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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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因为在物理学中，观察和实验与数学相结合，从而产生出一个真正“实证的”知识体系。因此，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孔德把未来关于社会的科学视为一门“社会物理学”——凯特尔后来在一种完全与此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一术语。　　　　
　　孔德的三阶段规律，就像一切创造性的思想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的前辈，尤其是孔多塞、卡巴尼斯和圣西门（孔德曾做过他的秘书）的概念或思想的改造。比较一下圣西门和孔德两人的观点，也许可以看出这一改造的程度，而且这因此也是衡量孔德的真正独创性的方法。圣西门认为在最后一个发展阶段，哲学变成了拒斥一切不可证实的东西意义上的“科学的”哲学。但是，在孔德看来，把最后一门科学——社会学——确立为一种“实证的”学说还不是最终阶段；几门科学彼此间的区别尚未克服，以致产生出一个完整的（总体的）实证主义体系，甚至这样一种“关于世界和人的观念”：它终将是值得称之为“哲学”的一种综合。在这个最后阶段，一切知识都将是“实证的”和浑然一体的，都将结合在关于人和社会的科学，即新的社会学科学之中。因此，人们不仅将认识和理解人和社会的问题和需要，而且也会清楚地知道改造和改善人及其社会的现状所应采取的步骤。这个思路必然使实证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宗教，甚至发展到有教堂、有一大批教士或牧师，有一个“实证主义的”圣人目录胞括摩西，荷马，亚里土多德，阿基米德，朱利叶斯·凯撒，圣保罗，查理曼，但丁，谷登堡，莎士比亚，笛卡尔，腓特烈大帝，比沙）的地步。　　　　
　　圣西门和孔德互相之间的影响是难以把握的，因为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冲突或分歧。孔德和圣西门都称他们从孔多塞关于科学相继成熟的学说中受益匪浅，但是，孔德谨慎地拒绝承认他从圣西门那里获得了什么教益，而且只是以轻蔑的语言提到他。人们经常推测，圣西门对孔德的影响必定要比孔德对圣西门的任何可能的影响更重要些。就我本人的断定而言，这种观点或看法（没有任何现实的证据证明这一观点）的唯一依据是，在他们学术上交往甚密的时期，孔德比圣西门年轻，而且此时孔德是圣西门的秘书。但是，考虑到孔德是他那个时代最卓越的、而且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而且年轻人一般要比年老一些的人拥有更丰富的创造性的思想，那么，孔德对至西门的影响难道就不习能比圣西门对孔德的影响更为重要吗？无论怎样，他们许多思想（包括三阶段规律，科学的相继发展，“实证主义”或“实证的”科学的概念）之间存在相当大的一致性并不减低对孔德的创造性才华的评价。重要的不是孔德在某种程度上在改造着比他年长的朋友和同事的某些思想，而是他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些思想。（关于这个论题的一个比较好的评论见于曼纽尔1962，251—260）最后，孔德确信，其他人（让一巴蒂斯特·萨伊和查尔斯·德诺耶）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要比他所说的那个“愚蠢的老哲学家”和那个“堕落的骗子”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他的“精神祖先”（曼纽尔1962，257）是休谟、康德、孔多塞、德·迈斯特尔、加尔和比沙。　　　　
　　在论述科学的发展时，孔德经常采用科学中革命的概念，以及16和17世纪科学中的普遍革命的思想。例如，他在1820年的一篇题为例近代史的简短评价》的论文中，就曾援引科学革命的思想（弗莱彻1974，99）。孔德在文中说：　　　　
　　直到近代，它们＇自然科学＇还在自身中混合着迷信和形而上学。只是到了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它们才完全摆脱了神学的信条和形而上学的假说。它们在其中开始成为真正实证的科学的时代，必定是从培根开始，然后到伽利略，并一直持续到笛卡尔。培根首先引发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而他的同时代人伽利略则为这场伟大的革命提供了最早的范例，笛卡尔则决定性地把理智从关于科学的权威的羁绊中解放了出来。然后，出现了自然哲学，而且科学的性能获得了它真正的特点，即贡献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精神要素。　　　　
　　而且从这个时代开始，各门科学在自然的延续顺序中，也就是说，根据它们实际上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密切程度，而都相继变成了实证科学。因此，首先是天文学，然后是物理学，稍后是化学，最后——在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中——是生理学，被发展成为实证的科学。所以，就一切专门的知识而言，这场革命已经彻底完成了，而且对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来说，这场革命显然已达到了它的终点。　　　　
　　在1822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简论科学在社会改造中的必要作用》的论文中，孔德提出了“科学家在我们的时代应当把政治学提高到观察（经验）科学的地位”的原则（弗莱彻1974，135）。他的分析基于他的三阶段规律。他声称“四门基本的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以及附属于它们的科学”都已成为实证科学，与此同时，他又不得不说，生理学的某些方面仍然存在于所有三种状态中。例如，“人们特别称之为道德的（moral）现象”“被一些人看作是一种持续的超自然的作用的结果；而另外一些人则把它们与能够予以证明的并且不可超越的有机体的状况联系在一起”。孔德在1825年11月《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哲学思考》一文中，对这一思想又作了更详尽的发挥（弗莱彻1974，182ff．）。孔德在该文中对“过去两个世纪中人类精神的进步”进行评价时特别指出，“道德现象（moral　phenomena）是所有从神学的领域中摆脱出来并进入物理学的领域的现象中最新的现象”。他实际上认为，“生理学家［或生物学家」在我们时代正是以与动物生态的其他现象同样的精神研究道德现象的”。而且，尽管他不会站出来赞成“道德生理学”领域中彼此矛盾和冲突的这种或那种理论，但是，他确实坦率地断言，“显示出每一门年轻的科学中不可避免的一种不确定性的这个理论差异的存在，恰恰清楚地证明了，就我们知识的这个分支来说，正如对所有其他的学科一样，伟大的哲学革命已经完成”。　　　　
　　因此，可以相信，孔德把科学的发展——它们转变成为一种实证的状态——看作是一种革命的连续。他认为近代科学的确立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然而，我没有看到孔德在什么地方曾论述过科学由此而得到发展的革命过程本身，而目．我也不能断定孔德是否曾有根据地对科学的或哲学的革命与社会的或政治的革命进行过比较或对照。不过，对于孔德来说，用很简单的理由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转变，永远不可能是连续的和直接的”，而且为什么“总是有一个过渡的混乱状态”（1975，24；英译见伦兹尔1975，201）。首先，“无政府混乱状态的罪恶的经历”与考虑旧制度的缺点相比，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激励或激发新的制度。第二，在旧制度消灭以前，“关于必须要做的事情，不可能形成任何适当的概念”，因为　　　　
　　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的理由是薄弱的，我们不可能使我们自己摆脱我们周围的环境的影响。甚至最狂放的梦想家，也都在他们的梦幻中反映着当前社会的状况；而设想出一种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制度根本不同的真正的政治制度是更不可能的。最崇高的精神在接近即将来临的时期之前，是不可能辨识出这一时期的特征的。而且，在此之前，旧制度的外壳将被全部打碎和抛弃，而且民众的精神将习惯于旧制度毁灭的景况。　　　　
　　孔德援引亚里士多德为例。亚里士多德“不可能设想出不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一种社会状态，这个社会必然要废除在他之后几个世纪中所发生的一切。”关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孔德说，“注定要进行的革新是如此广泛又如此彻底”以致“其决定性的准备时期在以前也从未如此持久而又如此危险”。他说，“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革命的行动第一次依赖于一种有次序地否定一切有秩序的政权的完整学说。”对于科学中革命的历史的研究者来说，孔德对革命的政治变革所作的三阶段分析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早在一个世纪之前，J．S．巴伊就已把三阶段中的两个阶段引入了对科学的论述和探讨。孔德的三位一体包括旧的东西的毁灭，由此而产生的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以及新的东西的确立。巴伊设想了一个两阶段的过程，通过这两个阶段，每一次科学中的革命都将首先是破坏一种现存的知识体系，然后创造并采用一种新的知识体系。　　　　
　　库尔诺　　　　
　　安托万…奥古斯坦·库尔诺是奥古斯特。孔德的同时代人，是一位数学家和行政官员。人们今天记得他，主要是由于他对概率论的贡献，而且也是因为他对科学知识作了一般的或哲学的分析，而且对科学解释的性质进行了研究。他与孔德的不同在于，他的认识论是以盖然论为特点的，而孔德则坚决反对概率和统计学成为社会科学或科学的钥匙和关键。　　　　
　　与孔德类似，库尔诺也提出了一种对科学的分类，这种分类法是同历史，同科学的发展实际经历的阶段联系在一起。但是，库尔诺反对孔德对“宗教的、哲学的和科学的学说相继出现”的三阶段的“所谓必然的次序”所作的公式化的描述（1973，4：27）。而且，孔德所看到的是一个单向度的或直线的进步或发展（级数），而库尔诺则提出一个双向度的模式（矩阵），他称之为“复式簿记”表（见库尔诺，1851，&；amp；237，289；格兰杰1971，452－453）。这里所提出的纵向类目有点类似于孔德的历史学的分类：数学科学；物理和宇宙论科学（相当于孔德所说的天文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地质学和工程学）；生物和自然科学（孔德的生理学）；精神论的和符号论的科学（这在孔德的分类表中是没有的）；政治的和历史的科学（包括孔德的社会学）。　　　　
　　在其《论我们知识的基础》（1851）一书中，库尔诺并没有明确说这个纵的排列代表一种历史的序列，尽管这个排列包含着逻辑上的从属和依赖关系，它要求某些科学在时间L是在其他科学之先的。库尔诺的这部论著运用了大量历史上的例证，但在论述科学变革的过程时并没有举出什么实例。诸如在计算数学中所发生的那些伟大变革，仅仅被归之为“伟大的革新”，“创造”和“重大发现”（&；amp；200，201；246－249）。在库尔诺看来，显然具有革命意义的一个事件是伽利略否定了“从毕达哥拉斯到开普勒这些哲人”终生所作的徒劳无益的探索。这些哲人希图在“和谐的思想”中找到“对大量宇宙现象的解释”。他们把“和谐的思想”与“他们自己考虑的而且同用于测量连续的量值无关的数字的某些属性神秘地联系起来”（p．246）：　　　　
　　真正的物理学是在伽利略否定了这些长期的徒劳无益的思辨，并且不仅考虑到通过实验来考察自然——培根也提出了这一思想——而且想到通过把测量自然现象中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