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作者:傅国涌-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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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还听说“臧诗人碧小说家都叫了好的”，＇15＇“臧诗人”即臧克家，“碧小说家”就是碧野。
11月16日，在完成第一乐章不久，胡风开始继续写《时间开始了》的第二乐章，写得并“不顺遂”，加上痔疮发作，“很不舒服”。11月19日，他又说：“心里唱着一支小曲，第二乐章的情绪凝住了似的。”＇16＇但他一直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这部组诗的创作中，他的日记忠实地记录了每天的状态。
11月23日，“上午，想到第四乐章，燃烧得几乎不能呼吸，一直到下午。
“……写下第四乐章开始约五六十行。
“呼吸困难，到瑞芳处休息，她母亲和姐姐来亲切地谈话。”
同一天，他在给路翎的信中也说：“这些时，差不多完全被一股什么力量冲激差＇着＇，但又不能喷出来。成天像在海涛上掀簸着。第二章还只写一点点。真想全部弄完它，一些东西时常烧起来，困难的是有时不顺遂，好像力气不够似的。” ＇17＇
11月24日胡风日记说：“续写《赞美歌》。上午，非常激动，终于把难关冲破了。” ＇18＇
不幸的命运悄悄袭来
后来（1951年1月16日），胡风在给牛汉的信中说：“写的时候，整个历史，整个宇宙都汇成了一个奔腾的海（《欢乐颂》）、奔腾的大河（《光荣赞》、《安魂曲》）、阳光灿烂的海（《欢乐颂》）在我心里响着，有时候甚至感到了呼吸窒息似的燃烧。”＇19＇ 但他想不到的是，《欢乐颂》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时间开始了》后面几个乐章的发表都遇到了困难。先是12月4日，他接到马凡陀的电话。“《赞美歌》他们嫌长，不想用了。但亚群在电话中说，还想争取。” 第二天，“徐放来。把《赞美歌》改名为《光荣赞》，并改正几小点。他们还想争取能发表”。＇20＇8日，“得亚平信，报告《光荣赞》的发表问题”。＇21＇15日，他和胡乔木通电话，才知道胡“不赞成《光荣赞》里面的‘理论’见解，当然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22＇所以，他只能设法在《光明日报》、《天津日报》发表《光荣赞》、《英雄谱》（《安魂曲》）等几个乐章。令他意想不到的或许是，他满腔热情讴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竟然遭到了一连串的误解、歪曲与批评（那已经是1950年的事）。
曾肯定过《时间开始了》的萧三在《文艺报》关于诗的笔谈中说他的诗里有“牢骚”，沙鸥说有“色情”，何其芳甚至批评他将毛泽东比作“海”是对毛主席的歪曲，因为毛自比“小学生”。经手发表《欢乐颂》的马凡陀（袁水拍）也反戈一击，批评胡风将毛泽东的形象歪曲成脱离人民群众的“站到云端里的神”，与毛泽东“甘当小学生”的思想不同。黄药眠在《大众诗歌》第六期发表长篇大论的《评〈时间开始了〉》，“这更不从内容出发，对于内容随便加上歪曲的解释”。文化部编审处召开讨论会，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集体批评《评〈安魂曲〉》。批评火力之猛完全出乎胡风的意料，“而且还故意地拉到政治问题和人事问题上去”。＇23＇如果说因为《时间开始了》有一处涉及“僵硬的官僚主义”，批评者质问他骂的究竟是谁，我们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批评者无限上纲、任意罗织罪名的本领也实在太大了。由于这些批评，已印好的诗集新华书店也限制发行，后来出版社当废纸卖了。
这一切恐怕都是不信邪的胡风难以理解的，他悲剧的命运实际上早已拉开帷幕，只是他没有感觉到而已。1948年3月，在香港出版，“也代表延安”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就有多篇文章将矛头对准了他，邵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中不点名地批判了他“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他在重庆时期的好友乔冠华以“乔木”的笔名发表的《论文艺创作与主观》点名批判他的文艺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这篇文章受到了“延安同志”的肯定。至于为什么要批判胡风？邵荃麟的这番话已说得明白：“胡风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的，但我们认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甚至有一种误会，以为他的理论就是党的理论，这是必须讲清楚的。”在有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还需要胡风的文艺思想吗？自认为一辈子跟党革命的左翼作家胡风确实太天真了。他后来在“三十万言书”中说：“1948年在香港的同志们发表批评我的文字之前，同志们没有通知过我。只有一次从接近国民党的出版人姚篷子口中听到，说刘伯闵（国民党三陈派文化头领）在同坐汽车的时候告诉他，香港要清算胡风。我当时不大相信，因为这和当时整个局势的斗争要求和气氛是连不起来的。甚至觉得是国民党文化机关玩的小花样：造谣。到香港的同志们把批评我的文章的校样寄来的时候，那刊物也已经出版了。”＇24＇尽管有这样严厉的“清算”，可他认为这毕竟是“自己人”、“同志”之间的批评，他还是满怀希望地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了北方被解放了的土地上。这段洋溢着欢乐的文字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
“虽然地上盖着雪层，空中吹着寒风，但我好像从严冬走进了和煦的春光里面。土地对于我有一种全新的香味，风物对于我有一种全新的彩色，人物对于我有一种全新的气质。”＇25＇到3月22日，他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还说：“我走的是满天星满地花的道路。”
这一年胡风47岁。
不少传闻连想象都不能想象
1949年1月6日下午，胡风应中共中央邀请北上，他们一行九人乘坐一艘挪威船，“由东北商人承包运货到解放区”。＇26＇13日下午在辽宁庄河县上岸，17日到达沈阳，第二天（1月18日），他就听到了不祥的消息。“谢东平找来，闲谈甚久，知道华东文化人听说我有政治问题。”＇27＇ 此后，这样的信息就没有断过。
1月20日，胡风和萧军见面后谈话时，硬气的萧军“似忍不住流泪”。萧军因为看不惯苏联军队在东北的做法，在他主办的《文化报》上忍不住进行了一些婉转的批评，当时正在挨批。1月31日的胡风日记说：“有人因萧军而对我误解”，“我不断地成为造谣对象……”＇28＇尽管如此，2月10日他又一次到文协看萧军，聊了三个小时。
3月30日，周颖来，闲谈中说及“吴晗、田汉夫妇对我的攻击”。31日，冯乃超夫妇及其女儿来，谈了一些闲天，“乔木说我的态度坏得很”。＇29＇这个“乔木”是指他在重庆的老熟人乔冠华。4月2日胡风日记记下了李亚群和他的谈话。
我有小布尔急进性，许多青年同意我，但他们主观强，为市民，或间接为工农兵（但不熟悉工农兵不是不行么？）虚伪的爱国主义模糊了阶级观点，是实。
批评应该尽量估计优点（即令是百分之一的马列主义）。＇30＇对于这一切，胡风在以后的“三十万言书”中说道：“我听到了不少关于我的传闻，我连想象都不能想象。那些不但太违背常识，而且有的可以归结到政治性的问题上去，例如在华北大学，读了我的作品的学生在鉴定上就要写上‘受了胡风思想影响’一条。又例如，在延安时期，周扬同志在讲演中讲到鲁迅的时候总要骂到我。和我有过联系的青年作者几乎很少没有发生过‘问题’的。”＇31＇对当时文艺界的许多不正常现象，他也敏锐地感受到了。“但同时由于过去的记忆和香港论争的影响，我警惕到自己的处境，产生了我暂时不能写理论批评文字，不要在这个革命形势的紧要关头由我弄出麻烦来，对不起党和这个时代的消极情绪。”＇32＇
原来只被看作是“同路人”
事实上，5月18日，诗人艾青就曾当面说胡风“情绪‘消极’”。＇33＇不过，胡风并没有特别在意自己的处境（虽然他自认为“我多少懂得革命，更懂得自己的处境”），没有意识到罗网已为他张开，因为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大半生追求这个革命，把能有的忠诚放在渴求这个革命的胜利上面的人”，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他只是被看作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所以他才会在7月18日即文代会闭幕一天写给老同学朱企霞的信中不无抱怨地说：我，一直只是一个“同路人”，也许你并不了解。为什么如此？那说起来话长，总之，在中国，做一点文化特别是文艺上的斗争，是并不那么容易的，有些事非自己滴着血负担不可。但现在，我是愉快、幸福了，觉得放下了这点负担也不会成为损失。我想以后不弄过去那一套了，学习着写写散文之类，直接从生活吸取一些，也算是一点对于人民的工作。到底能做多少，能否做好，那就不管了。＇34＇他是从显赫的胡乔木那里得知自己不过是“同路人”的。他1949年的日记中有三次提及胡乔木。6月9日，“得胡乔木信，官架子十二万分”。＇35＇11月27日，他本来提出要见周恩来，周没时间，安排胡乔木和他谈，胡主要谈了两点。
1。我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
2。要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36＇对此，他后来在“三十万言书”中有更详细的回忆。
胡乔木同志和我谈话：（一）说我对于党的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二）说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而且这还不是“庸众”的意见；（三）他劝我，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了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应该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使我感到了出乎意料的迷惑。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这意思我懂，以为是应该正视党内思想斗争以至邪正斗争的意思，但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虽然只限于从一个小角度出发，在涉及了的具体问题上可能有错误，但怎么会和党不同呢？而且，我大半生追随了党的事业，怎么还会有一个把党和我一个个人平列起来的“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的问题呢？但由于他的坦白的态度，我当时把心里的话告诉了他：我耽心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时期。这也是我想和周总理谈的主要意思。胡乔木同志当时断然否认了。＇37＇这次谈话在胡风心中投下了阴影，他感到迷惑不解：自己大半生追随党的事业，这一点也得到了党的认可，怎么还会有一个把党和自己个人并列起来的‘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的问题呢？提到‘脱离了党就是脱离了群众’，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应该入党？是不是因为不在党内，文艺领导才不信任他？＇38＇三天后（11月30日），正在创作《时间开始了》的胡风提笔给胡乔木写信，表示了入党的意愿，没有得到回信。（此前，6月11日，曾经是他学生的陈绪宗南下上海前夕，也劝过他，叫他“要求入党”。）下一次他见到胡乔木，胡乔木只是说，这问题也可以考虑，但并不“奉劝”他这样做。从此再无下文。
另一个不能不提的人就是周扬，众所周知，胡风和周扬之间的恩怨是胡风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早在左翼文学激荡的30年代就曾在上海“左联”共事，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由来已久，那时周扬就把胡风看成是“政治敌人”。1949年，当天下大势定于一之后，周扬以“文艺上的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