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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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魏格纳的一次演讲后，在德国最重要的科学杂志《自然科学》（1921，219－220）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柏林地理学会听过魏格纳演讲的人，“都绝对地被征服了”，魏格纳的理论得到了“普遍赞同”，尽管在随后的讨论中有过一些小心的反对意见和善意的警告。巴辛的结论是：“没有反对魏格纳的充分理由，但是，在理论得到毫无保留地接受以前，还必须找到更加坚实可靠的证据。”　　　　
　　在英国《地质学杂志》1922年8月号的一篇评论中则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声音，在这篇文章中，菲利普·赖克直率地指出，魏格纳“不是在探求真理，而是在为一种理由辩护，而对反对这一理论的事实和论点置之不理”。在美国，《地理学评论》1922年10月号上发表了H．F．雷德的文章，他尖刻地指出，他所了解的所有事实无不是对大陆漂移和极地迁移理论的致命打击。在同一年秋天，大陆漂移说也成了英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探讨和争论的主题。公开发表的由W．B．怀特撰写的年会报告将这一事件描述成“活跃的也是毫无结果的”。但是，1922年3月16日的《曼彻斯特卫报》发表了F，E．维斯教授的《大陆移动：新的理论》这一署名文章。维斯指出，魏格纳的理论“对于地理学和地质学都是极为重要的”，“对于生物科学也大有禆益”。他最后总结说，这一理论“是一个极好的科学假说，它将大大激发进一步的探究”。　　　　
　　20世纪20年代有关大陆漂移的主要科学事件，是1926年由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图尔萨召开的一次辩论会，会议论文集《大陆漂移理论：魏格纳关于陆地起源和运动的论文集》于1928年出版。出席那次辩论会的有魏格纳本人和F．B．泰勒，其他11位与会者中，有8位美国人和3位欧洲人。会议主席，荷兰地质学家，马兰德石油公司副总裁W．格拉赫特为这本文集写了支持大陆漂移说的长篇序言和驳斥反对意见的后记。这两篇文章占据了该文集一半以上的篇幅。一些与会者（耶鲁大学的C．R．郎格维尔，都柏林大学的J．乔里，德尔夫特大学的G．A．F．莫兰格拉夫，格拉斯哥大学的J．W．格利高里，霍普金斯大学的小约瑟夫·T．辛格瓦尔德）对这个理论深表怀疑，但他们的态度是宽容的，而另一些人（斯坦福大学的贝莱·威利斯，芝加哥大学的罗林·T．钱伯林，美国海岸和大地测量局的威廉·玻维，霍普金斯大学的爱德华。贝利则极力坚持他们提出的相反的地质学论据，并且故意用一种伪科学的和错误的方法为他们自己进行辩护，他们还以嘲讽的口吻宣称，他们的作法与魏格纳的思维方式和著述风格是完全一致的。从今天占优势的观点反过来看，这些批评中充满的仇视和恶意的情绪是耐人寻味的。很显然，魏格纳确实已经向地球科学和牢固的传统信仰的基础发起了正面攻击。　　　　
　　魏格纳假说在诸多方面招致反对。首先，它直接反对几乎所有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的传统思想。这些人从懂事时起受到的一直就是旧有理论的教育，这种理论认定大陆是静止的，地表是固定不动的。大陆漂移说则认为，陆地之间存在一种相对的横向运动。这个大胆的设想就像伽利略时代的哥白尼学说一样，在世人眼中是荒谬的“异端”’“。其次，新的假说认为，对于最肤浅的观察者来说，地球显然是刚性的，而事实并非如此。不过，魏格纳的假说也由此带来了新的问题，正如地球物理学家哈·杰弗里斯等人很早就指出的，大陆漂移似乎需要巨大的、几乎无法想像的动力，它远远超过魏格纳本人提出的潮汐力和极地漂移力。争论的焦点似乎可以用形象的语言加以描绘：“脆弱的陆地之舟，航行在坚硬的海床上”（见格伦1982，5），一般人都认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科学史上，对新理论的提出者往往进行怀有偏见的指责，试图将已开始的科学革命扼杀在萌芽状态，不幸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魏格纳的方法受到攻击，而且因为他没有专业文凭，不是地质学家，而是一位德国气象学家，因此，他被拒绝参加地质学会议，耶鲁大学古生物学名誉教授查理·舒克特（1982，140），把大陆漂移假说称为“德国理论”，而且，他以明显赞同的态度引用P．特迈（法国地质勘探局局长）的话说：魏格纳的理论仅仅是“一个漂亮的梦，一个伟大诗人的梦”，当人们试图拥抱它时，将发现“他得到的只是一堆泡沫和一缕清烟”。而且在舒克特看来，“魏格纳的归纳太轻率了，根本不考虑地质学的全部历史”（p．139），他只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在古生物或地质学领域中没有做过任何实际工作的人。舒克特断定：“一个门外汉把他掌握的事实从一个学科移植到另一个学科，显然不会获得正确的结果”。　　　　
　　魏格纳被拒绝——至少部分是因为他不是地质学“俱乐部”的成员，这一点已经被文献所证实。哈·杰弗里斯在攻击魏格纳的理论，证据和科学方法时，宣称“魏格纳基本上是个气象学家。”1944年，切斯特·R。郎格维尔在《美国科学杂志》（vol．242，p．229）上的一篇文章中虚伪地指出：“仁爱的评论家们指出”，魏格纳的前后不一致和种种疏忽“可以得到宽容，因为他不是地质学家”。更有甚者，直到1978年，乔治·伽罗德·辛普森（1978，272）还一再重复他早年的观点，认为“魏格纳的大部分古生物和生物学依据，要么是歧义的，要么是完全错误的。”他指责魏格纳（这个“德国气象学家”）竟然敢涉足他“没有第一手知识”的领域。　　　　
　　20世纪30…40年代，大多数地质学家都赞同杰弗里斯在其颇有影响的著作《地球》第3版（1952）中所表述的观点：“30年代为大陆漂移说进行的辩护，没有产生经得起检验的理论”。保守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甚至把大陆漂移的观点用作课堂上“解闷的笑料”。哈佛大学古生物学教授帕西·E。雷蒙德，告诉他的学生，泥盆纪的瓣鳃纲斧足动物有一半在美国发现而另一半在爱尔兰发现。这两部分“吻合的相当好”，因而肯定是“同一瓣鳃纲斧动物的两半，这是被魏格纳的假说将其在更新世一分为二的”（马文1973，106）。　　　　
　　然而，本世纪20－30年代，支持魏格纳的也大有人在。哈佛大学的雷金纳德·A．戴利赞同大陆漂移的基本思想，尽管他不是严格的魏格纳派，而且他本人有一次也说过魏格纳是“一个德国气象学家”。戴利提出了他自己的大陆运动学说，现在看来这一学说已经有些“接近现行的板块构造模型之门了”（马文1973，99）。在他那本《我们这颗运动的地球》（1926）一书的扉页上，戴利写下了“Eppur　si　Muove”——这是伽利略在被迫放弃他一直信仰的哥白尼的地动说时所说过的一句辩解的话。（“Eppur　si　Muove”意思是“地球仍在运动”）。　　　　
　　20年代，魏格纳观点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是瑞士诺伊夏特地质学院的创始人和院长埃米尔·阿岗德。1922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次国际地质学会议上，阿岗德勇敢地站出来支持魏格纳提出的“亚洲板块构造”的基本思想，阿岗德不仅收集并整理了大量支持魏格纳学说的论据，而且在划分魏格纳的“运动说”和传统的“固定说”的界限方面作了有益的工作。他宣称，“固定说不是一种理论，而是对几种粗糙理论的消极拼凑”（阿岗德…卡洛兹1977，125）。尽管阿岗德确定无疑地赞成“运动说”并列举了支持这个学说丰富且详细的证据，但他不得不承认：“对产生大陆漂移的力，目前我们还一无所知”（p．162）。　　　　
　　为年代魏格纳的两个主要支持者是亚瑟·霍尔姆斯（许多人认为他是“本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地质学家”）（哈拉姆1973，125）和南非地质学家亚历山大·杜·托依特。1928年那部美国大陆漂移论文集出版时，霍尔姆斯接受了大陆漂移说，并在1928年9月号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评述该论文集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所有反对意见……主要是针对魏格纳本人而不是他的基本观点”。他还指出，“当人们似乎发表完了所有观点之后，接着又出现了比泰勒和魏格纳已提出的更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大陆漂移说。”霍尔姆斯不但接受了大陆运动的一般观点并成为大陆漂移说在英国的主要辩护人，而且，他还提出了新的产生漂移运动的力学原因。按照他的见解，地幔（地球紧临地壳下的那一部分）中熔岩的对流运动会导致山脉的形成和大陆的漂移（马文1973，103；哈拉姆1973，26）。杜·托依特生活于约翰内斯堡，像乌苏拉·马文（1973，107）提醒我们的那样，“生活在古代冈瓦纳大陆的中心，那片大陆的漂移证据最为充分，”他在一本名为《我们奇妙的地球》（1973）（副标题是“大陆漂移假说”）的书中总结了自己的观点。这本书的献辞是，“纪念魏格纳及其他对我们地球地质学作出的卓越贡献”，在这部书中，杜·托依特提出了一个于魏格纳学说略有不同的地球理论（见马文1973，107－110；哈拉姆1973，3O－36），例如，杜·托依特提出，原始大陆并非像魏格纳所说的只有一个——庞哥，而是有两个，即北半球的“劳洛细亚和南半球的冈瓦纳”。　　　　
　　杜·托依特把反对魏格纳假说的原因归结为两个因素：一是缺乏令人满意的产生漂移的力学机制；二是“顽固的保守主义”，他认为后者是整个地质学史中的一个特点。然而，杜·托依特十分清楚，接受大陆漂移说意味着要“重修我们全部的教科书，不仅是地质学的，而且还包括古地理学，古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的教科书”（P．5）。他说，毫无疑问，“漂移说体现了一个伟大而又根本的真理”，而泰勒和魏格纳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假说（p．Vii）。　　　　
　　杜·托依特并不是唯一将魏格纳的理论看作是“革命性”的人。1921年《自然科学》杂志上的撰文者，1922年《自然》杂志上未署名的评论者，1922年F．E．维斯，1926年，凡·德·格拉赫特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和敌手，都使用过这一术语。戴利（1926，260）把大陆漂移理论说成是“新的令人惊异的解释”，许多地质学家认为它过于离奇，甚至是惊人的，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菲利普·赖克也暗示过魏格纳观点的新奇性和革命性，他曾指出，“陆地运动对于我们来说，犹如地球运动对于我们的祖先一样不可思议”（1922，338）。在《地质学杂志》1928年发表的一篇评述《图尔萨论文集》的文章中，赖克明确地使用了魏格纳的“革命性理论”这样的用语。　　　　
　　魏格纳自己十分清楚，他的新观念具有潜在的革命性。1911年，也就是在他公开发表他的新观点的前一年，魏格纳写信给他的同行、教师W．科本。他写道，为什么我们“犹豫不决，不愿放弃旧观点？”“为什么人们极力阻止新的观念达十年甚至三十年之久？也许就因为它是革命性的？”接着他为他的反问附上了大胆而又简单的答案：“我认为旧观念的寿命不会超过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