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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作者:傅国涌-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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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先生之信徒,又为毛主席之挚友,今日之游,悲喜交集”,接连写了四首诗。然后,“毛主席赐宴,客为余等四人,陪客者毛夫人、毛小姐、朱总司令、田秘书,谈宴极欢,三时后以汽车送还”。'35'在《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赴毛主席宴集》一诗前面他说:“谈诗论政,言笑极欢。自揆出生六十三龄,平生未有此乐也!”'36'当夜,他仍兴奋不已,虽“倦极不堪”,还写信数封,到半夜才睡。
  5月21日,毛泽东复信柳亚子称“各信并大作均收敬悉,甚谢!惠我琼瑶,岂有讨厌之理”,对他提出成立国史馆与在故乡江苏担任职务泼了冷水,(“(国史馆)弟个人亦不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吃力不讨好。江苏虚衔,亦似以不挂为宜,挂了于己于人不见得有好处。”)并劝慰他:“某同志妄评大著,查有实据,我亦不以为然。希望先生出以宽大政策,今后和他们相处可能好些。在主政者方面则应进行教导,以期‘醉尉夜行’之事不再发生。”'37'原因是他进北京不久,就有人妄加评议他的诗作,那个时候他的精神处于极度冗奋之中,到处给人送诗,确实是泥沙与金子俱下。他曾为此写信给毛,“醉尉夜行”一语即出自《感事呈毛主席》初稿中的“醉尉夜行呵李广”一句。得到领袖的宽慰,无疑消解了他的部分不满。难怪6月14日,柳亚子给儿子的信里说:“中共对我极客气,对文化人亦极好。”'38'6月17日,毛泽东还派田家英及警卫员郭安奇接他上香山。
  但柳亚子的牢骚一直没有停止,心情时好时坏,5月11日,有人从城里来,“言种种腐败情形,殊为不耐”。'39'5月17日傍晚有客人来,他“留之同饭,不肯,送出门外,佩妹邀登景福阁,为哨兵所阻,余大骂拂衣而归,不复管客人的事了”。'40'6月5日,柳亚子夫妇到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所在地(东四附近的一个院落)拜访宋云彬,叶圣陶、傅彬然等也在这里,叶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宋、傅是成员,但是门房拦住他,要他登记之后才能进去,他大怒,认为这是官僚作风,不顾阻拦径自往里走,警卫员跟着进来,他到了办公室,看见桌上的墨水瓶,随手拿起掷了过去,却溅在柳夫人的身上。傅彬然和金灿然闻声而出,向柳亚子道歉,并将警卫员申斥一番。当时宋云彬正在午睡,忽然被叫醒,说柳亚子夫妇来访,为门房所阻,柳老大怒,正在办公室等候,等宋披衣而出,“则柳老余怒未息,柳太太满身蓝墨水,金灿然正向柳老道歉。柳老立片刻即辞去,余送之登车”。当晚,宋云彬又前去向柳亚子道歉,柳夫人说:“今日警卫员确有不是,因彼曾持所佩木壳枪作恐吓状也。”宋回来后与叶圣陶、金灿然说这个事,叶以为“我们不需要武装警卫,今后须将警卫员之武装解除,灿然同意”。'41' 
 
 
是诗人,不是政治家
 
  柳亚子的发牢骚、发脾气,其实一点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他对一个新的政治环境感到陌生和不适应,另一方面是对政治上的安排不满,他总是将自己与李济深等国民党阵营中过来的头面人物攀比。但从性格上说,他本身就富有文人气质,不是老谋深算之辈。早在1946年写的那篇《柳亚子》文中,宋云彬就说过,在桂林时期,“他喝了酒,有时也会骂,我曾亲见过几次,因此我想当年复社诸君子痛骂那《燕子笺》作者阮大铖的情景,大概也是这样。有人以为柳先生脾气坏,我却觉得这正是柳先生的天真可爱处。”'42'正因为如此,其性情、自信及自负才不会随着政权的更迭而改变,到了北平之后,他还在4月16日日记中写道,在北京饭店,“听恩来报告,极滑稽突梯之致,可儿也”。'43'5月21日,“毛主席来信,颇有啼笑皆非之慨”。'44'6月19日、20日的日记中都称毛泽东为“老毛”,称毛为“润之”、“润”更是寻常,因为他自认为和毛是“挚友”,对他而言这不是什么对领袖的不敬。在其身后遗留下的两抽屉印石图章中,还有“兄事斯大林……”、“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这样的狂放不羁的印章。
  柳亚子在本质上是个诗人,是个具有浓郁救世情怀的革命诗人,从来都不是政治家。1949年5月19日,和他同船北大、74岁高龄的陈叔通为他的《光明集》写的序言中说:“亚子柳君,当清之季,慨然以革命自任。时有南社,革命诗人所荟萃,君独出冠时。四十年来,奔走革命,一以主义为归,不折不挠,与恶魔搏斗。所遭至困,顾未尝废诗。”'45'作为南社盟主,他一贯以“诗坛领袖”自居,以“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自期。1945年毛泽东写给他的信中曾说:“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奋起。”他也写下了“除却毛公即柳公,纷纭余子虎龙从”、“一代文豪应属我”等诗句,还说过这样一番话:“辛亥革命总算是成功了,但诗界革命是失败的。……国民党的诗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章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润之一枝笔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可惜他劬劳国事,早把这牢什子置诸脑后了。这样,收束旧时代,清算旧体诗,也许我是当仁不让呢!”'46'1949年4月到6月,他在北平组织南社和新南社雅集、筹办文研会大概就是他作为“诗坛领袖”的最后活动。
  4月2日,他与马叙伦谈论“南社临时雅集事”,4月15日,他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看场地。“估计明日将举行南社暨新南社联合临时雅集也。”4月16日下午,南社、新南社联合临时雅集在来今雨轩如期举行,他任主席,从两点半开始,到六点才散,到会的宾主共有80多人,周恩来、叶剑英、李立三等许多中共领导人都以来宾资格讲话,欧阳予倩、邵力子等社友也纷纷发言,最后由柳致谢辞。'47'叶圣陶伉俪和宋云彬等也应邀而往,风云际会,“可谓极一时之盛矣”,柳内心的兴奋可想而知,宋日记中说“今日亚老乐矣”。'48'接着,柳亚子又始热衷于筹组成立文研会,他甚至想请毛泽东担任名誉主席。6月19日,在颐和园听鹂馆召开文研会筹备会议时,他被推为主席。“俨然黄袍加身,拟推老毛为名誉主席,未知其肯入我彀中否也。”'49'6月21日,他忙于“赶弄文研会聘书及开会通告”,到晚上十一时才休息。22日,他“忙于发通告”,自嘲“春蚕自缚,殊自笑也”。'50'6月26日下午,文研会成立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到会的有一百多人,到五点钟散会,他又是兴奋,又是“倦极不堪”。'51'
  宋云彬好言相劝
  第二天上午,好友宋云彬给他写了一封长信。
  (上略)我有许多话很想跟您说。但自从搬出六国饭店以来,我们隔得太远了,见面时又常有许多客人在一起,无法畅谈,现在只好写信了。第一桩事情,我觉得您的那篇《文研会缘起》写得不大实际,而且容易引起误会,容易被人当作把柄来攻击您。例如您说“残劫之余,艰于匡复,司农仰屋,干部乏材,国脉所关,敝屣视之”。如果有人把它演绎一番,那么,“司农仰屋”不就是说人民政府的经济没有办法吗?“干部乏材”不就是说干部都是无能的,都是要不得的吗?最后两句,不是说人民政府轻视文化吗?幸而您写的是文言,又用了典故。否则流传出去,被帝国主义者的新闻记者得到了,他们会立刻翻译出来,向全世界宣传说:“你们瞧,连一向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先生都这样说了,难道还是我们造谣言吗?”亚老请您想想,万一真的被反动派当作把柄来作反宣传,您不是要懊悔吗?而说事实绝非如是。即“国脉所关,敝屣视之”来说,可以说决无其事。中共确是重视文化的,赵城藏经之抢救,不是最现实的例子吗?……
  根据上面所说的理由,我觉得亚老这次发起“文研会”是一桩不必要的事情,同时觉得做的有点儿过火了。亚老有四十年革命历史,没有人不景仰。到过延安的几位朋友曾经对我说,他们在延安的时候,一谈到国民党的老前辈像亚老、廖夫人、孙夫人,没有不表示敬意的。这是事实,决非我说的阿谀的话。亚老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人,常常感情盖过了理智,尤其在神经兴奋的时候。现在颇有人利用亚老这一个弱点(热情横溢原不能说是弱点,可是过分兴奋,任凭感情做事,就成为弱点了),怂恿亚老,戟刺亚老,说得不客气一点,利用亚老来抬高自己身份,或作进身的阶梯。而亚老又往往遇事不多加考虑,对人不多加分析,纯凭一腔热情,或挺身替人家打不平(其实有些并不是不平的事情),或具名替人家作保荐,于是抗议之书、绍介之函,日必数通,何亚老不惮烦也?
  这样发展下去,有几种不好的结果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一、一些怕受批评,怕招是非的朋友,不敢多跟亚老接近了(我得声明,我还不至于这样),而一些来历不够明白,心里怀着鬼胎的人,倒多围集到亚老的周围来了。他们不会对亚老有所规箴,只是阿谀顺旨,起哄头,掉花枪,非把亚老置之火炉之上不可。二、常常接到亚老的抗议书或绍介信的领袖们,觉得亚老实在太难服侍了,或者竟觉得柳老先生太多事了,于是最初每函必复,后来渐渐懒于作复了。这样,自然会引起亚老的不快,增多亚老的牢骚。三、一些素来对亚老感情不很融洽的人,更加会拿“亚老神经有毛病”或“亚老又在发神经了”等等恶意中伤的话来作宣传。我的愚见,以为像亚老那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的人,有崇高的地位的人,在今天最好不多讲话,不多做不必要的事情,逢到有应该由亚老站出来讲话的时候才来讲话,“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样,亚老的德望和地位必然会一天天增高。否则“杀君马者路旁儿”,我虑亚老之马力将竭矣。率直陈词,不避冒渎,死罪死罪。'52'
  信写成后,宋云彬先拿给叶圣陶看。“圣陶连称好极了,即挂号寄出。”宋在当天的日记中抄录了此信,并在日记中说:“亚老自来北平后,精神亢奋,言动屡越常轨,而二三无聊之徒复围集其周遭,图有所凭借,余故致书恳切规劝之。”'53' 
 
 
“无事忙”贾宝玉
 
  这封信无疑也为揭开柳亚子“牢骚”之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在革命大功告成、山河重新一统之际,他的举动就有点显得不合时宜了。1946年8月,宋云彬在为《人物》杂志写的《柳亚子》一文中说:“到了清朝末年,又是豺狼当道,奸佞满朝,政治败坏,民生憔悴,于是一部分士大夫,又起来组织‘南社’,和恶势力斗争了。”“南社在表面上是文人的集会,无非诗酒唱和,而事实上却是文化界的革命集团。”“加入南社的人,都是能做诗写文章的,他们借诗文来发挥民族思想,发挥自由平等主义。”'54'这也是中国士大夫的一种传统,从东汉末年的士大夫到明末复社,史不绝书。然而,革命成功了,时代巨变了,还需要不是党安排的“南社雅集”和“文研会”吗?中山公园的雅集注定要成为绝唱,文研会也必然是无疾而终,因为“文代会”马上要开了。7月2日,徐冰以汽车接柳亚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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