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作者:傅国涌-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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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到这些话，很是冒火，正想直接写信给在北平的毛泽东。”＇61＇此事因为缺乏其他更有力的旁证，只是一家之言。以张元济的性格，向毛泽东写信未尝不可能，在祠堂张贴布告似乎与他一向低调的为人不太吻合。　
　
　
为私事耗用公款，断不能从命
　
　　参与政协会议的各界代表，文化教育界的名流们对张元济几乎都一致保持了敬意，除了那些与商务有渊源的，来六国饭店看望他的人一天也没有断过，仅9月10日这一天至少就有五拨人来看他（有些未遇），竺可桢、茅以升、蔡邦华、谢家荣一拨，梅兰芳等一拨，梁思成夫妇等一拨，沈钧儒、陶孟和等一拨，钱端升、马叙伦等一拨。＇62＇期间马寅初、严景耀、雷洁琼、汤用彤、金克木、张东荪、徐悲鸿、郭沫若、潘光旦等也都曾先后来看他。10月8日，郭沫若和于立群来访，说看到《新建设》发表的《戊戌政变的追忆》，其中提到于晦若就是他夫人的祖上，所以想请他题词。这固然是因为张元济是出版巨子，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对近代中国的文化事业贡献至大，更重要的还是他漫长一生中所表现出的人格风范，深受知识界的景仰。
　　抗战前夕出身于进士、翰林的张元济竟然发奋用白话文写了一本小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他在书中指出：“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逸、贪污、诈伪、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与国人普遍“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有关；如果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把人格的扶植放在脑后，那就很容易诱导人们置良心于不顾，去竭力追求物质的享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便以为“只要抢得富贵，免得贫贱……什么都可以不管了。长此下去，将造成整个民族的堕落”。政协会议期间，他不断地将此书送人，仅日记中所记得到此书的就有张治中、邵力子、高汾、张难先、吴玉章等多人。“中华民族的人格”在张元济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49年，在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之时，张元济依然恪守着那些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小事上也绝不含糊，绝不苟且。
　　9月14日，张元济曾托政协会议招待处给商务发过一份电报。事后他多次向招待处主任邓子平询问费用，邓都不肯说。无奈他只好让人去电报局了解价格，134个字，共28140元，按照招待优待，私人电报半价计算，应付14070元。9月17日，张元济当面把电报费交给邓子平，邓还是再三推却，并说账已付出，不便收回。他恳切表示：“公款不可滥使，照章应缴半价，如收账过于琐屑，即收作招待处公用。”他再三要求，邓才答应留下。＇63＇
　　９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等20多家单位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参加政协会议的著名人士。竺可桢说，那天出席宴会的有五百多人。“一席西菜加葡萄酒，费用相当可观。如以每人六千元计，即三百万元，或三万斤小米也。”＇64＇明显他对这样的浪费有看法。与竺可桢相比，张元济则干脆“辞谢不往”。＇65＇
　　当时张元济已83岁高龄，生活起居都需要有人照顾，所以有关方面允许他的儿子张树年到会陪伴，9月17日，招待处给张树年送了零用钱，张元济表示“不能领受”，“退回未收”。第二天（9月18日），他和政协代表中负责照顾的小组联络人李明灏谈起零用钱和电报费的事。李说这是“规定供给，不必过谦”。但他认为“公家何等艰难，余父子二人来此，食宿已极受优待，何敢再耗公款”？并郑重表示以后送来，也“断不能从命”。＇66＇
　　一个月后（10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招待处送零用费一万六千元。于原单上注明‘不敢领受’。”＇67＇第二天，他离京之时，招待处的邓子平还要给他一大沓钞票，说是车上无人伴送，“以此备杂用”，他坚决谢绝，“言之再四”，邓才肯收回。＇68＇
　　9月19日，毛泽东约他同游天坛之时，有六七个人拿着照相机，随处为为他们拍照，有数十次。事后他给陈毅写信索要照片，并询问价钱，表示要照付不误。陈毅怎样回答不知道，10月4日，陈毅派人送来天坛的照片。10月7日，他写信给陈表示感谢。照片的钱有没有付，他日记中没有记录。不过按照他的脾气，他是一定要自己掏钱才能心安的。
　　10月7日，连《新建设》杂志送给他的稿费一万四千元，“及问，则来人已去”。第二天他就写信托人送还。＇69＇大概他认为自己只是口述，不应该收稿费。老人在这些小事上的认真是我们今天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只有9月25日，招待处带裁缝来给张元济量身材，要给他做棉衣，他“却之再三，坚不允，因许之”。＇70＇
　　“及身已见太平来”，这是张元济自挽联中的一句话。1949年秋天，当他北上出席政协会议期间，他不断地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送人，是不是意味着他认为“太平”时代同样需要呼唤民族的人格呢？一个巨人的人格固然由他一生的事业书写，更是由点点滴滴的小事构成的。电报费、零用钱、相片钱虽然是些小事，却展现了张元济的人格风范。这样的人格取向在过去的知识分子中不是孤立的。这样的人今天还有吗？我禁不住提出这样的疑问。
　　＇1＇＇2＇＇8＇＇9＇＇10＇＇11＇＇12＇＇16＇＇17＇＇20＇＇21＇＇22＇＇24＇＇29＇＇48＇＇52＇　＇60＇《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691、989、1278、754—755、857、857、857、691、529、173、174、175、175、176、269、417—418、799页。
　　＇3＇＇64＇《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261、1287页。
　　＇4＇＇5＇＇6＇＇7＇＇14＇＇15＇＇23＇＇26＇＇27＇＇28＇＇30＇＇31＇＇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9＇＇50＇＇51＇＇53＇＇55＇＇56＇＇57＇＇58＇＇59＇＇62＇＇63＇＇65＇＇66＇＇67＇＇68＇＇69＇＇70＇《张元济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231、1229、1236、1243、1215、1215、1215—1216、1223、1229、1250—1251、1218、1260、1218、1244、1249、1251、1252、1253—1254、1259、1261、1217、1220、1225、1256、1258、1231、1246、1254、1225、1258、1255、1252、1219、1221、1236—1238、1218、1226、1228—1229、1228、1260、1261、1249、1236页。
　　＇13＇＇19＇＇25＇＇33＇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546、552—553、545、546页。
　　＇18＇＇54＇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60、134页。
　　＇32＇张人凤：《智民之师…张元济》，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228—229页。
　　＇61＇原载王云五《谈往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215页。转引自张国功《1949年里的出版家张元济》，《东方文化》2003年第2期。　
　
　
著名报人、作家：包天笑
　
　　包天笑（1876—1973），名公毅，字朗孙，天笑是他的笔名。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曾任上海《时报》编辑、主笔14年，1935年，接编上海《立报》的《花果山》副刊。先后编辑《小说时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等，培养了许多小说家，著有《上海春秋》等数量众多的通俗小说，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开山者和领袖人物，也被誉为“通俗文学之王”。抗战胜利后去台湾，1949年后定居香港，完成了《钏影楼回忆录》等。　1936年，他曾先后在上海新闻界《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文艺界同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名。　
　
　
相思如炽炭，寸寸尽成灰
　
　　台湾有一种相思树，两树隔溪而种，枝叶也会纠结相连，当地人以此树烧炭，最耐火。1949年6月13日，年逾古稀的包天笑写了两首小诗，其中之一就是《相思炭》：难期槁木作春回，炉火深红映玉腮。
　　莫道相思如炽炭，相思寸寸尽成灰。＇1＇这一年大陆正经历着辛亥革命、北伐以来的又一次巨变，包天笑在台湾岛上度过，虽远离大陆的炮火喧嚣和改天换地的喜庆，但他仍无时不在关心着古老大陆上发生的一切变化，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大地的“相思”，他如同热恋中的人一般炽热，无奈“相思寸寸尽成灰”。当年11月21日，他日记中有这样一段绝好的文字：有一事，偶然想起来，可以记一笔：在江南春夏之交，有一种新蚕豆上市，那是最美味的食品。到了老熟了为用亦广，甚么发芽豆、五香豆种种，而且可以代替黄豆做酱。到了台湾来，我们想起此物，谁知台湾农家不种此品，全菜场亦绝踪。询问他们，说是台湾的土壤不适宜种此。我即有所不信，我觉台湾土壤很肥厚，别的蔬菜颇多茁壮，何以不能种蚕豆。拟为试种，而觅不到豆种。会有一位念佛老太太，她从大陆带来一袋蚕豆，这是她念经时计数的（蚕豆一名佛豆，不知何据）。我们向她索取约五六十粒试于隙地种之。向来江南的农家，于农历十二月下种，一直要到明年春末夏初养蚕的时候，新蚕豆方成熟。我们性急，在十一月即种了，到农历新年，即开花结实，采取后煮成一大碗，味甚鲜美。因思有大好蔬菜，各地方都不知种植，实为一缺憾也。＇2＇两天后（11月23日），他就种蚕豆一事又写了一首打油诗：开轩何处面桑麻？狼藉阶前闲草花。
　　回忆江南蚕事好，我从煮豆总思家。
　　蚕豆的所以得名，因为其形似蚕，而每在蚕忙时候，生长成熟也。在江南每逢新蚕豆上市，我必连餐四五日。　＇3＇在孤岛种蚕豆才会使老人情不自禁地忆起江南，忆起旧时的岁月。透过这些诗和日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古稀老人对故土无比深情的眷恋，这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即便时空也阻隔不断这样的回忆与相思，哪怕最终一切成灰、成尘。遥望江南，战火未熄，他在寂寞的孤岛想起上海年轻时代上海热闹的文学生活、报业生涯，想起故乡、朋友和早已故世的母亲父亲，有一天他决定写一部回忆录，　这年5月《钏影楼回忆录》就开始落笔了。随着台湾形势的日渐紧张，他在写了几万字之后也就搁下了。
　　值得说明的是他1946年就去了台湾，不是1949年随国民党残余政权逃亡到孤岛上的，他之所以去台湾，是因为他留学德国的儿子包可永在那里从事电气工程，女儿包可珍也在台湾，把他接到台北去奉养。他对国民党向无好感，也无瓜葛，他是一位与现实政治始终保持距离的老人，年轻时正处近代转型时期，他在上海参与了文化变革，曾经在《时报》执笔，在报业史上、文学史上都留下了他的印痕。他与近代史上许多重要人物亲身打过交道，其中有严复、章太炎、史量才、邵飘萍、张元济、陈独秀、蔡元培、黄炎培、马相伯、林白水、苏曼殊、李叔同、沈恩孚、马君武、章士钊、狄平子、陈景韩、雷奋、于右任、汪精卫等等，他的回忆录就是一部生动的个人化的近代史。同样，他在台湾留下的这本1949年日记（3月22日到12月18日）也是1949年中国巨变的活的见证之一，虽然他自称“断烂日记”，“在此大时代的近代史上，或亦沧海之一粟”。自青年时代起，他曾目睹了五色旗的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