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作者:傅国涌-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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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斯所倡之学说》。”＇60＇
4月11、12日，他接连读英年早逝的浙大教授张荫麟留下的遗著《中国史纲》，感到“极为精彩”；4月16日，到浙大图书馆读《耶鲁评论》及《元史…元太祖本纪》；4月19日，到浙大国文系图书馆读顾炎武《日知录》中关于天文与地理部分；4月20日，着手翻译洪亮吉《意言》中关于“治平”一章（至22日译完）。
5月24日炮声可闻之际，竺可桢还在上海读Heapo的《宇宙之构造》。正因为他在去留之间已作出了抉择，所以他才会“泰山崩于前而不乱”，保持波澜不惊的心境，读书不辍。
“一切以真理为依归”
无论如何，竺可桢在浙大的十三年始终没有摧眉折腰事权贵，也从未介入政治，他有自己的独立的追求，有他的人生理想，他对科学的兴趣从来没有消失过。国民党特务人员把他列入“和平分子”，浙大壁报上左倾青年指责他“科学救国”、“第三条道路”不仅无损于他的人格，而且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科学家，一个自由知识分子。
1月16日，王淦昌从美国回来，杭州科学工作者协会举行欢迎会，同时讨论如何应付目前变局的问题。竺可桢发言时指出：“科学工作者在目前此种局势下，不但要在物质上应变，而且要在精神上应变，就是说，科学工作者应抱坚定之立场，追求真理。不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之下，一切以真理为依归，决不指鹿为马，抹杀真理。” ＇61＇2月14日，他去上海时目睹了金山卫及上海附近到处在修工事，听说要筑3500个碉堡，已筑成2000个。面对连天炮火，这位信仰和平的科学家，其心情可想而知。3月21日，严仁赓在浙大工学院礼堂演讲《有效需求，正义、平等与自由》，反对胡适提出的“有政治自由始有经济自由”之说，主张先有经济自由而后始有政治自由。有学生提问何时才会有经济自由，严答怕要等到共产党当政始有经济自由。另一同学即起问：那么必须有一种政治而后才能有经济自由吗？对此，竺可桢的看法是，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恐不能分得如此清楚，“亦犹鸡蛋生鸡与鸡生鸡蛋之孰先孰后问题乎”。＇62＇4月1日是浙大二十二周年纪念节，竺可桢在演讲中指出真金不怕火烧，他引用古希腊诗人“从困苦艰难中方可得到真学问和经验”及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格言，认为现在就是考验大家的时期。他强调“但问是非，不问利害”的精神，要求浙大学子恪守“求是”校训，并倡导“恕”，认为——“目前要世界和平，第一要做到恕字，要能消弭猜忌、嫉妒、仇恨的心理。吾人检讨自己，学校、整个社会及民族均如此。整天说人家的坏话，从不会产生世界和平。要复兴中国，须得和平。惟和平始能增进生产，安定民生，建设和教育才有办法。我们在大学亦应自己检讨，不要开口便骂政府的贪污无能。学校应当改良之处甚多，如公物之不知爱惜，房屋草地马路之不整洁，以及公共图书之失落破坏，即是吾人不顾公德之表示。借书而久假不归，亦非好道德。借书正应如手中得金圆券一样，随借随脱手，方可使要阅者遍受其利。惟有每公民能公而忘私，恕人责己，国家才会太平，民族才会复兴。”＇63＇这一点给夏承焘教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早往大学路开二十二年校庆纪念会，竺校长讲恕道，甚好。”＇64＇这些言论大体上代表了竺可桢的真实思想，他只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个科学家，一个有责任感的大学校长。难怪有些浙大的一些左倾学生一解放就表示对“和平分子”的不满。6月8日，他在上海收到夫人陈允敏杭州来信，得知浙大校内的壁报指责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云云。＇65＇无论国民党特务将他列入“和平分子”的“黑名单”，还是浙大壁报说他走“中间道路”，其实都算得上是准确的。
竺可桢虽然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他心爱的女儿竺梅投奔了解放区，但如他自己所言他对共产党的认识毕竟是“一鳞半爪”，对解放区的情形也是“毫无所知”，“对于马列主义更是一窍不通”，他曾在浙大公开说：“世界上有两种势力最大，一个力量以恨为出发点，一个力量以爱为出发点。以恨为出发点，天天要讲斗争、打击、痛骂。”他认为“要拯救中国，要达到世界永久和平，只有以爱为出发点才能做到”。在政治上他崇拜服膺的是孙中山、甘地。＇66＇
对新时代开始有感性认识
1945年他读过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日》后以为“里德系共产党，故其言不免于偏”。1947年6月7日，他在太平洋船上读了白修德著的《中国之震雷》（现译《中国的惊雷》）后虽然相信共产党在抗战中，在土地改革方面“统比国民党政府做的彻底而努力得多”，但也认为这本书“对于＇国民党＇政府攻击不遗余力。所叙多为事实，但对于共产党则赞扬备至，不免偏激”。
竺可桢对共产党真正有了感性认识，而不是通过阅读、听说还是从亲历上海解放开始。从那以后，我们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到他对新政权、新时代的最初认识。
5月26日，他一觉醒来，上海已经解放。“法界与河南之英界公共汽车已照常行驶。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67＇5月27日午后，他出门只见沿途路上“均人山人海如上元、元旦假日状态。时有鼓吹之汽车疾驰而过，喊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在大新公司有毛泽东、陈毅司令像高悬空际。南京路店铺均尚关闭，公共汽车亦不开。法租界则电车公共汽车照常行驶中。霞飞路店门均开，时有学生带锣鼓游行，且见女学生插鲜花于解放军衣襟上。霞飞路行人观者如睹……”＇68＇5月30日下午，谢季华和钱临照一起来看他，谢季华刚从南京到丹阳，与陈毅同来，曾听陈毅说共产党将尽力宽大对待敌党，胡适、傅孟真、翁文灏“均无避去之需要”。陈毅曾看过中央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并曾提及竺可桢，说应当电告杭州市长谭震林到浙大访竺，可见陈毅此时还不知道他在上海。＇69＇6月1日，“今日起时钟又拨迟一小时，因解放军来沪后，以北平未用夏令时间，京沪与平不能有异，故又将时钟拨回一小时。不知城邑与乡村不同。农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夏季时间不必提早。城邑则惯有夜市，如不拨早，晨间日光浪费。或者以为夏令时间为英美办法，苏联并未颁行。不知道莫斯科、列宁格勒纬度已高，夏季拨早一小时不能节省电费，因夏日昼可自晨三四点到晚九点十点也。倒是北纬三四十度有夏令时间之需也。”＇70＇对此，气象学家竺可桢尤为敏感。
6月12日，上海新政府的文教处副处长李亚农来。“余告以上海船舶往来甚众，不久台风时期将届，应未雨绸缪，先为之备。次谈及夏季时间改早问题。余以为大城邑如上海，改早时间可以省电，不妨由公用局之用电度数算出之。”＇71＇6月17日，中央研究院被接收。18日院中联谊会请民主人士施复亮来讲演知识分子的改造。他和李亚农等谈及8月将开的科学会议请了七八百人之多，他说：“如此众多，费款必多；将来招待，一切从简。”＇72＇6月19日下午，中国技术协会举行全体会员大会，他因为担心“开会时间甚久（目前上海习惯开会，每达五六小时）”，所以不去参加。＇73＇6月29日，《新闻日报》记者采访竺可桢，问他两个问题，一是人民政府对于国民党特务向来极宽大，但今日起沿户搜查，问他作何感想。二是中共28周年，问他有什么意见。他的回答是“均无意见可以发表”。＇74＇6月30日，即中共28周年纪念前夜，华东局与人民政府邀请各界人士吃饭，近一千二三百人，来宾中宋庆龄、黄任之、陈叔通等及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均有演讲，“一致向共产党致敬”。＇75＇7月11日，他北上出席科学会议，路过济南，山东省教育厅长、济南市教育局长招待中餐，“菜颇丰，仍为中国旧习惯也”。 ＇76＇7月13日，他来到阔别十三年的北平，“今日重来，更觉北京之伟大”。＇77＇7月23日，他随科学参观团到东北参观。31日，他们参观了抚顺一个制铝厂遗址，“现其机器为苏联移去，人民政府将向苏联索回云”。 ＇78＇8月13日，他在大连参观时得知，“据中苏条约，苏军可驻军三十年云云”。 ＇79＇8月19日，他们在大连海滨公园，同行的王成组“因在海滨照苏联军营，致被押至公安局”，他们都“颇为惊恐”，不过当地交际处处长很快就将人保释出来了。＇80＇9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等二十团体请吃晚饭，到场的有500人以上。“此一席西菜加葡萄酒，费用当可观。如以每人六千元计，即三百万元，或三万斤小米也……”＇81＇
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
尽管风雨飘摇，气象学界仍然为庆祝竺可桢60岁生日出专集、辟纪念室。6月14日，在上海的一次气象讨论会上，赵九章代表气象学会当面将5月间编印的《竺可桢先生六旬寿辰纪念专刊》交给他，其中收入文章17篇，报告一篇，印刷也很精致，表彰竺可桢在气象界的筚路蓝缕之功。竺可桢在致谢词时说，自己在浙大十三年，“对于本行已极落伍，如陶渊明《桃花源记》之渔父，因避秦乱而入异地，及其返家，则一切茫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以其如余今日之于气象学矣……”＇82＇实际上，在他十三年的大学校长生涯中从未停止对科学前沿的关注，从未放弃科学研究，不仅手不释卷，而且利用休息时间写了不少有见地、有科学价值的专业论文。如今告别了浙大，他能否全身心地回到正常的科学研究中，此后将会面临什么，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布满了问号。
此前，他在5月27日的日记中说：“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83＇ 6月5日，在讨论中央研究院出路的会上，他提出联合政府成立后科学研究是否将着重于实际应用方面。“虽是俄国对于理论亦极注重，但以中国经济之支绌，将来难免不为专题而给款，而此等专题胥为应用的……”＇84＇
6月9日，中央研究院召开成立21周年纪念大会，因等待市政府来宾，从八点半一直等到了九点，陈毅亲自来参加。先是竺可桢发言报告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半个小时，提及蔡元培、丁文江，尤其是杨杏佛的筚路蓝缕之功。接着，陈毅讲了一小时，“述理论对于革命之重要。谓共产党之成功，由于知识高于国民党。述共产党之虚心采纳，谓批评不妨严，而希望不能过大。谓民主之要义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多数要尊重少数之意见。其言极为合理。”宣传部冯定“讲马列主义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