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作者:傅国涌-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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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商务时，他还“见职工会悬有红字通告，对公司改组总务处办法有所不满，招令会员陈述意见。字迹甚大，张挂在三楼楼梯入口不远之处”。9月6日，他写信给丁英桂，“请即照录一份”，并吩咐以后遇有此类通告，“均请录存，以备查考”。＇24＇
此前6、7月份，张元济一直在为商务的业务改进事情绞尽脑汁，一再提及的减薪事宜，工会方面一直未接受。＇25＇在政协开会期间他不仅要为商务在业务上的困境殚精竭虑，而且要为困扰着商务劳资纠纷而忧心忡忡。9月13日，他在六国饭店收到商务总经理陈夙之10日来信。“知职工会指责改组案，异常蛮横。夙之提出原则二项，尚正当。然同人无能相助者。”看了此信，他一夜睡不安宁。第二天一大早就到北京饭店把信面交同时与会的陈叔通看，“甚为不平。言允职工会要求开紧急会议尤不合”。他拟了一份回复陈夙之的电报，陈叔通修改了几处，却不愿列名。9月14日，他收到陈夙之11日来信。“职工会要求各节均已接受。只可成事不说矣。”9月15日，他给陈回信，并注明给职工会的几个人传阅。同时他给商务另一董事陈拔可写信，“请坚持拒开董事会”。当天，陈叔通来，也说“改组案将来仍须提董事”，他们的意见相同。＇26＇
9月19日，陈叔通向他转述，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在政协筹备会上讲演说“工会要求不宜滥允”，“工会有团结，商业同业无组织，不团结。遇工会过分要求，只图苟安。目前随意应允，且与签约，事后翻悔。此与工会为难者一。又资方怕事，工会要求不敢与之争辩，一切顺归工会，工会即欲扶助，资亦无从措词。此与工会为难者二”。李立三希望“资方与劳方尽管斗争，斗争不已，工会出为仲裁，反可持平。并盼资方不可怕事。怕事反要生事等”。还带来一份北平药业劳资集体合同，用作参考。他将李立三讲话的大意以及药业劳资合同，都信寄给远在上海的陈夙之。＇27＇
10月8日李立三与朱学范来访，张元济向他们说商务的职工会筹备会常务不肯加入改组职务，“似欠合作”。李立三问他原因，张元济说：“诸人以恐被疑为资方买收，故而胆怯。”李立三表态：“职工不应违抗公司用人之权。”＇28＇
从张元济12月12日给丁英桂的信可知，其间他与工会之间的谈话、折冲也没有停止过。＇29＇
1949年底，张元济在商务工会成立大会致辞时，因患脑血栓症突然倒地，留下了左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去了海峡对岸的王云五在《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文中将他病倒归因于商务劳资纠纷中工会对他的“侮辱”。这一说法后来曾遭到许多研究者，包括张元济后人的质疑与反驳。当然，即使张的直接病因不是商务的劳资纠纷，但对于一位83岁的老人来说，过度的奔波、操劳恐怕也是他病倒的重要原因吧。
昔日同人，今朝显要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曾在商务服务的陈云、胡愈之、沈雁冰、郑振铎、陈叔通等身居高位，胡愈之直接出掌了全国出版大权。当年出入商务的练习生、职工、编辑，此时居于或将居于国家领导地位，张元济留下的《1949年赴会日记》（9月3日—10月20日）的字里行间无意中记录下了他们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变化。
商务一直缺乏一位能够董理全局的编审部主任，张元济极希望沈雁冰（茅盾）能南下重返商务。来京前的7月19日，他就提议将商务原先的编审部改为出版委员会，拟请沈雁冰担任会长，董事会已通过了这项决议。9月9日，张元济抵京的第二天早上，沈雁冰就到六国饭店看他。“雁冰语余，甚愿南下，重回本馆，但此间有关涉文艺职，甚难脱身。余再三致意，渠终辞。余答以亦不敢过强。”＇30＇沈雁冰因此推荐了郑振铎，实际上郑也很快另有高就，再不可能回到曾工作过的商务去了。
10月18日即张元济离京南下前一天，他还与陈叔通专门拜访了沈雁冰。“午后二时，偕叔通访沈雁冰。余复申前请。沈坚辞。嗣请代拟一进行计划，先用浅文小册，以自然科学、技术、文艺为主。沈谓当与振铎共同商酌。余言叔通未行，并乞会商。”＇31＇张元济回到上海后，沈雁冰还几次致信，坚辞商务出版委员会会长一席。毕竟今非昔比，昔日的商务练习生、《小说月报》主编，如今即将出任新政权的文化部部长，要他回到一个有着复杂历史的民间出版机构任职，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不过从11月14日、19日他给张元济的两封信中看来，他们已商定由茅盾约请国内专家为商务编一套《新民主丛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丛书的名称是茅盾确定的。
商务出身的人中身份最特殊、地位最高的无疑是陈云，他成为了新时代财政经济的主要领导人之一。9月25日，张元济到朝阳门大街117号财政管理处去访陈云不遇，留下一封信就出来了。这里旧称九爷府，后被收为励志社。10月2日，陈云来访，和他谈了约一小时才去。他们谈了些什么，张元济的日记中没说，除了叙旧、鼓励、客套，恐怕也不会有更多的话题。
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出版界执牛耳的龙头企业，此时已陷入经营、发展的困境之中，这是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也没有遭遇过的。“沪、港、平三处商务印刷厂抗战前年用纸量75万令，而1948年降至6。6万令；人均用纸量1936年为341令，1948年为130令。1949年头五个月基本上没有出版书籍，现金已入不敷出。上海解放后，局面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有所扭转。1949年用纸量为1。37万令，人均27令，比1948年又有大幅度下降，职工工资减少。最严重的恐怕是新书出版的萎缩。1949年9月出了《小学教师学习丛书》等四套小学丛书，缺乏新意，不足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作者和读者的兴趣亦由此转向其他出版社。”＇32＇北上前张元济就曾向上海市长陈毅呈文，诉说商务连职工薪水都发不出来的困难，恳请新政府“垂念此五十余年稍有补助文化教育之机关，予以指导，俾免颠覆”。＇33＇到北平之后，张元济更是无时不在为此操心，不断地与老商务同人商讨、寻找出路。9月9日，陈叔通对他说，夏康农可以到商务做编审，原因是夏“与当局亦通声气”。＇34＇10月4日，陈叔通又推荐宦乡进商务驻京收集稿件，称他们相识很久，非常了解其人，能文能办事，即将出任外交部欧非司长之职，“极为当道所重”。当天宦乡来和张元济见面，谈及商务，“将来可注重于文化的工业，如地图、地球仪、玩具等等。又言人情喜新厌故，有商务与新书店同译一书而人多就新书店购读，此必须费一番转移工夫，方可恢复旧日地位”。张元济认为“言极有理”。宦乡又说过去出版的书必须大加整理，不合用的全部废除。＇35＇他们一谈就是两个小时，并言犹未尽，约定下次再谈。
10月6日，商务申请出版《共同纲领》，尚未得到回复。这一天张元济宴请了参加政协会议的华侨代表，他在致辞时说，商务向来重视华侨子弟的教育，曾专门为华侨学生编过用书，苦于闭门造车，希望得到他们的指导。实际上他是不放过任何机会，耿耿于把商务的事业放在心头。10月8日，他请茅盾、郑振铎、陈叔通和宦乡等吃饭。“谈及联合出版社明春恐派纸更各＇ ＇援例，公司无以为继。同人均主直陈为难情形，当可变通。”＇36＇10月9日，郑振铎、胡愈之一起来见张元济，谈起以后的出版趋向，胡认为将注重分工合作，出版、印刷、发行固须分工，即出版也要分别部门各专一类。将来可能会召集出版会议。张元济说：“联合出版社，闻春季须大加扩充，若如今年秋季例，由各家比例出纸，再加以华东、华南、华西、华中，匪特商务一家为难，恐各家亦无此能力。”胡对他说，这本是试办性质，如有困难，自当变通。并告诉他11日午时中宣部领导陆定一和徐特立要来看他。＇37＇第二天宦乡来访，他向张元济建议，政府的思路是分工合作，不妨请其将新华书店不能尽做的业务分一些给商务，如《毛泽东选集》等，“以图挽回馆誉”。以后对自然科学、技术书也可以出，教育、工业之类也要重视。＇38＇10月11日，胡愈之陪同陆定一、徐特立来和张元济谈出版事。“大意在分工合作。新华与各商营出版应互相扶助，国营并非专利，即马列之书亦可出版，但须送中宣部先看一过。至于印刷发行，亦须分工合作，定一计划。将来出版总署即召开出版会议，将计划提出总会，互相讨论。”这是陆定一的话，徐特立则认为政府可以不必编教科书，只须拟定纲要，给教师、学生以自由，不能越出范围，但不宜株守。这是法国的办法。对此陆没有发表议论。胡的讲话和陆“互相发明”，没有其他意思。＇39＇10月16日，张元济离京南下前夕，请胡愈之、叶圣陶、徐伯昕等商务旧部吃饭，也是“谈出版事”。＇40＇10月19日，他动身离开北京，胡愈之等到车站送别，等车相送，至开车始别。＇41＇半个多世纪以来集编印发于一体的商务印书馆不得不面对从未有过的变局，商务职工也因薪金等问题怨言不断，劳资纠纷高涨，后来老商务人章锡琛在《漫谈商务印书馆》文中回忆说：“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商务为了解除不可克服的困难，八十高龄的张菊老曾经亲自到北京，邀请陈叔通、胡愈之、叶圣陶和我等几个人，商谈争取公私合营的办法。”可惜张元济《1949年赴会日记》中没有记录，其后人张人凤说称这一思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当然用不了多久，百年中国的出版巨无霸、老牌的民间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将不可抗拒地走向公私合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为学者傅增湘困境陈情
张元济在给陈叔通的信中曾列举了五条不愿北上的理由，其中一条就是阔别北平二十年，故地重游，不能不与亲戚故旧有所周旋，会给自己平空添出无数应酬，也是一大苦事。旧游之地确实勾起了他对往事无比感慨的回忆。9月8日，他到达北平，被指定下榻在六国饭店，他感叹：“至则犹是三十九年前之旧状。宣统三年夏，开全国教育会议，余曾寓此数日也。”＇42＇自到京之日起，一个半月中张元济与北大在英文系任教的侄孙女祥保经常见面，这是他最快乐的一件事。在侄孙女陪同下，他游览了故宫，在他当年参加殿试、从而鱼跃龙门的保和殿前摄影留念；参观了北大校园，在故友蔡元培的塑像前久久不肯离开；在北大附近的几个京菜馆吃饭，品尝久违的北京美食；他还为祥保出生不久的外曾孙起了名字。这一切他都一一记在了他的日记中。
在京期间，他与许多故友亲朋都有会面，看到一些多年不见的年长者，83岁的他禁不住发出“甚清健”、“神识清明”、“有老态矣”、“步履稍艰矣”等感叹。回首前尘，他也曾冠盖京华，春风得意，一日看尽京城花，而今垂垂老矣，重游故地，不禁有物是人非之感。特别是9月12日，他到石老娘胡同看望了挚交老友傅增湘之后。
傅增湘是一位著名的版本目录学者、教育家、藏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