带抗击７１军。旅长兼政委吴信泉（离休前为军委炮兵副司令员），从苏北出发时身体就不好，这时终于累倒了。四平撤退前，林彪命令独立旅在这一带牵制、迷惑敌人，没有命令不得离开。
老人说：当时，周保中、陈光在延边一带，３纵程世才在通化附近，邓华和吴法宪在八面城西北。开头都来电报，要独立旅去配合他们作战。我（输入者注：此处这个‘我’字似乎应为‘他’字）们是主力呀。都比我官大，都得听。这一头，那一头，有的是有敌人过不去，有的是走到半道情况变了，只在东丰打了一下。后来电池用光了，不能收发报了，清静了，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是不是可以归队了。实际上，周围都是敌人，也出不去了。部队忽啦啦往北一撤，地方政权哗啦啦全垮了。原来见面点头哈腰的地方干部，现在都不见了。
我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那会闷得吓人，一人开口，大家都像炮炸膛。说黄克诚瞎指挥，说林彪只顾自己逃命，后来把矛头对准我：你还想把我们往哪儿瞎领呀！
有怨气得让人放。你是领导，不冲你放冲谁放？下边干部战士不也一样冲他们放吗？放怨气是信得过你，也是逼你、将你。
我先把前一阶段收到一些电报的有关段落念一遍，那意思是很明白的。然后说，大家东跑西颠很辛苦。７月天还穿着大棉袄，捂得要生蛆。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挺住，要把部队带出去，一个人也不能丢！大家从苏北千辛万苦到东北，都是“老骨头”，是党的宝贝。现在不知道上级意图，上级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怎么办？请大家拿主张。如果商什么高招，那还得听我的。
老人们都说，四平那一仗，若是把这些“老骨头”折腾光了，东北会怎样就不好说了。
石瑛率队北上。到梅河口南山城镇找到个区政府，有日本人留下的旧电池。
张口要几个，人家狮子大开口，让拿１００支枪换。眼下是金子不如窝头的当口，１００支就１００支。
电台“活了”，“东总”命令先拉到柳河。从柳河又横着向西插、晚上睡，白天走。一路走走打打，过了沈吉路、中长路，又过辽河和内蒙没有人烟的沙坨子，快到通辽时，遇上来接应他们的旅独立营。
那可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呀！他们哭，独立营的也哭，战士哭，干部哭，首长哭，抱着哭。
黄达宣老人说，到通辽时，棉裤成了棉裤衩子了，膝盖下边都挂飞了。
郑绍华老人说，他的屁股露了出来。
屁股露出来不要紧，因为大都都是夜间行军。主要是没鞋穿。在苏北不愁这个，这双刚上脚那双就来“慰问”了。闯关东到山东、河北境内，老乡也慰问了些。到东北可就苦了这双脚板了。３师来晚了，独立旅又在最后边，“日本财”一点没发到，老百姓又根本没有“慰问”的习惯。如今坐办公室，一双布鞋３年还好好的。那年月，两天急行军，大脚趾就出来“卖呆”了。
穿戴还算好对付，最主要的是吃。
吃粮给钱。钱是东北局印的票子。国民党没来时，老百姓就不大认这种票子。国民党来了，一看人家那穿戴和手里的家伙，土八路的钱就不叫钱了，更不用说现在打了败仗，让人家撵成这副模样了。物以人贵，钱也一样，后来连这样的“票子”也没有了，就写条子。没有纸，就从破窗纸和糊墙的报纸上撕一条。这件事没忘过，这是当年当八路的基本功。可这条子能不能用？什么时候能有用？别说老百姓，连写条子的人都不知道。
以班为单位，自己解决肚子问题。弄到什么吃什么，弄不到就饿着。
虱子可是一顿不落，一个个吃喝得膘肥体壮，光天化日之下在身上遨游。
解开扣子，里面白花花一层，也分不清是棉花，还是虱子。虱子盼打仗，一打仗就没功夫抓它们了。抓不过来，就脱光膀子抖落。这样搞得差不多了，再抓，或是用牙咬，用石头砸，棉衣里子弄得血渍渍的。砸破肚皮也不死，一张嘴拱进肉里还是喝。有人就说虱子是新６军，真顽强。有人说不对，虱子是“革命虫”，干革命的人才有资格生虱子，地主老财资本家有吗？
走着走着，有人“扑通”就倒了。一动不动，摸摸鼻子还有气儿。赶紧到河里或路边洼坑里掬捧水，最好是到附近人家去找碗米汤，灌下去就活了。
不少人开了小差。１团２连连长和指导员，一块儿跑了。黄达宣那个连少，就跑个副连长。
老人说，当时没少开会，团里开，连里开。讲红军长征多么艰难，讲要看到光明，革命到底。都是实实在在的道理，一听就明白。团长余和坦，政委李少元，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团长讲着讲着就哭了，政委讲着讲着就哭了，大家听着也哭了。
老人说，他那时就记着一个理儿：咱是穷人，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
还记着毛主席的一句话：四四年打倒希特勒，四五年打倒小日本（51）。毛主席１９４３年就能看到抗战胜利，今天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也一定能胜利。
就是凭着这种朴素的信念，黄达宣和他的战友们，用刺刀，用双手，掩埋了一个个倒下去的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