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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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其含义大大超出了所例举的数学和物理学的范围。Revolution可以是任何一种周期性的（或半周期性的）事物的变化，最后，它可以用来表示任何一些经历一系列有序的发展阶段的现象——循环（意指“转一圈”）甚至文明事物或文化事业的兴衰，也像涨潮和落潮一样，被称作是一种循环。所有这些含义显然与该词本来的天文学上的意义有关。
有一个类似的词，这就是“rotation（自转）”，有时候，人们会把“revolution（公转）”与它混为一谈。今天，我们喜欢明确地去区分物体围绕其轴线的运动（自转）与物体沿着一个封闭的路线或轨道的圆月运动（公转）；所以我们说，地球既围绕其轴线进行着周日的自转，又在其围绕着太阳的轨道上进行着周年的公转。不过，直到问世纪末，这两个词还时常被相互替换地使用着，例如，在牛顿的《原理》（1687）中就是这样。“Rotate”这个词来自拉丁文动词“rotare”（意为旋转或回转）；拉丁文名词“rota”意指车轮（从而后来也就有了马车的含义），甚至还可以有在比喻时表示变化和无常的含义。在当代英语的习惯用法中，“rota”这个同保留了下来，以表示轮班或轮流工作的固定秩序，甚或用来表示花名录或人名单。晚期的拉丁文名词“rotatio”使我们有了我们的词“rotation”。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算命的“tarocchi”（纸牌）像今天的纸牌一样，其中重要的一张牌就是“rota di fortuna”或命运之轮。人的命运被假定是由这种命运之轮或“rota”及其转动决定的。这样，也许就有了两种主要的“转动”的根源，人们相信它们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人生的进程和国家的进程：一种是命运之轮的转动、旋转或疾驰，另一种是天球的绕转。大概，“revolution”这个词的出现可以与命运之轮因而也可以与天球联系在一起（亨利·格拉克已经发展了这一看法）。从政治语境中的“revolution”或“rivoluzione”出现的频率与命运之轮或“rota di fortun”的关联中，有可能发现这种联系的证据。在但丁那里，“revoluzione”作为一种表示天国的圆周运动的词出现在《神曲》中；但他并不需要“rota di fortuna”这种想象。尽管轮子的旋转是圆周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轮子的转动从何处开始结束时还将止在何处。因此，虽然对于天球的运动而言，回转、返回或完成一次循环等都有着实际的意义，但对命运之轮来讲却并非必然如此。
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在中世纪末和文艺复兴时期，有一种普遍流行的信念认为，政府的事物是受正在运行中的行星的控制的。尤金·罗森斯托克…休伊斯（193，86－87；参见哈托1949，511）发现了一个德国16世纪时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人类历史中的事件，与“在最初的运行中”（“in der ersten Revolution”）关系到黄道十二宫的行星有关。维拉尼（哈托1949，510）对1362年有过一段记载，其中有占星术所提供的佛罗伦萨人将要出兵攻打比萨的准确时间。开普勒和伽利略都把用占星图为统治者算命当作他们专业工作的一部分。开普勒（1937，4：67，参见格里万克1973，144）曾认为，参星的出现是与那些延长了的灾祸有关的，这些灾祸“不仅由于君主的去世，而且由于随之而来的政府中的变动［nicht ebendurch Abgang eines Potentatens und darauf erfolgende Neuerung im Regimen］”导致了一些苦难。在1606年的一封信中，开普勒（1937，15：295－296）批评了占星术“以宇宙的运行为基础［ex revolutione mundi］”对人类历史所作的浅薄的预见。有些图片证据可以表明，伊丽莎白女王和路易十四的皇权及其君主政治的基础是与占星术联系在一起的（参见图1、图2和图3）。
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或者生活在16…17世纪的人，一下子就会把“revolution”这个词与巨大的时间之轮的展现这一思想联系在一起。时间之轮及其运行这一概念，不仅被用来作为一种纯粹的思想的隐喻，而且还可以用具体的实物形象和物理客体为例对它加以说明。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物的钟楼上，谁都能看到标志着时间进程的表针（表针只有一个，即指示小时的时针）连续不断的运行。时间消逝的另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大概就是在包括太阳、恒星和月球在内的夫球运行的过程中每天的表观运动。对于时间之轮，也可以根据太阳每年在其视轨道上穿梭于固定的恒星之间的运动作出形象化的描述。天球每天的运转（我们今天把这称之为自转）会带来其从早晨到中午、傍晚直至夜间的变化，并且标志着一种每24小时为一天的周期。在一年的进程中，太阳在其轨道上的运行所带来的变化有回升和日落的位置变化，白昼与黑夜的时间长度的变化，以及季节的变化等。
这些周期性变化的重要性质不仅仅在于，从“revolution”这个词本身意味着“转回来”这个意义讲它们是一系列现象的循环或重复，而且在于，在每次这类时间循环的过程中，总有一些戏剧性的重要变化。有什么差别能比得上日夜之间或冬夏之间的差别呢？！它们的差别就像是这样：生命产生，进入成熟阶段，然后死亡，腐烂，最终又复活——亦即地球上生命的循环和生命无穷无尽的延续。天文时的循环周期包含着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太富有戏剧性了，用“突变”这个词来定义它们是十分恰当的，蒙田及其他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作者都曾用它来表示某种巨大的变化，而我们则会把与这类变化相似的事件称之为革命。到了17世纪，一场revolution所指的就是人类事物和民族命运变化的大潮中的一系列事件、一次循环或一种涨落兴衰，或者（或多或少）是以前的某种状态的再现，而依次单独发生的事物和特别的事件往往被称作是突变。不过，即使某个重大的事件或变化并非必然就是某一固定顺序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它随着伟大的历史车轮的发展及时地发生和形成了，因而，用revolution来形容它也还是可以的。revolution也可以用来指某一改变了历史的正常进程的事件，例如一个使历史车轮稍稍加快前进的事件，或者一种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或“epoca”）、标志着新纪元开始的事件。在16世纪和17世纪，甚至在18世纪，巨大的变革都被称作是revolution，这反映出了对占星术事业、对命运之轮、对事物的兴衰或循环以及对历史车轮的前进等进行思考的背景情况。
这种“revolution”的出现，其最有趣的地方也许就在于，它暗示着有些事件是由超出人的意愿和力量的一些因素决定的——或许是由占星术业、或许是由有关（历史车轮的运行导致的）循环演替的规律决定的。因此，人类事件和历史的进程，大概也像恒星、太阳、月球以及行星等的运动那样，遵循着同一个不可抗拒的固定的程序安排，上帝的直接干预能使它们发生变化，就像奇迹中发生的那样。也许，人的干预也可以引起一场革命，从而超越或在瞬息之间取代由那些恒星的运行所决定的固定的顺序。
17世纪
除了这些用法和含义外，作为表述非循环的巨大变化事件的revolution概念，渐渐地出现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我们务必要牢记的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revolution”这个词含有两种显然对立的一般性意义。一种所指的是这样一类要经历循环的全过程的具体的活动，它最终能导致一个与以前的某一状态同一或类似的状态，或者，导致这类循环的一种继续或一种不需具有严格周期性的涨落兴衰过程。另一种所指的是，颠覆，推翻，“mutatio rerum（事物的变化）”，在国家大事中、在王朝的继承中或者一个政体中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变革等。第一种所要借助的是一个完整的周期或转动360度这样的概念；第二种所要借助的则是18O度的大转弯这样的概念，这种大转弯只不过是一种短时间内的激进的变革，听起来很像是我们1789年以后的revolution（即政治革命）概念。不过，这二者之间的差别也许未必像看上去那么大。因为在此时，人们普遍相信，正如大部分有记载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进步的方式就是回到早些时候那些更好的时代之中。
自古以来，人们就把一次重要的进步想象为是回到以前的某个状态，即回到某个黄金时代去。把时钟或日历向后拨就构成了进步这种信念，是与世界本身或生活的环境不断恶化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按照西方的宗教思想来看，这样一种衰退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堕落、被逐出伊甸园之时。在我们当中，有谁的父母不曾对他说过“以前的”情况更好？我们的父母是对的。食物在新鲜时显然比冷冻后、比用化学染料和防腐剂掺了假、比装在缺少新鲜空气的塑料袋中味道更好、更有营养。很清楚，在轮船男女服务员的照顾下坐在平安宁静的包舱中漂洋过海，要比八个或十个人坐在一排拥挤不堪的宽体喷气客机中舒服得多。毫无疑问，在谈到孩子们小的时候更尊敬他们的长辈、举止更有礼貌时，我们的父母也是对的。今天，像我们这样生活在化学战、生物战以及核湮灭的不断威胁下的人，没有谁在回顾以往时不把过去的某些最黑暗的日子看作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比我们现在要好的时代。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的社会政治的改革者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期待着回到某个更美好的或类似的时代，回到符合圣经宗旨的环境中，回到受登山宝训中宣布的正义原则所支配的世界。因此，从回到某个更美好的时代、建设起“一个天堂”、恢复——如1649年平均主义者的《宣言》所提出的那样的（艾尔莫1975，153）——“［存在于］原始的基督徒［自发的］公社”的那些原则等意义上讲，剧烈的变革被看作是一“revolution（回返）”。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时，“revolution”这个词的确定的含义仍然是恢复，在这里是指恢复《权利法案》（1689）的原则，这项法案对在美国的英国殖民地上的英国人并不适用。
在16世纪、17世纪甚至到了18世纪，要想说出某位作者心中所想的“revolution”是哪种意思：是一种明确的复归（一种循环现象、一种涨落兴衰），或是（可以导致某种新事物的确立的）某一大规模的事件，还是某个顺次发生的事件，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例如，在1603年约翰·弗洛里奥所译的蒙田的《随笔集》（p．74）中有这么一段具有现代意味的话：“综观我们内部的和国内的这些争斗，有谁不会惊讶地大喊：这个巨大的世界框架正在接近毁灭，审判之日即将降临，别再念念不忘业已看到的许许多多更糟的revolutions了吧……？”孤立地看，这段话似乎很像是具有1789年以后意味的一段评论，弗农F．斯诺（1962，169）就是这样解释的，但是，“许许多多更糟的”这一修饰语的出现暗示着，弗洛里奥所想的只不过是以前循环出现的事件，甚或仅仅是以前的一些事件；这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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