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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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2：290）还补充说，牛顿反对莱布尼茨并且说：“正是哲学领悟了一个钟表的运动，虽然你并不知道为什么重力往地面倾斜”。　　　　
　　达尔文革命的后期阶段　　　　
　　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的20年中，英国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在这些地方有许多著名的杰出人物，但在法国普遍缺少支持者），大多数生物学家都逐渐改变原来的立场，转信物种进化学说。达尔文在1878年写道：“现在，在生物学家中间，对于进化论几乎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1887，3：236）。但是，人们对自然选择、达尔文关于人类的性选择和共同由来的思想，似乎并无多大兴趣（见迈尔，1982，第501及以下各页；鲁斯1979，8；尤其是鲍勒1983）。在我们刚引证过的那封信中，达尔文承认，“关于方法，诸如自然选择发挥了多大作用，外部条件起多大作用，或者是否存在某种神秘的、先天的完美趋向，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如R．W．布尔克哈特说的（《科学》，N83，222：156），“达尔文在其所处时代的最热烈的拥护者——英国的T．H‘赫肯黎和德国的恩斯特·海克尔——对于进化的作用有着与达尔文不同的而巨彼此也互不相同的）理解”。　　　　
　　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进化是否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繁殖过程中的小的变异的渐渐积累起来的影响而进行的，或者是否大的变异起着决定性作用。另外一个主要的问题产生于对遗传性的争论，这个问题在两个方面使选择复杂化了：是什么机制引起自然选择对其起作用的变异，而且变异又是如何传给后代的？到20世纪，孟德尔的遗传学把注意力从自然选择和小的变异转向大的变异、突变和不连续变异（参见爱伦，1978；普罗文，1971；鲁斯，1979）。此后，自然选择和达尔文学说开始衰落，这是朱利安·赫胥黎所说的“达尔文学说的黑暗”时期（1974，22ff．）。20世纪30年代，当我开始做研究生的时候，历史的评价是明确的。有一本我们都曾读过的权威著作，即埃里克·诺登舍尔德的《生物学史》（英文第二版，1935））说，“正如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把自然选择理论“抬高到与牛顿确立的引力定律同样重要的自然规律的地位”是“极其不合理的”，“时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p．476）。实际上，诺登舍尔德告诫他的读者，“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在很久以前就被放弃了。达尔文所确定的其他事实也都仅仅具有次要的价值”。那么，我们以什么为根据才能“充分证明”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墓地中达尔文的坟墓紧邻牛顿的坟墓呢？诺登舍尔德的答案是，假若我们不考虑他在科学中的地位而是“依照他对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影响”——即他对语文学、哲学、历史观和人的一般生命观的影响——来“评判他”，那么，他可以享有这样一种荣誉。　　　　
　　但是，近几十年，自然选择又重新得到认可，并且出现了一种“进化论的综合”（关于这一点请参看迈尔和普罗文1980年的论述，尤其是迈尔的序言）。换言之，最初的达尔文革命衰弱了，因此出现了一场反对达尔文的反革命，这场反革命不是反对整个的进化论，只是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及其自然选择的首要概念。恩斯特·迈尔根据“遗传学家与生物学家之间的概念差别”探讨了达尔文主义者或新达尔文主义者与他们的论敌之间的这个分歧，并且指出，这两个派别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生物学，我把它们叫做近因生物学和终因生物学”（迈尔和普罗文1980，9；迈尔，1961）。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构成近来进化论生物学——这是遗传学家和生物学家共同活动的结果—一特点的“进化论的综合”，很可能就是第二次达尔文革命或者说是达尔文革命的第二阶段，或许也可以说是一场变化了的达尔文革命。但是，人们不应当认为这场革命已经结束。入、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修正，它又一次对简单的自然选择提出了挑战，并且根据“不时间断的平衡”作了说明（见爱尔德雷季和古尔德，1972；古尔德和爱尔德雷季，1977）。　　　　
　　达尔文革命在科学之外的影响　　　　
　　达尔文的思想在科学领域之外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一影响远远超出了它们对于生物学或自然史的重要性。通过对小说的“进化”一直到社会的进化的研究，“进化”已扩‘展到人类思想或努力的各个方面，还有谁不熟识这～点呢？伍德罗·威尔逊在对《美国宪法》的卓越研究中指出，把牛顿的自然哲学原理运用于这一学科是一个错误。他说，相反，应当通过进化来理解《宪法》：“政府不是一台机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对于达尔文来说，它是可以解释的，而对于牛顿就不是这样”（1917，56）。人们都清楚地知道，在19世纪末，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特殊社会思想，它试图把社会学与进化论联系在一起，而达尔文在一封著名的信中曾经说这个联结是“愚蠢而荒谬的”（1887，3：237）。　　　　
　　当然，在达尔文所处的时代，就进化论而言，真正使人们产生震动的是这一理论对《圣经》的字面解释所提出的挑战和怀疑。我并不认为，如果问题只是一个动植物的问题，甚或地球的年代问题，那么会有人如此强烈地臣对达尔文。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必要把人本身也包括进进化的范围和进化的过程之中，或者没有必要断言人类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么，宗教信仰者也就不会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当然，过去（现在仍然）有某些原教旨主义者如此相信基督教圣经的字面解释，以致他们可能奋起进行武装反抗，甚至对地球的年代要比圣经中所计算的年代长这样一个假设提出质疑。而且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同一种原教旨主义信仰者，现正在美国的州议会和法院中进行努力，为将“神造论”与进化论相并列而确立教室中的“平等时间”原则。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只是在一个句子中曾经暗示“人类的起源和历史，由此也将得到许多启示”，以图避开人的问题（1859，倒数第三段）。但是，达尔文的批评者自那时到现在一直强调进化论对我们自身的明显含义以及显然无法回避的结论：人类只是持久的进化过程的一个暂时的最终结果。的确，甚至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也不能使自己相信，自然选择可以解释或说明历史中人类的发展，并且认为有必要祈求某个造物主的积极参与（见科特勒，1974）。这个问题是有案可查的。它在1864年第一次出现于《人类学评论》中一篇论“人”的文章中，后又见于《每季评论》（1869）中的一篇书评之中，在这篇书评中，华莱士评述了赖尔的《地质学原理》第10版（1867－1868）和他的《地质学基础》第6版（1865）。他认为，仅仅自然选择永远也不可能产生出人的大脑，人类的语言器官和手等等。达尔文极度痛苦地在1869年3月给华莱士写信说，“但愿你还没有把你自己的和我的子孙如此斩尽杀绝”。在他自己的那一份《每季评论》中标出这段话时，在“不”字下面连画了三条线，并且用了一连串的感叹号。　　　　
　　达尔文革命大概是科学中曾经发生过的最重要的革命，因为它的效果和影响在许多不同的思想和信仰领域中都是相当深远的。这场革命的结果是对世界、人和人的制度的本质重新进行了系统的思考。达尔文革命对世界产生了新的看法，它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进化的世界，而不是一个静态的、有系统的世界，并且认为人类社会是以一种进化的模式向前发展的。我们将会看到，卡尔·马克思甚至预见了技术和发明的进化史，在这个进化史中，达尔文用来说明动物器官的概念将被用来分析人类工具的发展。　　　　
　　新的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否认任何宇宙目的论，并且认为进化并不是通向一个“更好的”或“更完美的”型式的过程，而是这样一系列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具有最适合于它们环境的特殊条件的特点的个体得以繁殖和延续———对于社会来说也是如此。特殊的创造将不再有任何根据。任何“绝对的人类中心说”都将成为过去，因为“共同血统”的原则是对所有活着的生物（包括人）而提出来的。关于这些推断和结论，我们还必须补充说，达尔文的革命给任何关于宇宙或自然中的目的的论点敲响了丧钟，因为变异是一个偶然的和无定向的过程。在生命科学中，实现了从比较陈旧的生物学概念向新的人口思维的引人注目的重大转变。而且，除了这些新的方面外，达尔文还开始了方法的创新，引入了一种新的科学理论，在这理论中，预测的作用是与经典的牛顿的模式不同的。　　　　
　　所有这些含义并不是立刻展现出来的，但是，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如此必然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以致引起了直接的激烈的争论。在历史上，从未有哪一种科学理论的预言和发表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中引起如此直接的激烈的争论——这是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论的真正革命的特点的一个标志。对于这种理论的阐释、评论和抨击几乎是同时开始的，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在现时代其他科学创造者之中，只有一人是可以与达尔文相比的，他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一事实向人们表明了弗洛伊德早期把他自己思想的未来影响与达尔文思想所曾产生的作用相比时表现出的远见卓识（见下面第24章）。关于进化论及其意义的历史的、哲学的甚至科学的争论，在达尔文去世一个世纪之后仍然影响着严肃的思想家们的思想，这一点使我们更进一涉确信达尔文学说的非凡的生命力以及他的进化论的深远意义。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20章　法拉第、麦克斯韦和赫兹　　　　
　　　19世纪，在物理学中产生了许多革命性的进步，尽管这些进步——无论就其科学内容或思想内容来说——没有哪一个像达尔文革命那样产生过世界性的影响。19世纪物理学所取得的成功，包括新的能量学说及能量守恒定律，光的波动说，气态运动论和统计力学，电流定律，磁学和电磁学理论，电动机和发电机原理，新的光谱（分光）学说，关于辐射和吸收热量的发现，把辐射扩展到红外线和紫外线辐射，以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进步等等。但是，多数物理学家以及现代物理学的新一代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其中最深刻的一场革命——即使不是唯一的最深刻的革命——是以麦克斯韦的理论而著称的革命——人们有时把这场革命归功于麦克斯韦和迈克尔·法拉第，而且有时也被人们比较公正地归功于法拉第，麦克斯韦和海因利希·赫兹三人。麦克斯韦革命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对电、电磁和光的理论作了根本的修正，而且是对牛顿的自然科学的思想体系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修正。　　　　
　　虽然这次革命的某些特点可以被所有读者理解，但是，麦克斯韦思想的核心或精髓，甚至对于许多受过物理学训练的历史学家来说，也是难以把握的。这里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要弄清楚迈克尔·法拉第的思想与麦克斯韦所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